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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經》時代的社會經濟考略
王 寧
（棗莊人民廣播電臺）
我國先秦古籍完整流傳到現在的實在不是很多，這其中《山海經》毫無疑問是屬于最古老、最奇特的一種，歷來使用、研究它的也不乏其人，但是都沒有真正觸及到它的實質，主要原因是一直沒有弄明白三個最主要的問題：
1．它的制作時代及作者。
2．它記述的地理位置。
3．它記述的時代。
首先要說明的是，《山海經》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前面的《山經》部分，一部分是后面的《海經》部分，這兩部分本來不屬于一本書，它是兩本各自單行的古書，《山經》全稱叫做《五藏山經》，《海經》部分原名叫做什么現在不能確知，何幼琦先生認為就是《史記·大宛列傳》中提到的《禹本紀》[1]，筆者比較贊同這個說法，這兩本書的制作時代不同，作者不同，實在不能把二者放在一起的，但因為二者都有語怪和記述地理的相同性質，所以才被拉郎配合編在一起，合編的人就是漢代的校書大家劉向、劉歆（劉秀）父子。有人會說《史記·大宛列傳》里，有這樣的話：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昆侖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后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昆侖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認為司馬遷時代就已經有了《山海經》，因此司馬遷能看到。其實這個說法很靠不住，《論衡·談天》曰：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其高三（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于（相）辟隱為光明也，其上有玉泉、華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后，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昆侖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夫弗敢言者，謂之虛也。昆侖之高，玉泉、華池，世所共聞，張騫親行無其實。案《禹貢》，九州山川，怪奇之物，金玉之珍，莫不悉載，不言昆侖山上有玉泉、華池。案太史公之言，《山經》、《禹紀》，虛妄之言。凡事難知，是非難測。”
這里面兩次提到太史公的話，都說是《山經》而不是《山海經》，故黃暉《校釋》云：
“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怪物，《史記》今本作《山海經》，誤。《漢書》、《前漢紀》并述史公此文，而無‘海'字，與《論衡》合。《山經》、《海經》兩書，《海經》后出，史公只見《山經》，故《后漢書·西南夷傳論》亦稱‘山經'，仍沿舊名。畢沅《校山海經》曰：‘合名《山海經》，或是劉秀所題。'其說是也。”[2]
但是黃說“《海經》后出”則誤，其實《海經》是最古老的，它的產生時代遠遠早于《山經》。
筆者認為《海經》（《禹本紀》）是夏朝遺民的作品，因為夏朝沒有文字，所以它本來只是圖畫，要配合專業巫史的口頭解說才能明白和流傳的“圖書”，因為夏人祖禹，故名《禹本紀》。直到春秋時期才由通于文字的巫史把口頭解說記錄下來，圖文并茂。因為口頭解說的差異性很大，而且巫史之間的專業水平也很不一致，所以此書就產生許多版本，其中司馬遷看到的那個就是一個版本，而《淮南子·地形訓》等篇中使用又是另一個版本，到了劉向、劉秀之時，才匯集諸本加以匯校，又把《五藏山經》與之合編，形成了一個十三卷本《山海經》，《漢書·藝文志》中著錄的《山海經》就是十三篇，其根據的是劉歆（秀）自著的目錄學著作《七略》。到了晉代郭璞為《山海經》作注的時候，把他搜集到的一個更古老的《海經》版本即《大荒經》四篇和《海內經》一篇（實際上也應該是四篇，因為殘缺過甚被混編為一）附上，形成了我們今天看到的十八篇本的《山海經》[3]。
《海經》既然是夏人的作品，它記述的內容當然應該與夏人有關，筆者認為《海經》記述的時代是上自黃帝下迄于夏末，最晚的事件和人物是湯伐夏桀；它記述的地理范圍是以今山東省為中心、漸及其周邊地區，而這個范圍正好是夏王朝故國的疆域范圍，所以筆者認為：
“《海經》即《禹本紀》，是一部流落到楚地的夏朝遺民用圖畫加口頭解說著作的史書，它記述的是夏王朝故國（今山東省境內）的山川地理、方國異物和自黃帝以迄夏末的歷史傳說，在先秦時代流傳很廣，影響較大。如果說卜辭是研究殷商歷史和文化的途徑的話，那么，《海經》則是研究夏代歷史和文化的門戶和鑰匙，它可以幫助我們對夏代的地理、歷史和文化有一個整體的認識。”[4]
在考古學上，《海經》記述的地理與時代相當于山東地區的龍山文化后期和整個岳石文化時期，而龍山文化已經被普遍認為相當于歷史中的五帝時代[5]，而岳石文化“經碳14測定并經校正的年代又多在文獻記載的夏代紀年范圍內，因而大部分岳石文化遺存的年代應相當于夏代”[6]，所以對《海經》記述的內容做一番全面的考察，對研究五帝時代特別是夏代的歷史當大有裨益。本文即根據《海經》本文來探討一下其記錄時代的社會經濟狀況，要說明的是，《海經》的文字是周代人記錄下來的，其中不免帶有周代的語言的色彩，比如稱其中的氏族部落為“國”、為“民”，這些是應該特別注意的。
一、自然采集
