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的空間：都市文明與中國文化的現代性進程

想象的空間：都市文明與中國文化的現代性進程

作者：韓晗

東方論壇 2015年06期

中圖分類號：G1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7110(2014)06-0065-06

都市文明在中國文化現代性進程中扮演著極其重要角色，它為這一進程提供了相對豐富的精神與物質資源，并且已經構成了時下學界一個被關注的熱點問題。無論是近代史學科，還是文學史、社會史、科技史領域，對于這一問題都有不同方面的關注與探討。譬如王德威、程光煒、陳平原等學者對于這一問題早有深入的研究與探討。

但筆者認為，先前學界的探索多半集中在單一學科內部，即討論都市文明中的某個方面(如經濟、文化、建筑與交通)對于中國文化現代性進程的影響，而較少將“都市文明”容納進一個宏觀的歷史視野中進行衡量，即將“都市文明”作為一個現代科技進程的整體產物予以考察，揭橥其與中國文化現代性進程的復雜關系。

中國文化的現代性進程肇始于晚清七十年，發展于民國前三十年，而這前后近一個世紀的時間里，恰是都市文明在中國生根、發芽的漫長歷程。由是可知，都市文明與中國文化的現代性進程與科學思潮在中國的發展幾乎同步，因此，從科學思潮的角度來剖析都市文明與中國文化的現代性進程之間的關系，顯然有著見微知著的意義。

都市文明與中國文化現代性進程之間的關系錯綜復雜、涉及學科眾多，遠非一篇論文所能詳述。因此，本論亦非企圖對這一問題進行全景式的描摹，而是擬從“科學思潮”發展軌跡這一點切入，以“想象的空間”為出發點，對如下三個問題依次進行思考與梳理：一，都市文明與中國文化現代性進程之間有哪些共同點？二，都市文明與中國文化的現代性的進程之間構成何種相互影響？三，立足于科學思潮的角度，審理二者之間的關系有何特別意義？

“都市文明”是一個相對而言較為復雜的概念，尤其是中國的都市文明因為政治制度、文化傳統的因素而更加復雜。因此學界對于中國“都市文明”的討論就始終存在，但卻未有一個明確的定義。

張愛玲曾如是評價以機械文明與商業文明為代表的都市文明：“現代文明無論有怎樣的缺點，我還是從心底里喜歡它，因為它到底是我們自己的東西。”[1](P160)也有專家從費孝通的“陌生人倫理”出發，認為中國都市文明必須要打破傳統儒家的“熟人觀念”進入到“陌生人倫理”的社會中，這才是“都市文明”在中國的形成標志。[2](P8)而早在八十多年前，日本學者弓家七郎就曾結合東亞國家的社會發展得出過結論：都市的核心在于“社群”(community)而不在于“社會”(society)，進而認為“都市是文明的源泉”。[3](P2-3)種種說法結合到一起可以得出下述結論：都市文明是一種建構在機械文明、社會文明與商業文明之上的，完全有別于農耕文明的現代性文明形態。從這個角度看，都市文明與中國文化的現代性進程有一個基本的共同點：以現代性的方式與傳統文化的割裂。

中國文化的現代性進程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反傳統，這一點與都市文明存在著共同點。只是中國文化在現代性進程中，所悖反的是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忠恕之道、孔孟之學，強調以西方的民主政治、人文主義代之。而都市文明則是完全來自于西方、以街道、社區為基礎的現代社會的文化表現，因此，兩者都是“西學東漸”語境下的產物。

值得一提的是，以“城市化”為核心的中國都市文明的進程，深層次地對傳統農業文化進行了顛覆。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國家，在封建時期均由完全的農業社會為主，而由于殖民入侵、開埠通商而發生的現代城市化，則以侵食農村土地、瓦解宗族關系、改變農村勞動力結構為手段。早期城市化進程的目的雖是滿足殖民者對土地侵略與對物質的掠取，但也在客觀上推進了中國融入世界文明的步伐，為中國文化的現代性進程打下了一定的物質基礎。

