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技術哲學視野的信息文明特征

基于技術哲學視野的信息文明特征

作者：肖峰

東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5年06期

中圖分類號：N03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3758(2015)01-0001-07

一、信息文明的技術特征

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視野中，社會的根本特征根源于這個社會的生產力形態，而生產力形態從一定意義上就是其技術形態，或者說，一個社會的特征歸根到底是由使用什么技術(生產工具)去(怎樣)生產所決定的。在這里技術就是生產力，且是生產力中的最具標志性的因素，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指出：“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謀生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1]。從中可以看到，技術形態的演變最終可以形成社會形態的全面區別。

社會進步的狀態就是文明的形態，一個社會處于什么文明形態，就是這個社會處于什么發展階段的重要標志，而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和信息文明就是社會處于不同進步水平的一個發展系列。文明形態與技術進步是密切相關的，甚至技術本身就是文明的構成要素。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用表現生產力的生產工具來標志文明：“鋤頭象征著第一種文明，流水線象征著第二種文明，電腦象征著第三種文明”[2]，他所說的第一、第二、第三種文明分別就是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和信息文明。這也表明，農業文明的基礎是手工工具技術，工業文明的基礎是機器生產技術，而信息文明的技術則是現代信息技術。現代信息技術表現為生產工具，就是“自動的機器體系(即最完善、最適當的機器體系形式)，它是由自動機，由一種自行運轉的動力推動的。這種自動機是由許多機械的和有智力的器官組成的”[3]。在這個意義上，技術形態就象征了文明形態，技術發展推動著文明的發展，技術革命引發了文明的變遷或轉型，或者說新興的技術革命造就出新型的文明。由此觀之，技術革命無疑是文明形態變遷的物質根源，也是不同時代特征的重要標志，一部技術形態發展史就構成了一部文明形態發展史。

我們將今天的文明時代命名為“信息文明”，用“信息”作為限定詞來修飾今天的文明特征，主要是表明這種新的文明形態是“信息化”而不是“工業化”或“農業化”的文明，亦即表明信息文明的本質特征就是文明世界的信息化，故也可稱之為“信息化文明”，這同信息社會、信息時代、信息主義也可稱之為信息化社會、信息化時代、信息化主義是一樣的道理。信息化既是信息文明的基礎性特征，同時也是信息文明的技術特征，它指的就是在文明世界的各個方面推廣和使用信息技術①，建立適應社會需要的信息基礎設施，尤其是包括全國性的信息高速公路、全球性的信息網絡等等。

信息化中最具基礎性和改變文明形態意義的當屬信息技術在生產領域中的使用。在生產領域中使用信息技術，就是生產力的信息化，就是機器技術被信息化后實現的質的飛躍和提升，從而使“怎樣生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當然信息文明帶來的不僅是生產領域的信息化，而且還是當代社會的全面信息化，包括從生產方式到生活方式再到思維方式在內的整個生存方式的信息化，從而出現經濟的信息化、政治的信息化、軍事的信息化、社會生活的信息化、文化與教育的信息化，乃至人本身發展的信息化等等，此時信息化對于社會的滲透性猶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信息化進程中，社會通過全面開發和利用信息技術，使得生產力進化為信息生產力，進而使得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社會關系重構、人的行為方式轉變、思想觀點更新，形成社會的全面變革，從而在文明形態上實現整體轉型。因此信息文明就是社會全面信息化后的一種發展新階段，或稱文明新形態。在這個意義上，社會的信息化與社會步入信息文明是同一個過程；從邏輯關系上看，信息文明是信息化的產物，而信息化是信息文明的技術支撐。

也就是說，信息文明中的社會變化，根源性的還是其技術基礎的變化，或是“核心技術”的變化，然后帶來一系列其他的社會變化。換個角度說，信息文明的根本特征是由信息技術所賦予的。