在殷商時代以前的黃河中下游地區氣候炎熱，森林廣布，河流縱橫，沼澤湖泊星羅棋布，動植物種類繁多，自然物產十分豐富，胡厚宣根據對卜辭的研究之后認為，殷商時期“森林草原廣布于黃河流域之地，麋、鹿、兕、象、犬、豕、虎、狐、隹、雉之類，往來出入于其間。凡此皆殷代氣候遠較今日為熱之證也。”[7]《海經》中記錄的動物有犀牛、兕、象、巴蛇（巨蟒）、麈、鳳鳥（雄孔雀）、皇鳥（雌孔雀）等等現在在熱帶、亞熱帶才有的動物，說明當時的黃河流域的氣候的確和今天云南一帶很相似。在這種優越的自然條件下，人們的生存環境是相當好的。
根據《海經》的記錄，當時的時代是自然經濟的漁獵和農耕并存的時代，其中有一部分人群仍然依靠純自然經濟生活，如：
《海外西經》：“此諸夭(沃)之野，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鳳皇卵，民食之；甘露，民飲之，所欲自從也。百獸相與群居。在四蛇北。其人兩手操卵食之，兩鳥居前導之。”
《大荒西經》：“有沃(民)之國，沃民是處。沃之野，鳳鳥之卵是食，甘露是飲。凡其所欲，其味盡存。”
《大荒南經》：“有臷民之國。帝舜生無淫，降臷處，是謂巫臷民。巫臷民盼姓，食穀，不績不以服也，不稼不穡食也。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群爰處。百谷所聚。”
這些人群是依靠優越的自然條件，不需要太多的人工勞作，采集自然所生的產品即可滿足他們的衣食需求，其中所說的“百谷”應該是天然自生之物，因為《大荒南經》明確的說臷民之國是“不稼不穡”的。這樣的人群大約仍然生活在比較天然的原始狀態，他們的生活環境交好，天然食物來源豐富，因此不需要辛苦勞作即可生活，所以被認為是樂土。
當時采集自然植物的葉、花、果是人們食物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它記載一些物產豐富的地方如平丘、嗟丘等等，常常要說“楊柳、甘柤、甘華，百果所生”或“百果所在”，這是被當時人當作食物的組成部分的東西。如：
《大荒南經》：“又有人方食木葉。有不死之國，阿姓，甘木是食。”
《大荒南經》：“驩頭人面鳥喙有翼，食海中魚，杖翼而行。維宜芑苣，穋、楊是食。”
《大荒東經》：“中容人食獸、木實。”
這些甘木、楊、木實應該都是來源于自然采集所得。在岳石文化遺址中也發現了蓮子和野生植物的種子，但是現在一般認為，到了岳石文化時期，采集手段只是作為農業的補充[8]，并非是主要的食物來源。
二、漁業
《海經》記述的地理范圍之內有東西南北四個海，四海之內河流、澤藪眾多，靠水而居的國族很大一部分食物來源就是漁業，故其記載許多國家是“食魚”甚至“衣魚”，如：
《海外南經》：“讙頭國在其南，其為人人面有翼，鳥喙，方捕魚。”
同上：“長臂國在其東，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一魚。一曰在周饒東，捕魚海中。”
《海外東經》：“玄股之國在其北。其為人衣魚、食鷗，使兩鳥夾之。”
《大荒南經》：“有人名曰張弘，在海上捕魚，海中有張弘之國，食魚，使四鳥。”
《大荒南經》：“有人焉，鳥喙有翼，方捕魚于海。大荒之中有人，名曰驩頭。鯀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頭。驩頭人面鳥喙有翼，食海中魚，杖翼而行。維宜芑苣，穋楊是食。有驩頭之國。”
《大荒北經》：“有無腸之國，是任姓。無繼子，食魚。”
《大荒北經》：“有人，方食魚，名曰深目民之國，昐姓，食魚。”
《大荒北經》：“有繼無民，繼無民任姓，無骨子，食氣、魚。”
說明當時漁業是人們重要的食物來源之一。在龍山文化時代，漁業捕撈已經比較發達，遺址中出土的“陶、石網墜、骨魚鏢、骨魚鉤是主要的捕撈工具，源遠流長的‘竭澤而漁'的傳統捕撈方法仍在使用。經發掘的遺址大都存在魚骨、魚刺、魚鱗、蚌殼、蛤殼等水生動物遺骸，表明水生動物構成龍山文化人們食物鏈的一部分。”[9]
而根據《海經》的記載，當時舟、船已經發明了：
《海外東經》：“大人國在其北，為人大，坐而削船。”
《大荒北經》：“衛丘方員三百里，丘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為舟。”
《海內經》：“帝俊生禺號，禺號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為舟。”
舟、船的使用也是漁業發達的標志之一，可以想見當時的漁業在捕撈工具和方式上已經和今天的漁業十分相似了。
三、狩獵
上古時期，狩獵是人們重要的食物來源，也是主要的生活方式之一，《海經》時代也應不例外。《海經》記述的地域內動物種類和數量繁多，文中常說“爰有百獸，相群爰處”。《海經》記載許多國族“食獸”、“肉食”或以鳥、蛇等動物為食：
《海外南經》：“臷國在其東，其為人黃，能操弓射蛇。”
《海外東經》：“君子國在其北，衣冠帶劍，食獸，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讓不爭。”
《海外東經》：“黑齒國在其北，為人黑，食稻啖蛇，一赤一青，在其旁。一曰在豎亥北，為人黑首，食稻使蛇。”
《海外東經》：“玄股之國在其北。其為人衣魚、食鷗，使兩鳥夾之。”
《大荒東經》：“有中容之國，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獸。”
《大荒東經》：“有司幽之國……食黍食獸。”
《大荒東經》：“[有人]于（扜）獸，方食之，名曰搖民。”
《大荒南經》：“有人食獸，曰季釐。帝俊生季釐。故曰季釐之國。”
《大荒南經》：“有蜮山者，有蜮民之國，桑姓，食黍，射蜮是食。有人方扜弓射黃蛇，名曰蜮人。”