由是可知，“都市文明”與“中國文化的現代性進程”構成了共生的關系，兩者共同推進著中國社會思潮的現代性進程。但是從社會思潮的角度來看，兩者既有共生的一面，也有從屬的一面。畢竟中國文化在現代性的進程中含義逐漸廣闊，既包括文學、藝術，也包括哲學文化、政治文化與各種思潮，自然也與“都市文明”有著一定的從屬關系。

從共生關系的角度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性進程與都市文明一樣，因“西學東漸”特別是科學思潮、科技文明的引入而勃發。建構在現代交通、建筑、工業、機械與日常生活方式之上的都市文明，實際上，這些因素也是開啟中國文化現代性的進程的重要動力。

以科技思潮為主導的機械文明主導并推動了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世界各國社會、政治與文化現代性的進程，中國也不例外。早在“洋務運動”時期，“西學為用”就逐漸拆解了“中學為體”原有的社會地位，一批啟蒙知識分子開始認識到了科技思潮下機械文明與工業文化的重要意義，認為“孔孟之學”并不能改變中國社會的現狀，更無益于抗敵御侮。在這樣的語境下，科技思潮很快成為了中國啟蒙運動的主導。

這一切正如張灝所認為的那樣，“當時西方的思想和價值觀念首次從通商口岸大規模地向外擴展，為(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在士紳文人中間發生的思想激蕩提供了決定性的推動力。”[4]早期全球化借助著科學思潮的力量，為中國社會導入了新的生活、生產方式并為今后中國社會的變革蘊育了潛能。

因此，在科學思潮的影響下，都市文明與中國文化的現代性進程共同推進中國社會走向現代性，這是不爭的事實，也是兩者共生的另一重歷史證據。正如弓家七郎所言，都市文明的元素是“社群”，這是對中國乃至東亞地區以家庭為社會元素的顛覆。在科學思潮的引領下，在中國的沿海、沿江通商口岸中形成了以公寓街道、大眾媒介、廣場商店、學校影院與公共交通為載體的“公共倫理”，人與人之間相處逐步走向了“陌生人倫理”的交際范疇，原先依靠家庭、家族的人際交流逐步發展為從“個體”到“社會”的大眾傳播，在社會走向現代性的啟蒙發展，都市文明協力于中國文化的現代性進程，共同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在共同推進中國社會走向現代性的層面上，都市文明與中國文化的現代性進程還存在著一個不謀而合的“合謀”，即催生了先進意識形態。都市文明不但帶來了先進的器物之學，也帶來了社會公約、法制規章與制度規范，推動整個社會朝著良性、有序的目標發展，而中國文化在現代性進程中所產生的現代戲劇、小說、電影與雜文等新興文化形式，恰為社會發展提供了精神上的動力。

由是可知，由科學思潮所催生并推動的中國文化的現代性進程與都市文明，兩者從屬于意識形態范疇，且都為早期全球化在中國的特殊發展結果，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具備著共生性的關系，并共同發揮著為中國社會現代性變革助推的歷史作用，因此，兩者必然存在著推動相互共生發展的內在動力。

科學思潮為中國文化的現代性進程提供了物質基礎與傳播渠道，改變了中國文化的生產方式、生產觀念與生產形態，同樣，它也為中國的都市文明提供了內在的動力與必備的前提，歐美國家通過對科學思潮的輸入來推行其經濟、政治與文化等上層建筑，進而使得中國融入全球化的語境當中。

在這個共生的過程中，都市文明與中國文化的現代性進程表現出了兩者密切的關聯性。以白話小說、攝影、新詩、電影、廣播、現代美術(包括工藝美術)、現代話劇為代表的中國現代文化，正是由都市文明所孕育并在這一土壤下獲得發展與繁榮，它們共同營造出了中國現代文化的主體結構與主要內容，成為中國文化“現代性”的重要標志。

藉此筆者認為，從科學思潮的角度看，都市文明與中國文化的現代性進程存在著如下三重相互影響。一是在科學思潮的主導下，都市文明為中國文化的現代性進程提供了發展的空間，二是科學思潮促使日常生活呈現出審美化的特質，導致都市文明在中國文化的現代進程中獲得發展與完善，三是兩者共同豐富了科學思潮的人文內涵，使得科學思潮得以在人文精神的層面來影響社會的大多數。

