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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教育2030之全球合作與中國參與
摘要2015年12月18日，2030年教育發展議程國際研討會于北京召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民教育指導委員會主席、《教育2030行動框架》起草委員會聯合主席丹克特·維德勒（Dankert Vedeler）先生在會上做了主旨報告。會后，我們就《教育2030行動框架》的制定過程、“教育2030”愿景、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等問題對維德勒先生進行了專訪。
一、
行動框架的起草制定是一個漫長且經過充分協商的過程
《世界教育信息》：請您為我們簡要介紹一下《教育2030行動框架》的制定過程。
丹克特·維德勒：《教育2030行動框架》的起草與制定過程十分漫長，大約用了三年。首先，我們進行了一場廣泛的討論，討論的內容是在《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中，教育是否應該作為一個單獨的目標。我們認為，教育目標對于教育事業以及“教育2030”議程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最終這一議題得以通過，可持續發展目標開放工作組認可了推動教育發展是獨立目標，在這之后我們開始進行具體規劃。
我們最先于2014年5月提出了這項教育議程，當時包含7個目標，雖然大致和現在一樣，但還有一些差別。隨后，在聯合國大會紐約總部，我們提出了10項目標，包括7項目標以及3項執行目標，總共10項。然后，我們進行了內部整合。直至2015年的3、4月份，我們在全民教育理念的指導下提出了《仁川宣言》初稿，向所有的聯合國會員國而不僅是合作伙伴征詢意見，并制定了行動框架的草案。
在與所有會員國進行協商的基礎上，我們在仁川決定將全民教育指導委員會改組為《教育2030行動框架》起草委員會。起草委員會針對《仁川宣言》進行了最終商討。全民教育指導委員和起草委員會的區別是，起草小組新增了國家代表（6位），因此，在起草小組中，會員國國家代表占多數。在仁川，會員國代表針對《仁川宣言》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討論，并在最后一次全體會議上，提出了《仁川宣言》。2015年5月19-21日，《仁川宣言》在世界教育論壇上正式通過。因為《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在9月之后才會獲得通過，所以在確切知道可持續發展議程之前，我們沒有辦法完成行動框架的草擬工作。因此，我們決定在巴黎召開一次單獨的會議，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同時進行，會上采納了該行動框架。
仁川會議后，起草委員會成員見了兩次面。在這期間，我們向所有會員國分發了不同版本的草擬文件，以便他們提出自己的意見。2015年11月4日，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8屆大會期間舉行的高級別會議上，《教育2030行動框架》得以正式通過審議。
綜上所述，《教育2030行動框架》的起草與最終通過是一個長達三年的過程，而且具有協商性。所有的會員國和參與伙伴的努力才讓我們有可能提出《仁川宣言》和包含這些目標的行動框架。
《世界教育信息》：《教育2030行動框架》起草委員會有哪些成員，如何保證各國的聲音都能在這個平臺上表達？
丹克特·維德勒：如前所述，全民教育指導委員會和起草委員會有不同之處，但是大體上是一樣的。我在全民教育指導委員會擔任主席，也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教育助理總干事唐虔先生共同擔任起草委員會主席。起草委員會是一個由很多機構代表組成的委員會，包括會員國代表，教師工會代表，以及民間團體、聯合國、經合組織、私立機構代表等。所以，就像我前面講到的，起草委員會幾乎已經包括了所有相關的機構和群體，這保證了所有利益相關方的聲音都能在這個平臺上得到表達。
在《仁川宣言》正式發布前，我們發放了許多不同版本的草稿進行咨詢，而且收到了許多會員國的回應。我認為，大家對《教育2030行動框架》滿意，也是因為他們都參與其中。
二、
“教育2030”議程更有雄心，更加全面
《世界教育信息》：全民教育目標未能在全世界范圍內全部實現，《教育2030行動框架》能在何種程度上促進《達喀爾行動綱領》教育目標的實現？在您看來，與《達喀爾行動綱領》相比，《教育2030行動框架》的最大特點是什么？
丹克特·維德勒：顯而易見，要想使每個國家都實現全民教育這一目標，是十分困難的。很多國家，尤其是非洲國家表示仍需繼續為實現全民教育目標而努力。因此，我們達成共識，《教育2030行動框架》建立在全民教育目標的基礎之上——我們要走得更遠，并且擁有更雄心勃勃的目標。很重要的一點是，“教育2030”議程并不僅是對已有教育議程的延續，而是一項針對所有國家的全球性議程，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為了將教育議程普及到所有地區，我們需要更有雄心。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該議程不僅是涉及到所有國家的全球性議程，而且包含了所有層次的教育——從學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從普通教育到職業教育，從正式教育到非正式教育——這些都被囊括到議程中，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全面性。
在這其中，我們注意到，目標的制定既要兼顧全局，也要考慮到一些重要的具體問題。這關乎教育質量、教育成果（屬于教育質量的一部分），同時關乎終身學習的平等性。因此，這也是我們一直在《教育2030行動框架》中強調的內容。
如果我們想要實現這些目標，就要看是否能夠得到政府的支持。比如中國政府就十分重視這個問題。如果得到所有政府部門的重視，并且政府愿意提供實現目標所需要的資金，那么我們有可能在2030年之前實現這些目標。對于一些國家來說，距離這些目標的實現確實還存在一定差距。但所有國家都有可能面臨一些問題，相對于我們已經做到的，我們未來需要做的更多。例如，在一些發展相對落后的國家，有大量的高中輟學者，而我們的目標之一就是讓所有人都完成高中學業，因此對于一些國家來說，這個目標將會是一項挑戰。
三、
