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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以弱勝強
大衛與歌利亞 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和他的新書
《大衛和歌利亞:弱者、不合時宜人和戰勝巨人的藝術》
弱者為什么要硬上?
格拉德威爾的新書書名《大衛和歌利亞》典出《圣經·撒母耳記》:非利士人與以色列人打仗,非利士營中出來一個討戰者,名叫歌利亞,他身高2米左右,頭戴銅盔,身穿鎧甲,背著一桿銅標槍,一個拿著盾牌的人走在他的前面。他向以色列人的軍隊罵陣,要求他們派一個人出來跟他決斗。以色列人聽見這個非利士人的話后極其害怕。這時從伯利恒過來給哥哥送食物的牧羊少年大衛主動請戰,他說他曾在牧羊時打死獅子和熊。掃羅把自己的戰衣給大衛穿,但他穿不慣,于是脫掉了。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選了五塊光滑的石子,手中拿著的實際是甩石的機弦。大衛迎著非利士人,往戰場跑去。他從囊中掏出一塊石子,用機弦甩去,打中了歌利亞的額頭,歌利亞仆倒,面伏于地。大衛跑去割了他的頭。
歌利亞是一個全副武裝的巨人,而且自幼就當戰士,大衛則是一個牧羊人,從事的是最低賤的職業,但最終大衛殺死了歌利亞。格拉德威爾說,這是因為作為弱勢的一方,大衛沒有按照歌利亞的游戲規則跟他決斗。歌利亞以為以色列人會派一個人跟他近距離格斗。掃羅把自己的戰衣給大衛穿時,他也是這樣想的。他以為大衛要跟歌利亞貼身廝殺,但大衛無意跟歌利亞一對一地決斗。當他對掃羅說他牧羊時曾經打死過獅子和熊時,他不是在證明自己多勇猛,而是說,他想像殺死野獸那樣殺死歌利亞:用甩石的方式。他向歌利亞跑去,因為他沒有盔甲,但是有速度和靈活性。他瞄準了歌利亞的額頭,那是他唯一沒有防護的地方。他甩出的石子以每秒34米的速度飛出,足以擊穿歌利亞的頭顱。
歌利亞身材高大,貌似強大得嚇人,但許多醫學專家認為,他高大是由于他患了肢端肥大癥,這種病令他四肢修長,但同時也導致他行動遲緩,而且使他的視覺神經受到壓迫,視力差、看東西有重影,所以他需要一個人在前面拿著盾牌給他領路,所以他沒有及時看出大衛并不會跟他貼身廝殺。他對大衛說:“你拿杖到我這里來,我豈是狗呢?”大衛拿的其實是彈弓,而非杖。
過去200年間大國跟小國的戰爭中,大國的勝率是71.5%,弱國獲勝的比率也已經接近三分之一。如果小國以非傳統、游擊戰的策略跟大國作戰,弱國獲勝的比率將從28.5%飆升至63.6%。以弱勝強者包括阿拉伯的勞倫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快結束時領導阿拉伯人跟土耳其占領軍作戰。土耳其有著強大的現代軍隊,勞倫斯指揮的則是不聽話、沒經過訓練、游牧的貝都因人。但他們很能吃苦,能長途奔襲。土耳其人有許多士兵、武器、資源,這是他們的優勢,但也令他們無法移動,處于守勢。勞倫斯的人缺乏物質資源,但他們能跑,耐力強,了解地形,可以迂回作戰,令敵人措手不及。
格拉德威爾說,巨人不是我們以為的那樣,賦予他們力量的特征往往也給他們制造了巨大的缺陷。弱者的劣勢倒能給他們創造機會,教育、啟發他們,使不可思議的事情成為可能。弱者要想戰勝強者,就應該采取非傳統的戰略,但大部分時間,弱者都選擇了跟強者正面作戰,結果往往是慘敗。在202場實力懸殊的沖突中,弱小的一方有152次選擇以傳統方式正面作戰,結果輸了119次。1809年,秘魯人迎戰西班牙人結果失敗;1816年格魯吉亞人迎戰俄國人結果失敗;1817年斯里蘭卡人敗給了英國人。弱小的一方之所以不打游擊,是因為游擊戰很艱苦,如果勞倫斯讓士兵穿著制服伴著軍樂前進,會比讓他們在布滿毒蛇的沙漠里奔襲600英里更容易。以弱勝強的戰略能取勝,但也很累人。
倒U字形曲線
在書的后半部分,格拉德威爾又舉了一些實例,然后努力闡述它們跟“大衛與歌利亞”的故事的類似之處。但與其說他要闡述的是以弱勝強的教訓,不如說是人們熟知的另一些教訓,如“過猶不及”、“寧為雞頭,不為鳳尾”,只不過他講得很生動。