首先，都市文明如何在科學思潮的主導下為中國文化的現代性進程提供了發展的空間。按照城市文化學的概念，都市文明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由建筑、街道、商品、工業生產、公用設施與公寓等組成的物質文明，另一部分則是包括了法律、公約、制度、生活方式、藝術、文學等的精神文明，科學思潮對于這兩部分產生了截然不同的影響，對于前者，科學思潮主要發揮的是器物、技術層面的意義，而對于后者來說，科學思潮的意義主要在于以一種社會思潮的方式介入，利用邏輯理性的思維特征與實驗求證的研究方式來影響都市文明中精神文明的發展。

處于現代性進程中的中國現代文化，在這兩重影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科學思潮從器物、技術層面來促進都市文明的發展時，中國現代文化正是在這種動力下找到了自身的發展空間。譬如因為城市街區的出現，導致了電影院、現代戲院的落成，使得電影、話劇獲得了展演的機會，再譬如因為工業生產與工藝美術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繁榮，致使中國的出版界在當時曾空前興盛，雜志、畫報的印刷質量與數量曾一度達到歷史的峰點。

其中，現代建筑與文化現代性是反映這一問題的另一重表征。學界一般認為，1935年是上海地區雜志業最為興盛的“雜志年”，各類現代派裝幀的雜志以上海為出版中心，流向全國各大口岸城市。與此同時，上海的裝飾主義(ArtDeco)美學風格也發展到了極致，六大該風格的標志性建筑卡爾登公寓(1935)、上海市體育館(1935)、上海衛生試驗所(1935)、提籃橋監獄(1935)、百老匯大廈(1935)與建設大樓冶金局(1935)均在這一年落成完工。

這種巧合證明了建筑文化與出版文化(或現代文學)在現代性路徑上的相通性，都市文明既為科學技術提供了發展的空間(如摩天大廈、現代建筑等等)，同時也在科學技術的主導下，促進了文化的現代性進程。[5]

因此，我們無法忽視都市文明給中國文化現代性進程帶來的另一重空間，即從思維特征與研究方式的角度來帶給中國文化現代進程以內在動力。科學思潮為都市文明的發展注入了活力，讓科學思潮滲透到了日常生活方式當中，瓦解了先前保守的中國文化傳統，為中國文化的現代性進程提供了更為開闊、便捷的路徑。藉此不難看出，在科學思潮的主導下，都市文明為中國文化的現代性進程提供了寬闊的發展空間。

其次，隨著科學思潮逐漸普及化、大眾化，中國文化在現代性進程開始出現民間化的“俗化”趨勢，而這恰與都市文明中的精神文明、消費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系與交集。

鴉戰以降，百業待興。隨著租界開埠、口岸通商等“洋務”的發展，以及受新式教育人群的不斷擴大，中國普羅大眾開始逐漸感受到了“科學思潮”的力量與意義。西醫、西裝、西餐、西文與西式學堂等“西字頭”的文化形態日益成為中國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選擇。隨著一批新興知識分子階層的誕生，是否“合乎科學”成為了當時許多人在衣食住行、求醫問診乃至日常消費時的前提。

因此從總體上看，中國文化現代化進程，實際上是現代文化不斷“俗化”的一個過程，中國現代化文化從晚清少數“睜眼看世界”先驅者的專利，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十里洋場家家戶戶的日常消費，這個不斷普及的“俗化”過程，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科技思潮的介入與影響使然。

在科學思潮助力的特殊語境下，中國文化現代性進程所帶來的成果，很容易成為都市文明的重要組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現象就是圖像文化的出現。以攝影術、彩色石印術與電影技術為代表的圖像文化技術，催生了新聞攝影、雜志畫報、廣告、月份牌與電影為代表的“摩登文化”，這既是中國文化現代性進程的標志性成果，也是都市文明的重要特征。

圖像文化并非是兩者交集中的唯一個案，但卻是其中最具特點的研究對象。與圖像有關的一切技術都是舶來的“西化”技術與西方文化——無論是攝影術、彩色石印術還是電影技術，都非中國本土發明，而是來自于西方，而現代工藝美術、繁盛的城市街區與龐大的都市人群又為圖像文化的發展與繁榮提供了強大的動力。