從人類已經發生“五次信息革命”的說法中，似乎信息技術早已有之，但為什么沒有導致“信息文明”的出現呢？那是因為在以計算機和互聯網為代表的現代信息技術出現之前，傳統的信息技術都是與生產技術分離發展的，以至于越往前，信息技術對生產的直接作用或對提高生產技術水平的作用就越不顯著，因此越不具有對生產力發展的決定性意義。只有到現代社會，信息技術成為直接的、第一位的生產力或者說信息生產力作為主導的生產力形態后，信息技術才導致文明形態的轉型，才有了以“信息”命名的新文明。現代信息技術中，當計算機作為控制機成為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從而形成為自動機器(從數控機床到機器人、從無人工廠到柔性制造系統)后，兩種技術便走向了“一體化”，表明了生產中的“制作活動”所需的人體功能可以被集合性地由機器所完成，例如機器人就是基于計算機和人工智能技術而能自動完成某項任務的機械設備。這里“機械設備”實現了傳統的機器和現代的智能計算機的整合，機器由此進化到更新的形態，造就出所謂“數字化生產方式”，使得信息技術把改變信息的存在方式與改變物質的存在方式這兩種技術活動連為一體，于是信息技術同時也可以充當物質性的生產技術，或者說兩種技術可以融合在一起，這就決定了它比以前任何一種單純的信息技術或物質技術的意義都更為重大、功能都更加強大。正因為如此，當代信息技術才在造就今天的社會特征和面貌上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從信息技術的上述特征還可以看到，判別一個地區或國家是否轉型為信息文明，最重要的標準就是基于信息技術的信息生產力標準，即是否在生產力形態上進化到了信息生產力的水平。因此信息消費大國并不一定是信息生產大國，也并不一定是信息生產力上的強國或發達國家。

當代信息社會學家卡斯特的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認為信息文明是和當代信息技術聯系在一起的：“在我們所處的歷史階段中，與眾不同的是以信息技術群為中心的信息革命所引發的一種新的技術范式”[4]120；正是信息處理和溝通技術的變遷構成了我們社會正在經歷的技術革命的核心，整個社會物質文化的轉變是環繞信息技術而形成的新技術范式促成的：“信息技術……成為新社會的物質基礎……財富的生產、權利的運作與文化符碼的創造變得越來越依賴社會與個人的技術能力，而信息技術正是此能力的核心”[5]403，或者說是對當今社會起決定作用的要素。約翰·奈斯比特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電腦科技對于信息時代的意義，恰如過去機械化對于工業革命一樣重要。”[6]

信息文明之所以區別于先前的文明形態，最重要的還是從“怎樣生產”的角度去看，這就是信息化生產的新方式。如前所述，信息化生產或生產的信息化，就是在生產系統中加入信息技術，尤其是自動控制部分，使完整的機器不僅需要有工具機、動力機、傳動機，而且要有控制機。這樣的機器不再由人去直接操作和控制工具機的運行，于是一方面解放了人手，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工具機運行的速度和精度。由于使用了信息化、智能化的生產工具，信息文明時代的生產過程實現了自動化、柔性化和智能化，工廠成為“無人工廠”，生產線成為“柔性制造系統”，勞動者徹底從機器一旁的操作者地位中解放出來，轉到控制終端從事信息控制的工作，其勞動方式也從工業文明時代的“體力勞動”轉變為處理控制信息的腦力勞動，從“物質性勞動”轉變為“非物質性勞動”，這一勞動方式的變化使得“怎樣生產”的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由此連鎖地導致人的其他活動方式和存在方式的變化，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文明社會。因此信息文明的形成與發展同當代信息技術在生產領域中的應用即生產力的信息化和信息生產力的形成與發展是分不開的，可以說信息生產力是現代核心科技的代表，是“先進生產力”也是最強大生產力的代表，由此也顯示出信息技術是推動當今信息文明形態產生和發展的根本動力。

總之，信息技術是信息文明整體特征的解釋根基。當“信息文明”越來越變為一個日益常用的術語時，“它被用來描繪一個其中的人類活動和社會建制已經被計算機和信息技術明顯改變的社會”[7]。換句話說，信息文明指的就是基于信息技術造就的一種作為文明形態的信息社會或信息時代，從而“信息文明”說到底是信息技術所引發和決定的文明形態。從技術哲學的視野看，唯有當代信息技術的出場和廣泛而深入的使用，即無時不有地在場，才是信息文明是否到來的普適量度。

