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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古典文論：歌德
第三節(jié) 歌德
一 生平及著作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德國著名的作家和思想家，出生于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城的一個富裕的市民家庭，父親是法學博士，做過法蘭克福市議員，母親是市議會議長的女兒。 1765-1768年，歌德遵從父愿在萊比錫大學學習法律，但他自己卻喜愛藝術和自然科學。
1768年因病回家修養(yǎng)，病愈后1770-1771年就學于斯特拉斯堡大學，成為法學博士。
他早年接觸了斯賓諾莎哲學，與“狂飆突進”運動作家、思想家相識，尤其受赫爾德影響，與赫爾德一起發(fā)動和領導了著名的“狂飆突進”運動。
1771年8月，歌德回到故鄉(xiāng)，10月14日發(fā)表演說《莎士比亞命名日》，
1772年寫成歷史劇《鐵手騎士葛茲·馮·伯利欣根》，旋即蜚聲德國文壇。
1774年，他寫成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以及一些抒情詩，并開始構思《浮士德》，其片斷于1790年出版。
1775-1786年，歌德應邀擔任魏瑪宮廷樞密顧問和大臣，期間試圖推行改革，但阻力重重。
由于政治上的不順利，加上對科學研究和文學創(chuàng)作的牽掛，歌德
于1790年擺脫了宮廷生活，去意大利游歷，潛心研究古希臘羅馬雕塑和文藝復興時期的繪畫等，其思想由早期浪漫派傾向向古典主義轉變。
從1794年7月開始，他同席勒親密合作，自覺地走上了古典現(xiàn)實主義道路，共同為創(chuàng)立德國民族文學作出了杰出的貢獻，直至1805年5月9日席勒去世。
經過10年的努力，兩位德國的偉人將德國文學推向了古典現(xiàn)實主義的高峰。
他曾與席勒合寫《警句》，在席勒的敦促和相互切磋下，于1796年完成了《威廉·邁斯特的學習時代》。
1806年《浮士德》第一部脫稿，于1808年出版。
1809年歌德完成長篇小說《親和力》，
1811年開始撰寫自傳體小說《詩與真》，1830年脫稿，
1823年起，愛克曼到魏瑪拜訪歌德，并擔任歌德秘書，直至1832年歌德在魏瑪逝世，寫下了《歌德談話錄》。
1831年，《浮士德》第二部脫稿。
集中體現(xiàn)歌德文論思想的著作主要有：《論德國的建筑藝術》（1772）、《說不盡的莎士比亞》（1813）、《評述溫克爾曼》（草稿，1805）《歌德格言和感想集》、《詩與真》（1831）、《歌德談話錄》（1823-1832）。他的這些文論著作與學究式的純粹理論思辨不同，是一種直覺感受的抒發(fā)。
二 藝術與自然或現(xiàn)實生活
在藝術與自然的關系上，歌德提出了一個辯證的雙重關系的觀點。
他說：“藝術家對于自然有著雙重關系：他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隸。他是自然的奴隸，因為他必須用人世間的材料來進行工作，才能使人理解；同時他又是自然的主宰，因為他使這種人世間的材料服從他的較高的意旨，并且為這較高的意旨服務。”（愛克曼輯錄《歌德談話錄》朱光潛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第137頁）
歌德晚年一直強調現(xiàn)實生活對于藝術的重要作用，要求藝術忠于自然，植根于現(xiàn)實。
他認為他的“全部詩都是應景即興的詩，來自現(xiàn)實生活，從現(xiàn)實生活中獲得堅實的基礎。”
現(xiàn)實生活為詩人提供了激發(fā)情感的機緣，是詩歌的基礎素材。他寫《少年維特之煩惱》，也是因為他自己“生活過，戀愛過，苦痛過”。他認為作家只有在熟悉了某些方面的生活，才能寫好某些方面題材的詩。
同時，歌德又強調了藝術必須超越自然，創(chuàng)造出一個高于自然和現(xiàn)實生活的藝術整體，充分肯定了藝術家的主體創(chuàng)造性和能動性。
他在《論狄德羅對繪畫的探討》中認為，藝術作品既是自然的，又是超自然的，它是藝術家作為自然的主宰能動創(chuàng)造出來的“第二自然”。
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強調了藝術家的心靈和人格在藝術創(chuàng)造中
的重要意義。“藝術要通過一種完整體向世界說話。但這種完整體不是他在自然中所能找到的，而是他自己心智的果實，或者說，是一種豐產的神圣的精神灌注生氣的結果。”（愛克曼輯錄《歌德談話錄》朱光潛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第137頁）
藝術家在作品中所表現(xiàn)出的心智和人格精神，是外在自然中所沒有的，是超自然的。
歌德還特別強調了藝術的獨創(chuàng)性。他認為作家的獨創(chuàng)性在于“他們能夠說出一些好像過去還從來沒有人說過的東西”，（《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程代熙、張惠民譯，中國社會出版社1982年，第76頁）“在于選擇題材之后，能把它加以充分的發(fā)揮”，超乎人們的預料之外。
因此，這種創(chuàng)新，既是奠定在現(xiàn)實的基礎之上，又說出了前人所未曾說過的話。
三 一般與特殊的關系
歌德還從一般與特殊的關系，闡釋詩的形象創(chuàng)造問題。
從一般與個別的關系出發(fā)，歌德區(qū)分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創(chuàng)作方法。