《大荒北經》：“有人，名曰犬戎。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為犬戎，肉食。”
《大荒北經》：“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顓頊生驩頭，驩頭生苗民，苗民釐姓，食肉。”
這種食獸、食肉、食蟲蛇的記錄，應該是狩獵的活動結果的體現，當然這些獸或肉中也可能有一部分來自于畜牧飼養，但是蛇、鷗、蜮之類的動物顯然不能是家養的，是該國人用弓箭來射殺取得，顯然也是原始狩獵活動，當時弓箭的普遍使用為狩獵活動提供了保障。
《海經》記載了許多動物，據張巖統計，“《海經》中大致有46種有介紹文字的鳥獸魚蟲，有形態介紹者38種”[10]，這種對動物的豐富認識顯然來自于漁獵活動。要提出的是，《海經》時代的許多國族有馴養鳥獸的本領，如《海外東經》說“玄股之國在其北……，使兩鳥夾之”，《海外東經》說“君子國在其北，衣冠帶劍，食獸，使二大虎在旁”；《海外北經》說“聶耳之國在無腸國東，使兩文虎。”特別是有些國族有役使多種大型猛獸的能力，其中最常見的是“使四鳥：豹、虎、熊、羆”：
《大荒東經》：“有媯國，黍食，使四鳥：虎豹熊羆。”
《大荒東經》：“有中容之國，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獸、木實，使四鳥：豹虎熊羆。”
《大荒東經》：“有司幽之國。帝俊生晏龍，晏龍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食黍食獸，是使四鳥。”
《大荒東經》：“有白民之國。帝俊生帝鴻，帝鴻生白民。白民銷姓，黍食，使四鳥：虎豹熊羆。”
《大荒東經》：“有黑齒之國。帝俊生黑齒，姜姓，黍食，使四鳥。”
《大荒東經》：“有國曰玄股，黍食，使四鳥。”
《大荒南經》：“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國，姚姓，黍食，使四鳥。”
《大荒南經》：“有人名曰張弘，在海上捕魚，海中有張弘之國，食魚，使四鳥。”
《大荒北經》：“有叔歜國。顓頊之子，黍食，使四鳥：虎、豹、熊、羆。”
《大荒北經》：“有北齊之國，姜姓，使虎、豹、熊、羆。”
《大荒北經》：“有毛民之國，依姓，食黍，使四鳥。”
時至今日，豹、虎、熊、羆也不是家畜之類（雖然有人把它們當作寵物飼養），除了在馬戲團我們可以看到它們聽從人的號令之外，很少能有人役使它們，但這些國族都可以做到，可見當時人們馴捕野獸的能力是相當高的。但為什么稱它們為“四鳥”不可得知，役使它們作何用亦不能明。《史記·秦本紀》載帝舜時即有大費（栢翳）“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而《海經》中能使四鳥的國族多為帝俊之后，帝俊即帝舜，可見《史記》所言是有事實作為依據的。
但總起來說，《海經》中記載狩獵的內容與農業的內容相比少得多，這是因為從龍山文化時代開始，“由于農業和飼養業得長足發展，漁獵已不是保障生存所比不可缺少得經濟活動，而成為一種消遣性的、對經濟生活起補充作用和提高物質生活水平的活動。”[11]只是還有些國族仍然是依靠漁獵為生的。
四、畜牧業
畜牧業是漁獵生產的衍生和發展，龍山文化時代畜牧業已經相當發達，張學海認為龍山時代“家畜家禽飼養發達。‘馬牛羊雞犬豕'六畜齊備，以豬最多，狗次之，牛羊又次之，雞、馬較少。”[12]到了岳石文化時代，畜牧業更加進步，“動物考古學家曾對泗水尹家城岳石文化的動物骨骼進行了鑒定，發現家畜類所占比例比龍山時代有了大幅度增加，而野生動物卻明顯減少，畜牧業已成為僅次于農業的主要食物來源。”[13]在《海經》中關于畜牧的活動記載不多，最為著名的就是王亥仆牛的故事：
《大荒東經》：“有困民國，勾姓，而(黍)食。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殺王亥，取仆牛。河[伯]念有易，有易潛出為國，[是此困民]。”
這個故事也見于《竹書紀年》、《周易》、《楚辭·天問》等典籍，《海經》所言王亥只有仆牛，但《天問》卻說他“胡終弊（賓）于有扈（易），牧夫牛羊”，《周易》里也說“喪羊于易，無悔”，“喪牛于易，兇”，可見王亥是牛、羊都有的。王亥是商人的著名先公之一，說明當時已經有了大規模的畜牧業，有許多國族是靠畜牧來維持生活的。
在龍山、岳石文化時期飼養最多的豬（豕）、狗（犬）在《海經》中沒有太多的體現，但說有些動物象豬（豕）或狗（犬），《海內經》說到“有封豕”，封豕就是大豬，還有《海外西經》記載的“并封”，說它“其狀如彘”；《大荒西經》說到“有赤犬名曰天犬”，《海內北經》說“蝟[狗]狀如狗”，《海內經》還記載了一種動物叫做“菌狗”，說明當時人們對豕（豬、彘）和狗（犬）是比較熟悉的。
比較獨特的是《海經》對馬類記述的不少，而且種類很多，如：
《海外西經》：“奇肱之國在其北，……乘文馬。”
同上：“白民之國……有乘黃，其狀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壽二千歲。”
《海外北經》：“北海內有獸，其狀如馬，名曰騊駼。有獸焉，其名曰駮，狀如白馬，鋸牙，食虎豹。有素獸焉，狀如馬，名曰蛩蛩。”
《海內南經》：“旄馬，其狀如馬，四節有毛。在巴蛇西北，高山南。”
《海內北經》：“有文馬，縞身朱鬣，目若黃金，名曰吉量，乘之壽千歲。”
《大荒南經》：“有青馬，有赤馬，名曰三騅。”
《大荒南經》：“有南類之山，爰有遺玉、青馬、三騅。”
在古代馬這種家畜主要是作為交通運輸的工具，對馬類的記載如此豐富，說明當時的交通運輸已經有了相當的規模。
根據卜辭的記載，殷商時期畜牧業十分發達，主要的家畜有馬、牛、羊、豬、犬、象，其中象在現在的黃淮流域已經絕跡，殷商時代黃淮流域尚多，而《海經》中也記述到象，如《海內南經》說“巴蛇食象，三歲出其骨”，《大荒南經》說蒼梧之野有象，《海內經》說“有朱卷國，有黑蛇，青首，食象”，可見《海經》記述的時代，山東及其周邊地區也是有象這種動物，但沒有說將它當作家畜來馴養的。