二、信息文明其他特征的信息技術根源

信息文明具有與其他文明(主要是工業文明)不同的一系列特征，除了上面提到的在生產工具意義上的生產力區別外，還包括諸如就業人員的結構比例、信息型勞動成為主要的從業方式、信息的制造和生產成為主導產業、信息消費在消費支出中的比重加大，如此等等。而從技術哲學的角度看，這些特征的出現都是根源于現代信息技術的出現和使用。

以下選擇共識性較高的幾個特征來加以分析。

一是“信息劇增”的信息技術根源。

信息文明時代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信息在社會上的作用越來越大，成為重要的社會財富，成為比物質和能源更為重要的資源；換句話說，“比特迅速取代原子而成為人類社會基本要素”[8]。然而，一個明顯的事實是，信息古已有之，為什么它在過去沒有像今天這樣成為第一重要的資源？就是因為傳統的文明形態中以計算機和互聯網為代表的現代信息技術還沒有出現，使得信息的重要性還沒有突顯出來。正是有了現代信息技術，才有了信息的日益劇增，才有了人們獲取信息和傳播信息的方便快捷，才有了信息作用的日益重要，從而才有了人們對信息的更多需求和社會對信息的更加重視。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以及生產系統與社會系統的日趨復雜化，信息及其圍繞信息的活動日顯重要，這也是貝爾的觀點，在對促進信息社會到來的兩個因素(知識和信息技術)的比較中，他認為首先是信息技術的創新與發展，其次才是知識的迅速擴展，才使得信息的獲取、使用成為社會的根本趨向。卡斯特指出，在“信息”和“信息技術”兩個要素中，后者才是對當今社會起決定作用的要素，以至于他認為“信息社會”并不能表達當前這個時代的特征，而必須用附加了“當代信息技術”這規定性的“信息主義”(也是作為技術范式的信息主義)才能表達當前這個時代的特征。他認為在“新的技術范式”這一提法中，“所謂‘新的’是指信息處理技術及其在知識產生和應用中的影響。這就是我不使用‘知識經濟’或‘信息社會’概念而使用‘信息主義’這一概念的原因：信息主義是建立在隨著微電子和基因工程雙重革命，人類信息處理能力大大增強的基礎上的一種技術范式”[4]120。因此，“當前技術革命的特性，并不是以知識與信息為核心，而是如何將這些知識與信息應用在知識生產與信息處理及溝通的設施上”[9]36，這里的“設施”顯然就是當代的信息技術及其集成。當然，信息增多后也反過來促進信息技術的發展，“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種循環：多樣化和變化越大，信息就越多，用以處理信息的技術也越發達。這種反復循環，我想，是勢必要導致社會出現更大的多樣性和更多的變化的”[10]。

二是“知識經濟”的信息技術根源。

信息文明的另一個重要特征是信息經濟或知識經濟的出現，其主要標志是在社會經濟和生產發展中起決定作用的不再是人力、資金、設備，而是信息和知識；有系統地大量產生知識、不斷擴大人們的智力水平和智力范圍，成為決定生產力、競爭力和加速經濟建設發展的關鍵；同時，智力高度密集、知識生產系統化，使得智力成為經濟社會的主要驅動力。此外，價值的增長主要通過知識得以實現，所以“我們的經濟已經變成了信息經濟”，“超過半數的勞動力由信息工人組成”，“知識與信息如今已是‘決定性變量’”[11]；或如管理學大師德魯克所指出的：“知識是今天唯一意義深遠的資源。傳統的生產要素——土地(即，自然資源)、勞動和資本沒有消失，但是它們已經變成第二位的。假如有知識，能夠容易地得到傳統的生產要素。在這個新的意義上，知識是作為實用的知識，是作為獲得社會和經濟成果的工具”[12]。顯然，知識經濟之所以能在人類獲取與創造財富的各種方式途徑中占據主導地位，還是根源于信息技術的使用。例如經濟的信息化可以提高企業的商務效率或生產效率，生產中對資源的消耗更加節省，通過信息技術所輔助的創造性探索還使人們可以不斷獲得新的替代性的物質資源，從而在根本上解決人類發展的生態限制。所以經濟的發展、財富的增長方式發生了質的變化，這就是依賴于人類的知識和智慧所進行的創造性決策與經營。信息技術通過生產的自動化和智能化將人從物質性勞動中解放出來后，也主要轉入創造性的腦力勞動的領域，從事信息經濟的戰略資源的開發；在這一領域是否能不斷創新，是否能在知識的原創性上走在前面，就成為是否能引領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這一因素其實也可稱之為“軟信息技術”或“信息軟生產力”(與作為信息技術裝備的“硬信息技術”或“信息硬生產力”相對應)。此時，兩種信息技術的優劣決定經濟的優劣，信息(技術)不對稱導致經濟不對稱，信息技術成為信息經濟發展的倍增器，如此等等。