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需要通過不同方式應對相似的挑戰
《世界教育信息》：在起草《教育2030行動框架》時，如何平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教育發展的不同情況？
丹克特·維德勒：我認為，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面臨一些類似挑戰。例如，如何提高教師素質就是兩者都需要解決的問題。具體而言，提高教師素質，確保他們在教學中能夠向學生傳授其所需要的教育內容，這對于所有國家來說都是一項挑戰。這一問題普遍存在，然而解決的方法是不同的。歐洲國家存在的問題是逃離敘利亞危機的難民需要上學，這對整個教育系統都是一個挑戰；在中國，存在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問題，這關乎教育平等，也是我們面對的眾多挑戰中的一個十分關鍵的問題。我們正在使用不同的方法應對挑戰，解決問題。我認為，不需要強調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教育發展面臨問題的不同，其面臨的挑戰是相似的，只是解決方法不同。
《世界教育信息》：您認為，中國教育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么？
丹克特·維德勒：我認為，對于中國政府來說，有兩個很大的挑戰。第一個挑戰是如何更好地關注邊緣化群體，如殘障人士、偏遠地區人群以及流動人口子女。解決問題的關鍵不僅在于建立足夠多的學校，更在于提升家長送子女入學的意識——這是一個比建立學校更困難，也更漫長的過程。第二個挑戰是如何通過提升教師的能力，進一步提高教育質量。眾所周知，教育質量是許多評估體系中的一個重要因素。提升教育成果的質量是所有教師的職責，因此，我們要提高教師的能力。行動框架的實施重點不僅在于教學過程，還在于如何使優秀教師在最困難的地區發揮作用，因為那些地區恰恰是最需要優秀教師的地方。這是一項挑戰，因為對于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來說，教師在課堂上的行為都是很難被掌控的。他們與學生互動，就是傳授知識的過程。遇到問題時，我們要討論、商榷、應對，這一過程會相當漫長，遠不是說一句“你要成為優秀的教師”這樣簡單。
四、
中國要持續、深入參與國際事務，在全球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
《世界教育信息》：在您看來，在《教育2030行動框架》的制定過程中，中國扮演了怎樣的角色？您對于中國參與教育全球治理，有何建議？
丹克特·維德勒：當得知中國加入起草小組時，我十分開心。中國不是全民教育指導委員會的成員，但是加入了起草小組。我認為，至少有兩個原因促成中國的加入：一是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擁有世界上20%的人口，中國的發展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此中國的加入對于行動框架的制定是一件好事；二是在過去20年，中國在教育界取得了巨大的、非凡的成就，而且相對于歐洲國家和經合組織國家來說，我認為中國獲得的一些經驗對發展中國家更有借鑒價值。作為世界的組成部分之一，中國與所有國家共享經驗，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其他國家不要照搬，而是要從中學習。
我認為中國應該加入下一屆全民教育指導委員會，持續參與國際事務對中國來說很重要。因為從我的經驗來看，中國以前會擔心聯合國做出一些對自己有消極影響的決定，但是現在我看到聯合國有許多專業組織擁有眾多的中國專家，他們有能力參與專業討論與對話。我認為這一點很重要，而且我很欣賞這樣的發展。
作為一個不斷成熟的發展中國家和世界第三大經濟實體，中國所扮演的角色愈加重要。同時，我認為整個“教育2030”議程的制定和實施是基于相互合作的關系，而不是捐贈者和受助者的關系。對所有國家來說，它都是一項普遍適用的議程。
《世界教育信息》：對于有志參與國際組織工作的中國年輕人，您有什么建議？
丹克特·維德勒：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其他國家致力于參與國際組織工作的年輕人來說，很重要的一點是他們一定要有可以作出貢獻的能力。具體來說，我認為有三點非常重要。第一，你必須要有自己獨立思考的視角。第二，你一定要有經驗，要學習最前沿的知識，會使用網絡。第三，至少掌握一門外語。如果你不掌握英語或法語，想要進入國際組織工作就是十分困難的。我認為，較強的語言表達和溝通能力是被錄用的前提條件。
此外，有一些年輕人會在國際組織無償實習，他們需要自理開銷。據我所知，有些國家會為優秀青年人才提供津貼，還有些國家會為派到聯合國工作的年輕專家提供薪酬。在挪威，我們已經有了很多次類似的嘗試，實習回國的年輕人會為挪威帶回工作經驗，這一點很重要。聯合國每年都會有這樣的計劃，希望看到更多的中國年輕人參加。
來源：世界教育信息雜志2016年第1期（采訪、整理/呂伊雯 許方舟 張靜慈）
轉自：世界教育信息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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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1994年10月第44屆國際教育大會閉幕之際，批準成立亞太國際教育與價值教育聯合會，旨在打造亞太地區國際教育和價值教育的綜合專業網絡聯盟。1995年3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國際教育與價值教育聯合會在教科文組織亞太辦事處的支持下,由澳大利亞、日本、馬來西亞、菲律賓、俄羅斯、泰國、韓國等國發起，在韓國首爾宣布成立。2006年，聯合會秘書處隨會長遷址中國北京，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5年發布的教育促進和平綜合行動框架與宣言、21世紀國際教育委員會1996年發表的德洛爾報告為指導思想，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關建議制定其發展策略，服務亞太包容、公平和有質量的教育發展，推動亞太全民終身學習目標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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