五、交通運輸
根據《海經》的記載，車、舟都是出于奚仲父子之手：
《海內經》：“帝俊生禺號，禺號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為舟。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為車。”
這是記載奚仲的父親番禺發明了舟，奚仲的兒子吉光發明了車，與后世“奚仲始作車”、“共鼓、貨狄作舟”（并見《世本》）的記載不完全相同。但是《海經》的時代舟（船）、車的確已經在使用了：
《海外東經》：“大人國在其北，為人大，坐而削船。”
《大荒北經》：“衛丘方員三百里，丘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為舟。”
舟楫的發明，在當時河流湖泊眾多的生活環境中具有很重要的實際意義，特別是為的漁業生產和交通提供了便利。
徐中舒、唐嘉弘認為：“夏代不僅沒有文字，也沒有兩輪大車”[14]，但歷史的記載不是如此，古書記載夏代的奚仲已經發明了車，如《說文》：“車，輿輪之總名，夏后時奚仲所造。”《海經》則認為是奚仲的兒子吉光造了車，說明當時的確已經有了車。同時，《海經》中還有“乘兩龍”的記載：
《海外南經》：“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
《海外西經》：“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兩龍。”
《海外東經》：“東方句芒，鳥身人面，乘兩龍。”
《海外西經》：“大樂之野，夏后啟于此舞《九代》，乘兩龍，云蓋三層。”
《海內北經》：“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乘兩龍。”
這個“乘兩龍”顯然是由當時已經有“乘兩馬”的情況演變而來的。這里面的“乘”不是騎乘而是駕乘，就是用馬拉車，因為一個人不可能同時騎乘兩匹馬，商代的馬車就是一車駕乘二馬。最有力的證據就是夏后啟在“乘兩龍”的同時還“云蓋三層”，“云蓋”應是建在車上的車蓋，所以可以說《海經》時代不僅有了車，還有了駕乘二馬的馬車。配合《海經》中記載的馬類較多的情況，說明當時交通比較發達，人們對車馬的重視。
正因為當時的交通發達，《海經》中記載的可“乘”的動物不僅僅是馬，還有其它的動物，可以說是五花八門，如：
《海外西經》：“奇肱之國在其北，其人一臂三目，有陰有陽，乘文馬。”
又：“龍魚陵居在其北，狀如貍。一曰鰕。即有神圣乘此以行九野。”
又：“白民之國在龍魚北，白身被發。有乘黃，其狀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壽二千歲。”
《海內北經》：“有文馬，縞身朱鬣，目若黃金，名曰吉量，乘之壽千歲。”
又：“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采畢具，尾長于身，名曰騶吾，乘之日行千里。”
《海經》中還記載了王亥的故事，《呂氏春秋·勿躬》言“王冰（亥）作服牛”，《世本·作篇》言“胲（亥）作服牛”，服牛就是駕乘牛車，即《周易·系辭下》所謂“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所以很可能《海經》的時代也有牛車作為運輸工具。
另外，筆者很懷疑當時也有騎馬的交通方式，證之者，《海內經》云：“有釘靈之國，其民從膝已下有毛，馬蹄，善走。”人長馬蹄子不可能的，這顯然是騎馬這種情形的神異化，因為當時人們常見的交通方式是乘車駕馬，而釘靈人是騎馬，與眾不同，所以才有這樣的異傳。
六、農業
張學海云：“龍山文化是一支穩固定居的農耕文化，總體經濟發展達到海岱文化區的空前水平，處于全國同期各文化經濟發展的前列。”[15]方輝認為：“我國先民進入農業定居社會大約始于一萬年前，到了岳石文化時期已經有了六千年的積累，農業發展已經有了相當高的水平。”[16]從《海經》的記載來看，當時的農業的確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已經是人們主要的食物來源。
（一）作物種類
在龍山文化時期，“糧食作物以粟、黍等旱地作物為主，也普遍種植水稻。”[17]到了岳石文化時期，“包括稻、粟、黍、小麥和高梁在內的主要農作物都已有種植，其中稻、粟是當時人們的主要食物來源。”[18]《海經》時代人們已經有了“五谷”和“百谷”的概念，如：
《海外北經》：“禹殺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樹五谷種。”
《大荒東經》：“（東北海外）百穀所在。”
《大荒南經》：“有南類之山……百穀所在。”
“谷（繁體作穀）”應當是古人對農作物的一種統稱，《說文》：“谷，續也，百谷之總名也”。五谷是指麻、黍、稷、麥、豆（菽）；所謂“百谷”則是統指所有可供食用的農作物。《海經》提到的農作物主要是黍、稻、菽、稷四種，如《海內經》：“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其中菽就是豆類，沒有說麻和麥，但《海內經》說建木“其實如麻”，可見當時人們對麻已經很熟悉。