此外，信息經濟本身還包括產業的信息化。產業的信息化一方面包括信息產業的興起，使得社會產業結構中信息產業日趨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產業，從而形成以信息產業為主、信息加工生產為中心來促使經濟高度發展的經濟模式，其中居重要地位的是芯片、集成電路、電腦的硬件和軟件、光纖光纜、衛星通信和移動通信、數據傳輸、信息網絡與信息服務等行業的興盛，同時也包括與信息技術密切相關的“會聚技術”的開發所形成的高科技產業，如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環境保護、航天與海洋等新興產業部門。產業的信息化另一方面還包括對整個社會生產力系統實施自動化、智能化，當它應用于傳統的農業和工業時，就使其發生革命性的變化而成為信息化農業和信息化工業，使工農業生產力都轉型為信息生產力。產業的信息化還包括市場和金融服務體系也建立在先進信息技術(如互聯網和計算機)基礎上的信息化運作及管理，即所謂的市場的信息化、金融的信息化等等，使得社會經濟生活和國民經濟全面實現信息化。總之，信息經濟是指社會各產業部門大量使用先進的信息技術手段，充分開發利用信息資源而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產業效益，從而是一種以現代信息技術及其相關的新知識和新技能貫穿于經濟活動全過程的經濟形式，是以新的信息技術范式為基礎的經濟，是一種新的技術形態所決定的一種新的經濟形態。

三是“信息消費”的信息技術根源。

信息文明時代信息消費成為重要的消費形式，也成為新的生活方式的一個重要特征。一個社會的根本特征如果要通過“怎樣生產”來認識的話，那么它的直接特征則往往可以通過“怎樣生活”來認識。信息文明時代生活方式的信息化就是“怎樣生活”的重要側面，其中作為消費活動的社會生活方式中，發生了從以物質消費為重心到以信息消費為重心的“轉型”，這一轉型無疑也是由當代信息技術所使然。

信息技術一方面因極大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并使勞動者從機器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而大大增加了“閑暇”時間，甚至使作為“勞動”的信息生產和作為“休閑”的信息消費之間的區別也變得模糊，例如上網“搜索”和“瀏覽”資訊時，本是休閑，但有的資訊正好可用于我們的研究課題或工作任務時，它同時也就是我們的“勞動”。在這種背景下，人們用于信息消費或過“信息生活”的時間大增。另一方面，計算機和互聯網又使得人們在自己的閑暇時間中始終與所需信息“保持親密接觸”成為可能，如同移動互聯網使得“人黏在網上”轉變為“網黏在人上”成為可能一樣，人的大部分時間均可以處于“消費信息”的生活狀態中；而且網絡所提供的多媒體信息乃至全媒體信息也使得信息的表現形式通過圖形化、視頻化而更為生動形象，再加上網絡信息的互動性、來源的無窮性等技術優勢，增加了網絡信息對人的吸引力，不斷創新的信息消費方式和被日日甚至時時更新的信息產品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力、購買力和消費活動。信息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作用變得越來越大，成為我們須臾不可離開的東西，也使人進入了一種依賴電子信息從而依賴信息技術的生活方式，甚至還有的因過度依賴而陷入“眼不離屏”(手機屏、電腦屏、電視屏)、“網絡沉溺”或“手機控”、“無手機焦慮癥”之中，就如同鮑德里亞所認為的，電子媒介的決定性作用導致了符號控制已經取代生產控制，成為社會生活的主要控制形式。

