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佛教

清代佛教

清代佛教是從清順治元年（1644）至宣統三年（1911）共二百六十八年間清朝一代的佛教。清朝對于佛教的政策幾乎完全是繼承明代的。首先在管理方面仿照明代僧官制度，在京設立僧錄司，所有僧官都經禮部考選，吏部委任。各州府縣僧官，則由各省布政司遴選，報送禮部受職。所有僧官的職別名稱，都和明代無異（康熙《大清會典》卷七十一）。

目錄 清初對寺廟僧尼悉限制 清初寺廟僧尼數字 清代佛教的起源 清代的譯經 清代的刻經事業 收縮展開 清初對寺廟僧尼悉限制

　　順治二年（1645）禁止京城內外擅造寺廟佛像，造寺須經過禮部允許。已有寺廟佛像亦不許私自拆毀。也不許私度僧尼。對于僧道，一律官給度牒。康熙四年（1665）以來，對于私立庵院及私度僧尼都有法律規定。但自乾隆四年（1739）以后，隨著人口的增加，私度僧尼人數也有增加，一時難于查補給牒，因之從乾隆十九年（1754）起，通令取消官給度牒制度。此項政令一直延續到清末。

清初寺廟僧尼數字

　　據康熙六年（1667）禮部統計：各省官建大寺六千零七十三處，小寺六千四百零九處；私建大寺八千四百五十八處，小寺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二處。僧眾十一萬零二百九十二人，尼眾八千六百十五人。寺廟共七萬九千六百二十二處，僧尼合計十一萬八千九百零七人（《大清會典》卷十五、“禮部方伎”）。但自乾隆元年（1736）至四年（1739）止，共頒發過各省度牒部照三十四萬零一百一十二紙，并令師徒相傳，不必再發。其后私度的人漸多，乾隆十九年（1754）便通令廢止給牒。至清末時，全國僧尼約有八十萬人（太虛《整理僧伽制度論》）。

清代佛教的起源

　　 　清朝統治者最初接觸到的佛教，是中國西藏地區所傳的喇嘛教。當十七世紀初起，已有喇嘛到關外傳教，曾受到清太祖的禮遇。太宗時（1627—1643），盛京（今沈陽）方面已開始和當時西藏的達賴喇嘛第五世（1617—1682）建立關系。

　　世祖順治九年（1652）達賴第五世應請入京，受清朝冊封。世祖又好參禪，先召京師海會寺憨璞性聰（1610—1666）說法。又召浙江玉林通琇（1614—1675）、木陳道忞（1596—1674）等入京說法。通琇弟子茚溪行森和道忞 的弟子旅庵本月、山曉本晰相隨入??，也各助傳教。通琇后又入京，世祖命選僧一千五百人從他受戒，尊為玉林國師，以表示他對漢地佛教的推崇（《普濟玉林國師語錄年譜》

　　卷下）。其次圣祖出巡南北，常住名山巨剎，賦詩題字，撰制碑文，對佛教也表示接近。世宗常與禪僧往來，自號圓明居士，輯古德參禪語要，成《御選語錄》

　　十九卷，以禪門宗匠自居。又從章嘉國師參學。清朝對于西藏地區的政教事務非常重視，于雍正六年（1728）設駐藏大臣，管理西藏政務。乾隆五十八年（1793）

　　制定章程二十九條（即《欽定章程》），確定了西藏地區政教合一的制度。所有西藏地區寺廟和喇嘛都受清朝理蕃院管理。

清代的譯經

　　主要是國內各族文字的互譯。雍正初年北京黃寺土觀呼圖克圖第一世奉命將藏文藏經甘珠爾部分譯為蒙文。又乾隆六年到十四年（1741—1749）譯成蒙文丹珠爾全部。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五年（1773—1790）又譯藏文大藏為滿文。乾隆七年（1742）工布查布在北京依藏文佛典譯成漢文的有：《造像量度經》、《造像量度經解》、附撰《造像量度經引》及《續補》各一卷；《彌勒菩薩發愿王偈》、《藥師七佛供養儀軌如意王經》各一卷；稍后阿旺札什繼譯《修藥師儀軌布壇法》、《白救度佛母贊》各一卷；嘎卜楚薩木丹達爾吉譯《極樂愿文》一卷、薩穆丹達爾吉譯《釋迦佛贊》一卷。

清代的刻經事業

　　在順治、康熙（1644—1722）年間，民間各地所刻的僧傳、語錄等都集中于嘉興楞嚴寺，當時發行的有《續藏經》九十函，二百三十七部，《又續藏經》四十三函，一百八十九部（見1920年北京刻《嘉興藏》目錄），都是清初所刻而附于明版《嘉興藏》的典籍。此外，如福州鼓山清初所刻的有《華嚴經》、《華嚴疏論纂要》、《憨山夢游集》等（《福州鼓山庋藏經目錄》）。

　　清代官版藏經之刊行，始于世宗時代。世宗雍正十一年（1733），特開藏經館，延請博通教義的僧人于北京賢良寺校閱編稿。正式開刊始于雍正十三年（1735）

　　二月，至乾隆三年（1738）十二月完成，前后歷時四年，稱為《龍藏》。內容系據明刻《北藏》本而增入經論義疏及禪宗語錄等，凡七百二十四函，一千六百七十部，七千二百四十卷；嗣于乾隆中，撤去其中五種七十三卷。總理藏經事務者為和碩莊親王允祿，參加監造、校閱人員共七十余人（《大清三藏圣教目錄》）。

　　版本形式為梵夾本，國內名山大剎多請置，并建藏經樓貯藏。全部經版，現保存于北京柏林寺。康熙二十二年（1683）命刊藏文藏經甘珠爾（乾隆初略有修補）。

　　雍正二年（1724）又刊丹珠爾，即今之北京版《西藏大藏經》。乾隆中又刊《蒙文大藏經》。后又續成《滿文藏經》。全藏共一百零八函，六百九十九部，二千四百六十六卷。經版于1900年毀于入侵中國的八國聯軍之手。

　　清代從道光以后，國勢衰落，佛教也不振。佛徒多致力于經典的校刻與流通，有助于佛教的傳播。先是鄭學川（1826—1880）于同治五年（1866）在揚州成立江北刻經Γ??約杭叢謖庖荒瓿黽遙?ê琶羈鍘R院笏?執戳⑺罩蕁⒊J臁⒑?州、如皋四個刻經處，前后十五年間，所刊佛經近三千卷。楊文會（1837—1911）

　　字仁山，初時對鄭學川在揚州的刻經事業，極力護持，并募財相助。后在南京自創金陵刻經處，從事校刊佛典。光緒四年（1878）他隨曾紀澤到過英法，于倫敦認識日僧南條文雄（1849—1927），知道中國唐宋間散佚的佛典章疏，尚多保存于日本。歸國以后，即托南條在日本搜購古逸經論撰述二百余種。前后刻成經典三千余卷，并圖像多種。到了清末宣統元年（1909），金山宗仰（1865—1921）

　　得羅迦陵之助，與黎端甫、汪德淵等在上海依日本弘教書院《縮刷大藏經》加以校印，全藏共四十函，一千九百十六部，八千四百十六卷，由頻伽精舍刊行，號《頻伽大藏經》。

　　清代佛教宗派，繼承著明末的遺緒，仍以禪宗為最盛，凈土次之，天臺、華嚴，律宗、法相等又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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