格拉德威爾說,我們許多人都想進入聲名顯赫的大機構,但這樣不一定對自己有利。他認為印象派畫家的成功之道就是,寧做小池子里的大魚,也不做大池子里的小魚。印象派畫家們的作品如今價格極高,但他們剛創作時步履維艱。“150年前,巴黎是世界藝術的中心,一群畫家每天晚上都在蓋爾波瓦咖啡館聚會。為首的是馬奈,三十出頭的他穿著入時。馬奈的好朋友是德加,他是為數不多像馬奈一樣風趣的人。高大、陰沉的塞尚總是悶悶不樂地坐在角落里。自大、強硬的莫奈是一個雜貨店老板的兒子,不像其他人那樣受過教育。莫奈最好的朋友是隨和、淘氣的雷諾阿。今天他們的畫遍布世界各地的美術館,但是在19世紀60年代,他們都窮困潦倒,沒有經紀人對他們的作品感興趣。馬奈和他的朋友們在咖啡館里談論政治、文學、藝術,但主要是討論他們的前途:要不要參加沙龍的選拔?每年4月前,法國畫家們都可以向沙龍提交兩三幅作品,如果被選中就將名聲大噪。但沙龍的標準太傳統,被選中的繪畫往往畫的都是法國歷史或神話,還要馬、軍隊和美女,主題都是將士出征、年輕女子流著淚讀信之類。印象派有著完全不同的藝術觀,他們畫的都是日常生活,筆觸清晰但人物模糊。即使他們的畫入選沙龍的畫展,他們也只是大池子里的小魚。最終印象派畫家們做出了正確的決定:他們要自己辦一個畫展,做小池塘里的大魚。上大學也是如此,不一定非要上名校。
格拉德威爾說:“我們經常犯的一個錯誤是,當我們認為某種做法很管用時,就用力過猛,結果適得其反。超過某個點,更大的力度反而不利。”這個點就是倒U字的頂點,過了這個點,力度越大,結果越糟糕。比如班級的大小。班上學生太多,超過35人,就對學生不利,因為老師照顧不過來,所以應該減少學生人數。但如果班上人數低于18人,也對學生不利,因為班上學生不夠多樣,課堂氣氛會不夠活躍。格拉德威爾認為,西方國家花了許多錢雇用更多的老師,不如把這些錢用來給好老師加薪。
格拉德威爾關于用力過猛的另一個例證是犯罪率方面的:1992年,加州人麥克·雷諾茲的女兒被殺害后,他提議制定“三振出局法”:在加州第二次犯重罪的人刑期將加倍,第三次即使犯的是輕罪,也將被判25年至終身的監禁。他的提議通過了。對于遏制犯罪來說,果真是判得越重越管用嗎?犯罪學家提出了不同的意見:2011年,被三振出局的罪犯的平均年齡是43歲,在“三振出局法”之前,這樣的犯人可能會被判刑5年,在48歲時出獄。有了“三振出局法”,他至少要服刑25年,68歲才能出獄。但是在48到68歲之間犯人能犯罪多少次?次數并不多。更長的刑期對年輕人管用,但是一旦某個人過了20余歲,就沒有那么危險了。把太多人關押太長時間造成的連帶損失會超過那樣做帶來的好處。
倒U字形曲線講的是優勢會變成劣勢。格拉德威爾還用很長的篇幅介紹了化劣勢為優勢的例子。許多成功者都是誦讀困難癥患者,或者自幼失去了父親或母親。這些人都遭遇了“可欲的困難”,他們經受的磨難反而使他們變得更加勇敢、機智。
在最后一章,格拉德威爾記述了法國一個偏僻村莊的歷史,這個村子在“二戰”期間跟納粹對抗,公然收留猶太人。但這個例子能夠證明弱者戰勝了強者嗎?劍橋大學政治學教授大衛·朗西曼說:“占領軍放過了這個村子,只是因為他們覺得強行阻止他們的行為得不償失。納粹選擇了無視他們。但如果其他村子也都效仿這個村子,它就會被納粹抹平。最終打敗納粹的唯一辦法就是在規模和力量上跟他們旗鼓相當:打一場大規模的消耗戰。在這場戰爭的陰影下取得的任何微小的勝利只能鼓舞士氣,并沒有實質意義。格拉德威爾過去的著作都是發掘社會科學的最新研究成果,然后用個人故事來說明這些普遍性的結論。在新書中,他換了一種方式:先講述個人的故事,再努力從中概括出普遍的結論。這種做法更加傳統,也更不可信。格拉德威爾神話了故事的主角,把不同尋常的個人經歷當作道德故事。個人的道德故事往往都是自我神話的形式,經不起平心靜氣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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