《海經》中記載的國族食“黍”的最多，媯國、司幽之國、白民之國、黑齒之國、玄股之國、三身之國、蜮民之國、叔歜國、毛民之國等都是食“黍”；黑齒國還食“稻”；巫臷民食“谷”，焦僥之國“嘉谷是食”，古人只把禾、黍稱為“嘉谷”。黍是產粘米的禾類，稻就是今天所說的水稻，另外，《大荒南經》說驩頭國“維宜芑苣，穋楊是食”，據《管子·地員》所載，芑字或從禾，是黑莖黑秀的禾類；苣或作秬，是一種黑莖青秀的禾類；穋是一種早熟的禾類，可見當時的禾稻已經有許多不同的品種。菽是豆類作物；稷也是谷物，被稱為“五谷之長”，古來對它到底是哪一種谷物爭論頗多，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中認為稷就是高梁。
本來麥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農作物，在龍山文化時期已經在普遍種植，在殷墟卜辭中的“來”、“麥”都是指麥子，說明殷商時代也在大面積種植，而在《海經》中沒有提及，這是很奇怪的。
（二）農作方式
龍山文化時期，“農業生產工具由石、蚌、骨制作，以石質農具為主，石農具基本上磨制，農具種類有石镢、石鏟、石刀、石鐮、蚌鏟、蚌鐮、蚌刀、骨鏟、骨鐮等，農具總量和石質農具比大汶口文化明顯增多。有人認為龍山文化的玉‘牙璋'是祈年拜日的禮器，源自耒耜，耒耜演化為祈年的禮器，說明大汶口、龍山文化已屬‘耜耕農業'”[19]到了岳石文化時期，農業生產工具仍然沿用了龍山文化時代的工具，所以說“直到岳石文化時期，農具的選材仍然沒有脫離石器、蚌器和骨器的范疇”[20]，那么《海經》時代的農業生產大約也是在使用此類的工具，卻沒有具體的記載，只提到了“稼穡”、“播琴”，《大荒南經》說“不稼不穡”，《海內經》說“冬夏播琴”，稼就是播種，穡就是收獲。“琴”當是“瑟”之形訛，瑟即穡之音假，“播瑟（穡）”也是播種、收獲的意思。
但《海經》中有個很令人吃驚的記載就是認為播種百谷的農業是后稷傳下來的，而且后稷的侄子叔均發明了牛耕：
《大荒西經》：“有西周之國，姬姓，食穀。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穀。稷之弟曰臺璽，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穀，始作耕。”
《海內經》：“后稷是播百穀。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
用牛來耕作始于何時至今未能確定，一般認為開始于春秋時期，而根據《海經》這個記載，牛耕在上古三代時就已經產生了。同時，叔均也是耒耜的發明者，《說文》：“耒，耕曲木也。從木推豐。古者垂作耒枱（耜）。”垂就是叔均，《海內經》說：“義均是始為巧倕”，義均即叔均亦即巧倕，巧倕即垂[21]。
《海經》中還有這樣一個重要的記載：
《大荒北經》：“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為田祖。魃時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決通溝瀆。”
這是古人用巫術對付旱災的真實記錄，他們認為旱災是由魃造成的，要去除旱災就得逐魃。其中提到“除水道，決通溝瀆”，說明當時已經有灌溉農業。
當然，古人對付旱災的另一種手段是祈雨，祈雨的對象是應龍，
《大荒東經》：“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為應龍之狀，乃得大雨。”
這種舞龍祈雨的方式在殷人的卜辭中亦有記載，如“其作龍于凡田，有雨”（《合集》29990），說明這種和農業密切相關的巫術由來已久。
總之，《海經》的時代已經是一個以農業為主導的農耕經濟時代，大多數國族都是食黍、食稻、食谷，說明農業是他們主要的生存手段。并且因此產生了兩位農神：一位是稷神（五谷神）后稷，一位是田祖叔均。后稷、臺璽（三身）、叔均是周人最初的三位先公，后來周人的農業發達當與此有很大關系。
七、手工業
（一）制作業
《海經》時代手工業已經十分發達，制作的器物種類很多，武器有弓、矢、矰、劍、干、戚、戈、盾、柸（棒）、杖；交通工具有舟、船、車；日常用具有角觛、俎、柸（杯）、幾、管；樂器有鐘、鼓、琴、瑟；服飾有衣、冠、帶、云蓋、翳、璜、環、勝等；刑具有械、桎梏等等，并因此出現了一位巧匠之神——巧倕，《海內經》：“帝俊生三身，三身生義均，義均是始為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袁珂認為“其實倕乃舜子商均，即義均，亦即叔均，以傳說演變無定，遂成歧出。”[22]，其實帝俊就是帝嚳、帝舜，三身就是臺璽，義均也就是臺璽之子田祖叔均。《呂氏春秋·古樂》云：“（帝嚳命）有倕作為鼙、鼓、鐘、磬、笭、管、塤、篪、椎鐘”，這些是樂器；《世本·作篇》云：“垂作規、矩、準、繩”，這些是衡量器；《作篇》又云：“垂作銚，垂作耒耜，垂作耨”，這些是農具；《荀子·解蔽》云：“倕作弓”，此為武器。總之，倕是古代傳說中的發明家和能工巧匠，故名“巧倕”。
（二）紡織業
《海經》中記載的某些國族的衣服還比較原始，比如《海外東經》記載玄股之國“其為人衣魚”，郭璞注：“以魚皮為衣也”；該經還記載毛民之國“為人身生毛”，古注都說是這種人是遍體生毛，無衣服，其實這應當是該國族人披獸皮為衣的異傳；還有就是《海外西經》所記：“肅慎之國在白民北，有樹名曰雄常，先入伐帝，于此取之。”郭璞注：“其俗無衣服，中國有圣帝代立者，則此木生皮可衣也。”是知當時還有國族以樹皮為衣。
然《海經》時代紡織業已經存在，說巫臷民“不績不經，服也”，《說文》：“經，織絲叢也。”又曰：“績，緝也。”段注：“凡麻枲先分其莖與皮曰術；晰其皮如絲而捻之、而續之，而后為縷，是曰績”。說得簡單一點就是經乃織蠶絲，織出來的是絲綢；績是織麻枲，織出來的麻布。說明當時人們的衣服主要是靠績、經的紡織來得到，而巫臷民那里是樂土，所以可以“不績不經”照樣有衣服穿。在龍山和岳石文化遺址中都出土有許多陶制或石制的紡輪，說明當時的紡織業已經很發達。其織布的材料主要是葛、麻和蠶絲。方輝云岳石文化遺址中出土的“大多數紡輪的直徑在5厘米～6厘米之間，中間較為厚重。這些紡輪所紡的線應該是應該是為普通人所穿用的葛布和麻布等。但有少量的陶紡輪相當輕巧，直徑不足4厘米，這種紡輪紡出的線自然非常細，很可能就是蠶絲。據專家觀察，陶器在入窯燒制之前曾經放在植物葉子上晾曬，有些陶器底部所存留的葉子印痕，就是桑葉。看來，岳石先民對采桑紡絲并不陌生，而絲綢的享用者自然是那些社會的上層人物。”[23]