四是“信息精神”的信息技術根源。

信息文明時代還形成一種特殊的“信息精神”，從而主導我們去“怎樣思考”。這是因為“信息確實是一種力量，尤其是在當前的信息范式里，信息貫串生活與心靈的程度，可能更勝以往”[9]90；這使得信息成為一種可以改變和重塑心靈的力量，形成了看重信息和信息資源及它們所依賴的作為載體的信息技術的信息價值觀，這就是信息文明時代的“信息精神”。信息精神從廣義上也是一種文化，形成對工業文明的現代性的一種突破，從而培育了人們新的認同感和價值觀，包括對個性、多樣性、靈活性和全球觀念等等的追求，這也是根源于作為這個文明時代之技術載體的互聯網是去中心化的技術形式，它延伸為一種“網絡化邏輯”，滲透和遍及社會各個方面，并形成“網絡化思維”，從而具有了造就人的精神和思維方式的功能。更廣義地說，信息技術具有世界觀的意義。麥克盧漢曾指出，媒介(網絡也是一種媒介)可以改變人的“感官比率”，而當人的“感官比率發生變化時，過去看上去清楚的東西就會變得模糊，過去模糊的東西會變得清楚”，也這就是說，“新的感官比率又推出一個令人驚奇的新世界”[13]。從中可見，信息技術如果改變了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就改變了我們所看到的世界，即改變了我們的世界觀；而當今的信息技術給我們帶來的新世界，形成關于新世界的新體驗，即“電腦不斷地調整著人類與物質現實和文化現實的體驗與聯系”[14]，這無疑會導致新的“信息精神”的形成。

可見信息技術不僅是決定信息社會中人們“怎樣生產”的技術，還是決定信息社會中人們“怎樣交換”(信息經濟)、“怎樣消費”(新的生活方式)和“怎樣思考”(新的思維方式)的技術。總之，信息文明時代就是“數字化生存”的時代，其中一切特征都與信息技術相關，要全面認識信息文明的特征，就需要“百川歸海”地尋根到信息技術之處，否則，我們就無法把握信息文明及其相關的信息社會、信息時代的特征和面貌。

三、信息文明中技術與社會的互相解釋

技術哲學對于技術與社會關系的解釋，通常有“技術決定論”和“技術的社會建構論”兩種互相對立的視野，而在關于信息文明的技術哲學解釋中，這兩種對立的技術哲學觀點其實可以形成整合。

一方面，在解釋為什么會有信息文明的到來時，需要有適度的“信息技術決定論”。此時我們需要看到信息文明形成的過程是一個技術決定社會的過程，其中信息技術是“整個世界最有決定意義的歷史因素”，是生產力和權力的基本源泉，“我們這個‘物質文化’的轉變，是環繞著信息技術而組織的新技術范式促成的”[9]34。進一步從量上看，也表明信息技術的水平(包括信息處理、傳播和儲存的技術能力和技術水平)越高，生產系統中的自動化、智能化程度越高，社會各領域在信息化中所使用的信息技術越先進，其信息文明的發展程度就越高。這一關系也揭示了信息文明之客觀必然性的根源所在，或信息文明之實在性和物質性的依據所在。由此也使我們看到，當代社會是科技社會，信息文明更是一種高技術文明。所以“信息文明”的命名和界定從本質上是對當代信息技術的社會功能的一種歷史定位，也反映了當代信息技術重塑社會、造就文明新形態這一被廣泛認可的意義。

另一方面，當我們進一步解釋為什么會有“信息技術的興起”如為什么會有“計算機”和“互聯網”技術的出現及廣泛使用時，則需要有“信息技術的社會建構”之視角。從歷史的事實看，當代信息技術被發明和開發與社會對于提高信息處理能力的需要密切相關，計算機的出現適應了這一社會需要；而有了更多的信息后，又有了對海量信息及時、快速、分散化(安全)傳播的需要，從局域網到互聯網、從固定互聯網到移動互聯網的誕生和不斷升級換代就適應了這一社會需要。就是說，信息技術的形成和發展依賴于需要它的社會，如果沒有社會的需求和社會所提供的財力、物力和人力的支持，就不會有現代信息技術的出現和飛速發展。