“消費性”是圖像文化的主要特征，因此圖像文化的經濟學本質是科學技術與都市文明所共同營造出的一種消費文化，這與都市文明中的消費性因素有著密切的類似之處，因此，作為中國文化現代性進程重要標志的“圖像文化”，構成了崇尚消費性、受科學思潮主導的都市文明的重要核心。

最后，都市文明與中國文化的現代性進程共同豐富了科學思潮的人文內涵，使其變為一種重要的社會觀念，直接影響到了中國政治、社會的現代性進程。

中國的“科學思潮”發端于科學技術，最先乃是以具體的“器物之學”進入中國。如船政、電力、醫學、鐵路、郵政等等，直至晚清同光時期之后，“科學”才從“器物”上升到“觀念”，構成具體的思維方式與世界觀，并為當時中國社會的精英階層所吸納、借鑒。在這個從“器物”向“觀念”變遷的時期中，都市文明與中國文化的現代性進程起到了重要的助力作用。

從“科學技術”向“科學思潮”的漸進過程中，最關鍵的變化是人文思潮的注入，而這恰又拜都市文明與中國文化的現代性進程所賜。西方科學技術在中國的傳播，本身就是一個從官方到民間的過程，最先接觸到西方科技的是洋務運動的主導官僚與受過一定西式教育的知識分子，直至租界繁盛、都市興起之后，科學技術才真正惠及普通民眾。在此之前，科學技術根本談不上科學思潮，只能算是“救國”“自強”或“求富”的工具，甚至學堂里的教習、海關的負責人與出訪使團的領隊都由外國人擔任，中國傳統士大夫根本不屑于與科學技術這“奇技淫巧”的東西打交道。在這樣的語境下，科學技術哪里有上升為“科學思潮”的可能？

學界一般認為，“科學技術”向“科學思潮”的演變，以嚴復、梁啟超為代表晚清新式知識分子的譯介與著述當為關鍵因素。但從技藝之學到社會思潮的轉變，將人文主義融入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僅憑幾位學者、幾本著作是無法辦到這一點的，必須依賴于廣泛的民間土壤——即廣大民眾在日常生活中對于科學技術的接受與認可，而這正是都市文明發展的結果。

但是微觀來看，包括城市日常生活在內的都市文明對于“科學思潮”的發展的影響，必須要依賴于具體的文化形態。以前文舉例的畫報來說，科學思潮之所以能因為人文思潮的注入，變成一種觀念，與新興媒體的傳播亦密不可分。中國最早的畫報《點石齋畫報》所出現的時間，也正與中國都市文明興起同步。《點石齋畫報》曾集中推出了一批如鐵路、摩天大樓等現代科技代表成果的圖片與介紹，在一定程度上為民眾普及科學常識、打消對“西夷”的陌生恐懼并促使先進科技融入日常生活，起到了積極的助力作用。

如《點石齋畫報》這樣的期刊畫報，曾在清末民初的中國社會舞臺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譬如隨后的《玲瓏》《東方》與《良友》，都因引領一時風氣之新而聞名于世。它們在介紹無線電、飛機、交際舞時所起到的宣傳作用，在當時很難有其他的公共媒體可以比肩。通過對這些畫報的解讀我們不難看出，都市文明與中國文化的現代性進程共同為科學思潮注入了人文內涵，并對中國政治、社會的現代性進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本論并非意圖審理都市文明給中國文化現代性進程帶來的正負面影響，而是力圖站在科學思潮的角度，來審理兩者之間復雜而又微妙的歷史聯系。正如前文所述，兩者之間的關系既存在著共生性，又有著相互包容的特征，并互相為對方提供動力與空間，一起推動中國社會現代性的進程。

重新從科學思潮的角度審理本論所指向的問題，有著如下兩點意義。其一是有助于反思“科學思潮”在中國社會、文化與城市的現代性進程中的利與弊，為今后重新認識科學、推動科學發展與制定科學政策總結歷史經驗，其二可為中國文化現代性進程與都市文明之間的關系審理尋求新的研究路徑，對于中國城市文化與文化現代性的研究探索跨學科的理路。