一是從抽象的概念或理念出發(fā)，通過具體感性形態(tài)以寓意的方式加以表現(xiàn)；
二是從生活中所感受到的具體、感性、個別的東西及其特征入手，通過個別顯示出一般。
由第一種方法產生出寓意詩，但是第二種方法才特別適宜于詩的本質，它表現(xiàn)出一種特殊，誰若是生動地把握住這特殊，誰就會同時獲得一般而當時卻意識不到，或只是到事后才意識到。”（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下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第416頁）
在兩者的具體關系方面，歌德與前人的看法有所不同。
歌德強調要從特殊中表現(xiàn)一般，“藝術的真正生命就在于對個別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愛克曼輯錄《歌德談話錄》朱光潛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第10頁）個別特殊的事物，常常是自己親身經歷過的，同時又可以讓人根據各自的經歷和體驗，從中獲得共鳴。如果是為一般而找特殊，作品中的一般和特殊之間，常常會缺乏必然聯(lián)系，出現(xiàn)概念化的傾向。
歌德的這種“在特殊中顯出一般”的思想，經過黑格爾的發(fā)揮，到馬克思那里，就成了“典型”理論。
馬克思所說的“莎士比亞化”，就是歌德所推崇的莎士比亞的那種“在特殊中顯出一般”，而馬克思所批評的“席勒式”，正是歌德所不滿意的席勒的那種“為一般而找特殊”。
四 古典的和浪漫的
歌德在與席勒的討論中，談到了現(xiàn)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區(qū)別和優(yōu)劣問題。
他和席勒兩人用了“古典的”和“浪漫的”這兩個概念。
歌德認為，“古典的”和“浪漫的”這兩個概念最初是由他和席
勒提出的。
歌德主張詩應采取從客觀世界出發(fā)的原則，認為只有這種創(chuàng)作方法才可取。
但是席勒卻用完全主觀的方法去寫作，認為只有他那種創(chuàng)作方法才是正確的。
席勒談素樸詩和感傷詩的分別，大體也是古典的和浪漫的分別。 歌德要求從客觀現(xiàn)實出發(fā)，他的古典主義實際上是一種現(xiàn)實主義，他的浪漫主義實際上是指感傷主義。
他稱古典主義是健康的，浪漫主義是病態(tài)的。
因此，歌德反對近代所謂“浪漫的”，實際上是反對軟弱的、病態(tài)的感傷主義，而要求強壯的、新鮮的、愉快的作品，認為這樣的作品才符合古典文藝精神。
其實，歌德與席勒在本質上并沒有多大的區(qū)別。他們都與施萊格爾兄弟的消極浪漫派不同，都是試圖實現(xiàn)現(xiàn)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統(tǒng)一。
從歌德對莎士比亞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歌德實際上是在尋求古典的（即現(xiàn)實主義）和浪漫的兩者的有機協(xié)調。
五 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
在德意志民族四分五裂的背景下，歌德希望德國能夠統(tǒng)一。 他主張通過文化促進德國的統(tǒng)一，而統(tǒng)一又能夠推動文化的發(fā)展。他在《文學上的無短褲主義》一文中，闡釋了古典型民族作家產
生的條件。他認為，民族文學和民族作家應該是偉大的時代和民族歷史的產物。
一個優(yōu)秀的民族作家必須反映出全民族思想的偉大，情感的深刻及行動的堅強，而且對民族的歷史與文化有深切的了解，能夠汲取前人的經驗教訓。
在此基礎上，歌德還提出建立世界文學的口號。
在1827年1月31日與愛克曼的談話中，歌德將中國傳奇與貝朗瑞的詩加以對比，稱贊中國人的思想、行為和情感更加明朗，更加純潔，也更合乎道德。
他指出：“民族文學在現(xiàn)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學的時代已快來臨了。現(xiàn)在每個人都應該出力促使它早日來臨。”（愛克曼輯錄《歌德談話錄》朱光潛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第113頁）
在1830年3月的一份提綱里，他又進一步發(fā)揮說：“這樣一種世界文學在不久的未來將會形成，這在人類交往日益加快的情況下已屬必然。”（彼得·伯爾納《歌德》關惠文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第119頁）
他要求珍視外國，不把自己束縛在任何個別的東西上。
他認為中國文學、塞爾維亞文學和《尼伯龍根之歌》可以作為我們的楷模，但范式仍然應該回到古希臘人那里去找。
而其他一切文學只能用歷史的眼光去看，汲取它有價值的東西。他主張向莫里哀學習，向莎士比亞學習，但是首先要學習古希臘人。這種觀點，多少有點厚古薄今，但從傳統(tǒng)的源頭為本的角度看，還是
有相當道理的。
作為一種理想，他希望世界文學的來臨，是可以理解的，而且隨著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世界文學名著已經實現(xiàn)了資源共享，但事實上，所謂消弭（mi）民族差異的世界文學來臨的理想，在短期內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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