《海經》對桑和絲有明確記載：
《海外北經》：“歐絲之野大踵東，一女子跪據樹歐絲。三桑無枝，在歐絲東，其木長百仞，無枝。”郭璞注：“言噉桑而吐絲，蓋蠶類也。”
這個歐絲的女子顯然是古人所謂的“先蠶”，也就是蠶神，《黃帝內傳》上說“（黃）帝既斬蚩尤，蠶神獻采絲，稱織纴之功，因之廣織。”古傳發明桑蠶的人是黃帝的元妃嫘祖，《通鑒外紀》卷一曰：“西陵氏之女嫘祖，為黃帝元妃，始教民育蠶，治絲繭以供衣服，后世祀為先蠶。”嫘祖在《海經》有記載，作“雷祖”，《海內經》說“黃帝妻雷祖生昌意”，沒有說她創桑蠶之事，但由這個傳說來看，我國的桑蠶絲織業必定起源甚古。《海經》時代既然已經有了蠶神崇拜，則說明當時桑蠶絲織行業已經為人們所重視，這與考古的結果相吻合。
在《海經》所記述的國族中，有衣絲帛者：
《海外東經》曰：“青丘國在其北，其狐四足九尾。”首句下有注云：“其人食五谷，衣絲帛。”王念孫云：“此（注）是正文，見《御覽·南蠻六》。”袁珂《校注》云：“《御覽》卷七九〇（即《南蠻六》）引此經云：‘青丘國其人食五谷，衣絲帛，其狐九尾。'確是正文而誤作注者。”
因此知道青丘國人已經用“絲帛”這種織物作衣服了。
（三）冶金業
山東地區的龍山文化時代已經有了冶銅技術[24]，到了岳石文化時代，其青銅冶煉技術“比起龍山文化銅器含雜質多、成分比例極不穩定的情況顯然前進了一大步，當已進入了青銅時代。”[25]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海經》時代是有冶銅技術的。
《海經》中記載了三種金屬：黃金、銀和鐵：
《大荒西經》：“有沃之國，……多銀、鐵。”
《海內經》：“流沙之西有鳥山者，三水出焉。爰有黃金、璿瑰、丹貨、銀、鐵，皆流于此中。”
上古三代時所說的“金”或“黃金”就是銅，不過《海經》中所說的“黃金”似乎就是今天我們說的黃金，因為它和銀、鐵都“流于”三水之中，金礦、銀礦往往共生，產金的地方一般也出產銀，因此說明是一種金礦砂。古代把現在所說的黃金稱為“璗”或“镠”，把白金稱為“銀”或“鐐”，《爾雅·釋器》：“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镠；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山東地區多有產金之礦，如招遠、掖縣等地都有金礦，招遠還被稱為“金城天府”。在一些河流之中亦常見黃金礦砂，只是大部分地方金含量極微少，無法淘取。黃金、白銀在古代用來制作器皿或裝飾品，至少在商代時期已經如此。
《海經》時代亦有冶銅技術，山東省也產銅，比較有名的是福山銅礦。上面說過，《海經》中記載的兵器有弓、矢、矰、劍、干、戚、戈、盾、柸（棒）、杖等，其中的劍、戈、戚（斧）極有可能是用青銅鑄造（當然也有用玉、石制作的）。《大荒北經》說“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和蚩尤之戰是上古時期的一場大規模的戰爭，蚩尤所作的兵器即是“金（青銅）”的，此在《管子·地數》中記載得很詳細：“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劍、鎧、矛、戟，是年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雍狐之戟、芮戈，是年相兼者諸侯十二。”最重要的證據是《海經》時代有了“鐘”這種樂器，《海內經》說“鼓、延是始為鐘，為樂風”，鐘是古代“八音”中的“金”，是用金屬鑄造的，《月令章句》云：“鑄金作鐘，以正十二月之聲”；《樂緯葉圖徵》云：“黃鐘生一，一生萬物，故君子鑠金為鐘。”這個“金”一般都是用青銅，所以《海經》時代已經存在冶金業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特別要說明的是《海經》提到了“鐵”這種金屬。現在能明確知道我國開始冶煉并使用鐵是在春秋時代，當時的冶鐵技術尚處在低級階段，冶煉出來的鐵質量很差，與當時的冶銅技術不能相比，故青銅被稱為“美金”而鐵被稱為“惡金”，《國語·齊語》曰：“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欘，試諸壤土”，鐵只能用來鑄造低等的農具。鐵器的出現可以追溯到三千三百年前的商代中期，比如說在河北藁城、北京都發現了三千三百年前后的鐵刃銅鉞，鉞的刃部是用鐵來制作的，鐵是用的自然隕鐵而不是人工冶鐵，不過這可以說明我國古人認識鐵這種金屬很早。《海經》記載的“鐵”說流于水中，估計應該是鐵礦砂而不是真正的金屬鐵，可能當時人們已經認識到這是一種象銅礦一樣的金屬礦物，但是不能冶煉。
（四）制玉業
龍山文化時期已經有了制玉業，目前龍山文化遺址中已發現了不少玉器，“龍山文化玉器基本上分屬禮器和玉飾品兩大類。已見禮器有‘牙璋'、玉鉞、玉斧和玉刀。……玉飾品已發現串飾、冠飾、笄、環、璇璣（又稱牙璧）等。”[26]，張學海認為“龍山文化不僅存在制玉業，而且它的高超技藝完全可以同其精湛的制陶技術媲美。”[27]岳石文化時期應該是繼承了龍山文化時期的制玉技術，但是到目前為之，岳石文化遺址中發現的玉器很少，方輝認為是玉料難得之故[28]。但總起來說來，當時的制玉業是有了，張學海認為“龍山文化制玉業應是一個專門服務于最高權貴集團的特殊的手工業行業。”[29]因此我們也相信《海經》時代的制玉業也是手工業中組成部分。《海經》中記載了多種玉，如：