首先，前文已用較多的篇幅來論述科學思潮之于兩者進程影響，但客觀地說，科學思潮實際上是一把雙刃劍，它既積極地推進了中國社會、文化與城市的現代性進程，同時也帶來了諸多無法回避的問題。

中國的“科學思潮”來源于西方的科學技術革命與工業革命，是純粹的舶來品，與中國古代傳統科技沒有邏輯上的聯系。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講，西方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必然遠遠早于中國，因此，西方社會的現代性進程所受科學技術的影響比中國更加深入，所暴露的問題也更早、更多。

事實上，西方的科學技術革命與工業革命給西方社會發展帶來的問題早為西方社會所關注，早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以德國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為代表的研究群體已經開始關注資本主義與工業文化帶給整個社會的問題及其對策。譬如霍克海默(M.Max Horkheimer)對現代資本主義文化體系的批判、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立足對工業文化對文化現代性問題的反思以及阿爾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建構在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及人類主體精神層面的“無主體過程”，甚至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還尖銳地指出“進步的加速似乎與不自由的加劇聯系在一起在整個工業文化世界，人對人的統治，無論是在規模上還是在效率上，都日益加強。”[6](P1)除了理論探索之外，歐美的藝術家也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夸張的表現與藝術化的批評，其中以卡夫卡(Franz Kafka)的中篇小說《變形記》(Die Verwandlung，1915)與卓別林(Charles Chaplin))導演的電影《摩登時代》(Modern Time，1936)為個中代表。

凡此種種，實際上都是對于工業文化、早期全球化與現代資本主義所帶來弊端的反思。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反思，其根本原因在于，歐洲有著深厚的人文主義傳統，正是這種人文主義啟蒙精神才讓歐洲人脫離了黑暗的經院時代，走向了文藝復興與工業革命，但是人類對于器物的過度依賴，又會使人類在日常生活中逐漸失去自身特性的一面，因此在科學技術剛剛對人類社會產生影響時，西方社會便會如此敏銳地發現人類自身所面臨的問題。

相對于西方而言，在接觸現代科技之前，中國社會并沒有積累深厚的人文主義傳統，相反長期處于“存天理，滅人欲”的宋明理學與清代高壓文化政策之下，因此，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當卡夫卡、勞倫斯(D.H Lawrence)等西方作家批評、反思科技思潮所帶來的社會、文化弊端時，中國的“新感覺派”作家與新詩詩人仍在充滿感情地贊頌光怪陸離的以霓虹燈與狐步舞為代表的“海上風景線”之美。①陳平原曾歸納認為，“現代中國人的思維逐步從類比到推理、從直覺到邏輯、從模糊到精確，主要跟整個科學思潮有關。”[7](P16)

因此，工業文化、早期全球化與現代資本主義為表現的現代科技思潮對中國社會、文化現代性進程雖然影響深入，并促進了都市文明的發生，但同時代的中國知識界對于這一問題的同步性反思則顯然缺位。之于中國社會而言，“技術中心主義”曾長期是政府制定社會發展的主旋律，②而對于科技的批判甚至反思，則被看作是逆潮流而動的思想。

在這樣的語境下，都市文明與中國文化的現代性則不免同時打上了“以(西)洋為師，以賽(先生)為本”的烙印。城市建設效仿歐美現代城市的格局，加大對于科技成本的投入，而忽視城市文化長期建設，甚至對于傳統的城市建筑與文化結構進行破壞或有意忽視，使其最終產生出“現代性”的表象；而在推動文化現代性的進程當中，主張定量研究、強調嚴密邏輯的“技術中心主義”以及盲目崇拜西洋、師法歐美的“拿來主義”思想對于現代中國文化的負面影響，亦不可忽視。審理科學思潮之于都市文明與中國文化現代性進程之間的聯系，或有著去蔽求真、見微知著的學術意義。

其次，科學思潮這一角度具備跨學科、跨領域的特質，可以為中國文化現代性進程與都市文明兩者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與視角。