可以說，這兩種視角解釋和回答的問題是有所不同的，它們使我們看到的“關系”或“重點”也是各不相同的。例如，“技術決定論”的視角表明了信息技術的發展具有技術內部的邏輯聯系，即現代信息技術是由傳統的信息技術和先前的工業或機器技術蘊育出來的，沒有先前的技術積累，就沒有后來的技術飛躍。同時，這一“技術的內在邏輯”也展現了技術發展的連續性中也有間斷性，某些間斷性還進一步構成了“技術革命”，這種技術革命不僅具有技術的價值，還具有社會意義，這就是它具有劃分社會時代、造成文明轉型的意義。拿“信息技術”來說，它就是一種不同于“工業技術”的新形態技術，一種能夠“劃分時代”的技術。在這里信息技術確實起了相當大的決定作用，以至于“如果不退回到技術決定論……計算機革命，就難以解釋人類自身的歷史”[15]。所以信息社會學家們認為信息技術推動了社會的發展，社會的各個方面為適應信息技術必須作出調整。又如，“技術的社會建構論”則表明信息消費能力的提高對信息生產能力的提高具有促進的作用，從而對信息技術的改進也有巨大的促進作用，是信息技術產業和相關的內容產業不斷發展的源泉。還有，“信息生活”的時間增加，需要更多更好更豐富的信息技術提供信息生活的平臺(如今天的網絡和各種新媒體就是這樣的平臺)，所以“信息生活”的需要也是當代信息技術興起從而導致信息文明時代到來的原因之一。

卡斯特在他的信息主義理論中，也對“技術決定論”的視角加以了“社會建構論”的補充，他提醒人們：不是只有信息技術對社會的影響，也有社會對信息技術的影響。以前蘇聯為什么信息技術長期落后為例，他分析道：“奇怪的是，一個以生產力發展為標志的體系，卻不擅長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科技革命。此乃由于信息主義的特征，社會主導的信息處理與物質生產間的交互影響，與國家獨占信息是不兼容的”[5]69。可見，在面臨如何解釋某一社會的信息技術發展的特定狀況時，社會制度的因素就成為解釋的背景之一，更全面地還可以將文化的、經濟的、政治的因素都納入說明的行列。

這種雙重視野的“疊加”對我們的信息文明實踐可以形成新的啟示，這就是要從兩者之間“相互制約”的“協同關系”去著力。例如，要推進信息文明的建設，我們必須從作為根基的信息技術的發展抓起，否則信息文明就是空中樓閣；而在發展信息技術時，尤其是當這種發展不順利時，就要看到這通常是各種不利性的社會制約所導致，包括發展信息技術的社會動力不足、對知識產權的法律保護不夠、創新型人才不足(表明社會系統中的教育環節滯后)，以及其他促進技術創新的文化土壤和社會條件缺乏等等，此時就需要我們通過社會環境的改善、創新型文化土壤的培育等來社會地“建構”信息技術發展的動力和條件。同時，再回過頭來看，由社會建構信息技術的發展時，也不能“憑空建構”，而是要有雄厚的工業技術基礎，要有工業文明所提供的一系列基礎設施。通過這樣不斷地在相互制約的“環路”中彼此“溯因”并“重建和諧”，就可以擺脫因互相“掣肘”而造成的雙重停滯，進入兩者之間互相促進、協同發展的境地。

由此來理解信息文明的發展過程，我們就需要不再將其視為一個單純的技術過程，而是一個“技術—社會”的互動過程，一個技術水平和社會條件共同構造起來的文明樣態。這一技術與社會的互動過程啟示我們，在信息文明的建設中，需要把握好它既作為“自然歷史的進程”也作為“社會人文的建構”兩個方面之間的哲學關系，亦即把握好信息化進程中的客觀規律性(如循序漸進)與主觀能動性(如人為推動)之間的哲學關系，看到信息化的必然性和具體道路的多樣性和可選擇性，由此也為我們在信息文明建設的戰略路徑(如信息化與工業化的深度融合、加快信息化建設步伐)的探索上提供更加開闊的哲學視野和更加充分的哲學理據。

收稿日期：2014-10-23

注釋：

①這里及本文所說的“信息技術”，除了專門說明的“傳統信息技術”之外，都是指“二戰”后逐漸被發明和使用的以電子計算機和互聯網為代表的“現代信息技術”。

作者介紹：肖峰(1956- )，男，重慶人，華南理工大學和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科學技術哲學研究，華南理工大學科學技術哲學研究中心，廣東 廣州 510641；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科學與公共事務研究所，北京 10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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