《大荒南經》：“又有隗山，……其東有玉。”
《海外北經》：“平丘……爰有遺玉。”郭璞注：“遺玉，玉石。”郝懿行《箋疏》：“吳氏云：‘遺玉即瑿玉，琥珀千年為瑿。《字書》云：瑿，遺玉也。'吳氏之說據《本草》舊注，未審是否。瑿，黑玉也。”按：《海外東經》之嗟丘、《大荒東經》之東北海外、《大荒南經》之南類之山皆有遺玉。
《大荒西經》載有沃(民)之國爰有璿、瑰、瑤、碧、瑯玕。
可見《海經》時代的人們對玉類的認識已經很豐富了。制作的玉器見諸《海經》文字的有環、璜，《海外西經》說夏后啟“左手操翳，右手操環，佩玉璜。”其中的“玉璜”應該就是《左傳》、《淮南子》等書中所說的“夏后氏之璜”，是古代有名的寶玉。《海內西經》還說昆侖上“面有九井，以玉為檻”，就是用玉制作的井欄，不過這個“玉”很懷疑是似玉的美石，并非是真正的玉。
（五）釀酒業
我國的釀酒業起源于何時不可詳考，在大汶口時期已經很興盛，“龍山文化繼承了大汶口文化已很發達的釀酒業，陶器中有大量的酒器，鬹可用來取酒溫酒，已演化成禮器的蛋殼陶高柄杯直接源于飲酒器。酒的大量制造和引用，說明農業達到了一個新水平。”[30]那么在此之后的岳石文化時代（夏代）的釀酒業也必定很發達，《戰國策·魏策》上記載：“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世本》說夏少康作秫酒；《列女傳》、《韓詩外傳》等書說夏王桀“為酒池”；《尚書大傳》記載:“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于亳？盍歸于亳？亳亦大矣!'”可見夏代釀酒業發達，人們飲酒成風。《海經》中沒有直接說到酒或釀酒，但是《海外西經》說女戚（當作烕，即《大荒西經》的女薎）操“角觛”，《說文》：“觛，觶屬。”又云：“觶，鄉飲酒角也。”角觛就是一種飲酒的器具，女戚操角觛是作祭祀禮神之用，古人祭祀用酒乃常事。此可證明《海經》時代的確是有釀酒業存在的。
（六）建筑業
1．城：《呂氏春秋》、《世本》、《吳越春秋》等書都記載是鯀作了城，說明城在夏代之前已經存在。龍山文化時期的山東地區的城很多，并且具有了不同等級，其中一級城是群內的中心聚落，規模較大，是古國都成或是部落、部落聯盟的中心；二級城相當于群內的中級聚落，比群內的一級城規模小得多，相當于“邑城”[31]。張學海就斷言“龍山文化已是古國時代”[32]。《海經》中沒有提到“城”這種建筑，但是記載了許多“國”，據粗略統計大約有150余國；有“都”，《海內西經》記載昆侖之虛是“帝之下都”；也有“邑”，如《海內北經》中的“明組邑”，這些“國”、“都”和“邑”應該是具有城郭建筑的。《海經》中雖然沒有說到“城”，但是一些從《海經》中取材的古籍中卻有城的記載，就是昆侖虛上的“層城”。
《海內西經》：“海內昆侖之虛，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侖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面有九井，以玉為檻。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
這里面沒有提到什么建筑，但是提到了“門”，門是建造在建筑物上的，說“面有九門”，“九”不一定是實指，也可以理解為很多，每一面有很多門，說明昆侖上有很多大型的建筑，這一點，《淮南子·地形訓》里就有明確的記載：
“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為名山。掘昆侖虛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旁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之隅，北門開以內不周之風。傾宮、旋室、縣圃、涼風、樊桐在昆侖閶闔之中。”
《地形訓》的這段話實際上是根據《海經》的另一個不同版本寫來的，根據這個記載我們知道，昆侖虛上的“門”是屬于層城的，層城是昆侖虛上的一個大型的城郭建筑，或者可能是一個大型城郭建筑群。《楚辭·天問》也說“昆侖縣圃，其凥安在？層城九重，其高幾里？”可見關于昆侖上有層城的說法是很古老的了。因此可以認為《海經
國學網——投稿選登——《海經》時代的社會經濟考略 》時代的城郭建筑應該很多、很發達。2．井：井在龍山文化時代已經存在，比如在山東鄒平縣的丁公遺址就發現有水井，“水井圓筒形，口徑較大，深4米以上”[33]，《淮南子·本經訓》說:“伯益作井而龍登玄云,神棲昆侖”，伯益是和禹、啟同時代的人物，說明夏代人們已經在使用水井。《海內西經》說昆侖“面有九井，以玉為檻”，這是因為昆侖上有層城，里面的居民需要生活的水源，所以才建造了許多井，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昆侖層城的建筑之大、人口之多。
3．臺：《海經》中關于“臺”的記載很多，如：
《海外北經》：“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為眾帝之臺。”
又曰：“不敢北射，畏共工之臺。臺在其東。臺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沖南方。”
《海內北經》：“帝堯臺、帝嚳臺、帝丹朱臺、帝舜臺，各二臺，臺四方，在昆侖東北。”
《大荒西經》：“有軒轅之臺，射者不敢西嚮(射)，畏軒轅之臺。”
《大荒北經》：“有係昆之山者，有共工之臺，射者不敢北鄉。”