可以這樣說，對于都市文明與中國文化現代性進程這兩個問題的研究，在國內外學界都屬于熱門話題，相關研究成果堪稱汗牛充棟。而且兩者之間的關系研究在當下也漸成熱潮，但是我們無法回避的是，當下學界對于這一問題的研究依然以文化研究或思潮研究為主，較少涉及其他學科或領域，因此這一研究逐漸呈現出了視野狹窄與理論局限等客觀問題。

我們無法僭越的是：都市文明與中國文化現代性進程都與中國近現代史的發展息息相關，受“西學東漸”這一宏大歷史思潮的影響，與科技思潮的發展有著密切聯系，同屬中國社會現代性進程的重要組成。通常學界在研究都市文明與中國文化時，關注的是都市文明的具體表現形式(如具體的建筑結構、藝術形態、歷史事件等等)與文化現代性進程中的標志性產物(如具體的作家作品、文藝思潮等等)，在理論、視野上顯示出了一定的狹窄與局限，而以科學思潮為視角，可以推動文化與科學的跨學科對話。

科學思潮這一視角建構在科學技術與社會思潮的雙重學科背景之上，反映了歷史、社會語境的特定特征。從跨學科的視角出發，對于這一問題的研究亦可反思科學思潮的利弊，對于科學思潮所帶來的兩面性進行客觀的審理與評判。

事實上，以都市文明為載體，以工業文化、現代技術、機械文明為主體，以理性思維、強調實證與分類研究為方法論的科學思潮，對中國文化的現代性進程依然有著一定的負面影響。而熱衷“科學思潮”文化現代性先行者又常以此為科學之圭臬，“凡學問之事，其可稱科學以上者，必不可無系統。系統者何？立一系以分類是已”。[8](P99)甚至認為“茍無系統之智識者，不可謂之科學，中國之所謂歷史，殆無有系統者”。[9](P2)及至“五四”前后，則更是強調“舉凡一物之興，一物之細，罔不訴之科學法則，以定其得失從違。”[10]而這使得現代文化的實踐者改變了傳統的思維方式與創作立場，產生了唯技術化、功利化的傾向，尤其是對自然主義、寫實主義的強調、宣揚，對浪漫主義、現代主義的否定與壓制，甚至茅盾就曾主張：“自然主義是經過近代科學洗禮的……我們應該學自然派作家，把科學上發現的原理應用到小說里，并該研究社會問題、男女問題、進化論種種學說。”[11]

但與此同時，在歐美學界，對于科學的反思雖是出于科學技術的視角，但多半基于人文立場，重視人文關懷，從人文主義的角度出發，審思技術中心主義、工業文化對于人文發展的約束與戕害。“科學思潮”這個概念本身就含有“科學技術”與“社會思潮”這一跨學科特質，立足人文立場，反思科學思潮的兩面性，對于當時歷史、社會語境的變遷，也有著獨特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都市文明和中國文化現代性進程都是建構在“科學”基石上的人文因素，而它們又共同地受到人文思潮的制約，并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化史中“想象的空間”。因此，“科學視角，人文立場”的研究法則對于中國文化現代性若干問題的探討有著較為重要的啟迪價值。

收稿日期：2014-09-26

注釋：

①在這里筆者須作特別說明，“左翼文學”不能看做是對于現代科技思潮與工業文化的批判與反思，因為他們的出發點不是人文主義，而是階級斗爭，因此他們所批判的時象并不是工業文化而是社會體制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當時中國的買辦階層與政府，這恰是中國“左翼文學”行之不遠的根本原因。對于大多數作家而言，他們一方面批判資本家的剝削，一方面贊揚工業文化所帶來的社會進步，這種內在的矛盾性在很重要的一方面促使中國“左翼文學”迅速消亡。

②從上個世紀初的“科學救國”開始，到1949年之后中國政府提出的“科教興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技為綱”等等口號，在中央政府的機構設置中，還有“國家科委”“全國科協”等派出機構與官方社團，這綜合地反映了政府重科技、輕人文的指導思想。在中國民間，也有“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一技之長賽過黃金萬兩”等觀念，可見技術中心主義對于中國現代社會影響深遠。

作者介紹：韓晗，中國科學院 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北京 100073 韓晗(1985- )，男，河北衡水人，文學博士，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化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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