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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公之源在特權
教育不公之源在特權 北京教育部門近期廢除了沿用20多年的中小學學籍管理辦法，此后外地學生可以在義務教育階段，享受與京籍學生同等待遇。對40多萬外地學生而言，這不啻是一大喜事。此前北京學校對外地學生設置的準入門檻之高令人咋舌，而這些學生，則絞盡腦汁不計成本付出各種巨大代價，進入北京中小學就讀。北京的這一舉措，固然讓這些孩子歡欣鼓舞，但同時，也招來北京本地的學生家長的一片撻伐之聲。北京優秀的教育資源已經被權貴階層搶去一大部分。有北京特色的“共建生”制度，是指軍隊、各級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壟斷國企甚至大型民企為了滿足員工子女入學，通過單位贊助錢或物的方式與知名中學建立“共建”關系，從而使雙方“互惠互利”，單位員工子女可以輕松享受極為緊缺的優質教育資源。“共建生”擠占的是通過電腦派位產生的入學名額。一所好的中小學的共建單位可能達到十幾家之多，全北京已經有20多所中學公開拒絕接受電腦派位的學生。反對外地學生在北京入學的家長，正是不能“共建”、只能坐等電腦派位的平頭百姓，權貴瓜分之后，寶貴的優質教育資源又面臨外地孩子的競爭，讓他們極度擔心自己的孩子可能會在激烈競爭中落敗。那些年紀在40歲上下，孩子正在小學階段的學生家長們，對此項新政抱以極大惡感。從短期看，這種沖突無法避免。教育不公問題是政治與經濟雙重作用的結果。如果社會結構不發生變化，教育不公問題就無法克服。上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工業化進程加速，中國社會的人口流動的速度和廣度都有了前所未有的變化。早先處于靜止停滯狀態的內陸人口，向以京、滬、穗為代表的經濟發達地區流動。這些早年進入城市的外地人口，其子女正面臨著入學上的戶籍樊籬。戶籍政策導致的入學歧視，讓外地學生得不到較好的資源配置，這種差異基于外部因素而非孩子的能力，因而對于孩子是極不公平的。長久以來，我們一直相信，正規的教育可以縮小社會階層之間的不平等，讓下層的孩子有機會獲得比其父母更高的經濟社會地位。然而在中國恰恰相反，基于戶籍制度的教育不公，加劇了社會階層之間的不平等。蕭伯納的《皮格馬利翁》中，當一個人糾正了下層方言后，才會被承認和接受。而外地學生哪怕說一口正宗的京片子，他在這個學校都沒有學籍，是“黑學生”。這個新聞引起了持久不衰的地域歧視討論。外地人認為優勢資源集中于北京，外地亦有貢獻。而北京人則認為回原籍就讀乃是法律規定之事。雙方各有其道理。我們當然可以說，為什么這些學生家長不去向權貴階層要權利，而要為難那些比自己處境困難得多的外地學生呢？顯而易見，后者比前者更易操作，風險也要小得多。這正是城市中產階層對于現行制度的一種妥協所致。樂觀人士曾推導出“市場經濟導致中產階層興起，使平等自由觀念得以普及”的公式，現在看來是過于樂觀了。事實證明，這種先進性某種程度上是想象的產物。在面對個體利益之時，城鄉平等的受教育權、自由的遷徙權，通通被拋諸腦后了。那些不惜破口大罵“外地生”的北京市民，已經放棄了對教育不公本源的追問，甘心在體制的安排之下，毫無顧忌地挑戰同為家長的另一部分人的尊嚴和權利。這或許才是未來我們需要擔心的；教育不公能夠持續下去并且愈演愈烈的原因也在此。特權沒有成為眾矢之的，反倒體系化，權力機構享受普通市民不能享受的特權，普通市民享有外來人口不能享有的特權。制度歧視鼓勵城市人口心甘情愿地歧視外來人口和農村居民。社會矛盾也因此而轉移。高考配額制、共建校、變相的加分、推優政策，正在實施實際上的城鄉人口隔離。全國范圍內的教育資源不平衡，是世界人口大國共同面臨的問題，但未有一個國家有如今天的中國這般嚴重。許多教育資源匱乏地區，孩子們賴以改變自身的上升通道被阻塞，而城市又拒絕他們的加入，伴隨產生的諸如婚姻、犯罪等社會問題亦會層出不窮。平等的學校教育，不僅是個人命運、也是國家強盛的起點。北京的改革如此艱難，可知其面臨的壓力之大。權力不受制約的狀態不變，戶籍制度不變，實在想不出更多的辦法讓城鄉的孩子們握手言歡。我曾聽到一位家長說，現在孩子間的競爭從懷胎就開始了。這句玩笑顯示出中國人的艱難，令人為之心酸。當務之急則是，教育部門需要努力通過分區和資源配置，建立更為平等的學區，并改革單一的高等院校錄取標準，并通過新型模式的課堂教育——比如遠程共享名師課程——來改善日益惡化的教育資源不公，讓每一個孩子在起點上的不公平，轉化為受教過程中的相對公平。同時，我們熱切期待，有不存在教育歧視的那一天。原載：《新民周刊》來源：吳越的博客2010-07-19【教育不公之源在特權】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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