這種“臺”實際上就是現在考古學上所說的“堌堆遺址”，龍山文化遺址已多見這種建筑，如景陽崗遺址、欒臺遺址等，其中景陽崗遺址“臺址規模極大，包含大小兩個臺。大臺居西南，面積約9萬平方米；小臺居東北，面積約8000平方米，兩臺緊鄰。……大小臺址同時修建，由堆筑、版筑結合筑成。”[34]岳石文化的堌堆遺址也很多，如定陶官堌堆、梁山賈堌堆、曹縣莘仲集、鄆城肖堌堆、巨野西侯樓等。這些堌堆（臺）是上古時期的居民為了對付洪水和沮洳低濕的居住環境而發明的一種建筑。龍山文化和岳石文化時期，黃河下游地區氣候溫暖、雨量很大，洪水頻仍，平原多低濕之地，丘陵地區的人們多擇丘陵而居，平原之地的人們則采用修筑土臺然后在臺上建筑房屋居住的方式。這些土臺遺留下來，就是現在的堌堆遺址。不過《海經》中記述的這些群帝之臺上面應該是建造了這些古帝的宗廟，故敬畏之，而不敢對之而射也。
《海內經》說：“共工生術器，術器首方顛，是復土壤，以處江水。”《詩·綿》釋文認為“復，累土于地也”，“復土壤”蓋即堆土于地建立高臺而居。江水是靠近水邊之地，地勢必定低洼潮濕，故術器采用這種“復土壤”的方式而居其地也。
4．堂：《大荒東經》：“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說文》：“堂，殿也。”段注：“古曰堂，漢以后曰殿。”是知《海經》時代有殿堂類建筑，說明當時的建筑業已經很發達。
（七）顏料與染色業
《海經》時代的人們已經在使用顏料，主要是丹，《大荒南經》記載隗山其西有丹，《海內經》言三水中有“丹貨”，丹又叫做辰砂或朱砂，本來是紅色的顏料，而《海經》中記載的丹也分好多種，顏色也不同，《大荒西經》記載的沃之野有白丹、青丹，又有“玄丹之山”，郭璞注：“出黑丹也”，是知丹里還有白、青、黑者，因此推斷《海經》時代已經有了染色的行業，如《大荒北經》：“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海內經》說“帝俊賜羿彤弓素矰”，做衣服的原料沒有天然就是青色的，做弓的原料里也沒有天然的彤（紅）色，這顯然是靠染色才能獲得。
八、商業
商業是互通有無、相互促進經濟發展、提高生活質量的一種重要方式，同時也是信息溝通的一個重要途徑，也是人類由野蠻走向文明的標志之一。商業的發展，標志就是城市的出現，人們居住與生活之處曰城，進行商品和信息交流之處曰市。《說文》：“市，買賣所之也。”《世本》、《呂氏春秋·勿躬》都說是“祝融作市”，《古史考》則言“神農作市，高陽氏衰，市官不修，祝融修市。”成伯陽《平樂市賦》也認為是“惟市之由，興自炎帝之所創”；《周易·系辭》說“日中為市，教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這些記載雖然未必屬實，但說明“市”的出現很早。而《海經》之中就提到了“市”，就是上引《大荒東經》里的“大人之市”，說明《海經》的時代的確已經有了“市”這種場所，而市是專為人們交易而設的，因此知道當時已經有了商業。
通過以上分析，大致可以知道，《海經》時代的社會經濟已經十分發達，已經進入一個比較高級的文明時代。在本文的開始已經說明，《海經》記述的時代包括了五帝時代和夏代，從《海經》的記述來看，說我國的五帝時代已經是一個文明時代，夏代已經進入國家文明時代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注釋：
[1]何幼琦《〈海經〉新探》載《歷史研究》1985年第2期
[2]黃暉《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3]說詳王寧《〈山海經〉的分篇問題》載《棗莊社會科學》1996年第3期
[4]王寧《〈海經〉的作者及記述的地理與時代》載《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7年第5期
[5]詳參張學海《龍山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1月第198頁。
[6]王迅《東夷文化與淮夷文化研究》北京：北經大學出版社1994年4月第7頁
[7]胡厚宣《氣候變遷與殷代氣候之檢討》《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外一種）》（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1月第904頁
[8][13][16][18][20][23][28]方輝《岳石文化》山東文藝出版社2004年6月第23頁、第23頁、第18頁、第18－19頁、第19頁、第28頁、第30頁
[9][11][12][15][17][19][24][26][27][29][30][31][32][33][34]張學海《龍山文化》文物出版社2006年1月第147頁、第147頁、第146頁、第145頁、第146頁、第145頁、第164頁、第156頁、第157頁、第157頁、第146頁、第182頁、第184頁、第103頁、第105頁。
[10]張巖《〈山海經〉與古代社會》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年6月第273頁。
[14]徐中舒、唐嘉弘《關于夏代文字的問題》載《夏史論叢》齊魯書社1985年7月第140頁
[21][22]袁珂《中國神話大詞典》四川辭書出版社1998年1月第148－149頁、第149頁
[25]嚴文明《夏代的東方》載《夏史論叢》齊魯書社1985年7月第172頁
（原刊于《棗莊社會科學》2007年第6期－2008年第1期）
發布日期：2008-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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