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道玉：辦幾所象牙塔式大學又何妨

劉道玉：辦幾所象牙塔式大學又何妨

劉道玉：辦幾所象牙塔式大學又何妨 （向春/圖） 近十年，我國創(chuàng)建世界一流大學的輿論可謂不小，先后召開過多次中外大學校長論壇，發(fā)表的文章不計其數(shù)，甚至出版了多部專著。究竟什么是一流大學？如果按現(xiàn)行各種指標量化的排名方法，至今我國沒有一所大學進入世界大學前100名；按世界一流大學的研究成果排名，我國大學的排名可能在200名以后。某些重點大學鼓噪不已，恨不得哪天早上就擠進世界一流大學的俱樂部。可惜，我國大學離一流水平的目標還很遙遠，當下談論世界一流大學不過是宣傳秀。 一流大學：“愿學術自由之風勁吹” 我認為最根本的問題是，對世界一流大學的理念和目標認識不清，定位不準。不客氣地說，關于一流大學，沒哪個國家比在我國談論得更多，但又被人們理解得那么少的了。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學，絕非是比學生的規(guī)模、教授與發(fā)表論文的數(shù)量、先進的儀器設備，也不是比校園的面積和豪華的大樓、經(jīng)費投入的多少。最重要的標準應是：世界公認的學術大師，國際公認的學派，國際水平原創(chuàng)性的重大科研成果，獲得包括諾貝爾獎在內(nèi)的各學科領域里的世界級科學大獎，培育出在世界上有影響的頂尖人才等。沒有這些，談論世界一流水平大學只能是說夢。 世界一流大學需要獨特的辦學理念，追求學術的終極目標。理念是大學的靈魂，回答大學是什么，大學做什么。康德是近現(xiàn)代哲學家第一人，他第一個回答大學是什么：“大學是學術共同體，它的品格是獨立追求真理和學術自由。”追求真理與學術自由，幾乎是每一所精英大學的辦學宗旨。例如，哈佛大學的校訓是“與柏拉圖為友，與亞里士多德為友，更要與真理為友”；耶魯大學的校訓是“真理與光明”；劍橋大學的校訓是“此乃啟蒙之地，智識之源”；斯坦福大學的校訓是“愿學術自由之風勁吹”，等。 世界大學起源于中世紀。于1087年創(chuàng)建的意大利的博洛尼亞大學，是公認的第一所大學。西方大學是自發(fā)產(chǎn)生的，自發(fā)就意味著大學獨立和自治，是一種自由的教育，即不是灌輸特定宗教規(guī)則和正統(tǒng)的政治思想。自由教育就是自由探討思想和自由表達思想的教育，目的旨在培養(yǎng)深謀遠慮和對新事物反應敏銳的人，他們應當是對人類未來負責的人。實施這種教育，必須營造相應的環(huán)境，它就是超越功利的象牙之塔。 法國19世紀文藝批評家圣佩韋批評浪漫主義詩人維尼是在象牙塔中從事脫離現(xiàn)實生活的創(chuàng)作。后來，象牙塔就成了一個貶義詞，是脫離實際的代名詞。但在早期的大學中，象牙塔并不是貶義詞。直到18世紀末，大學一直與世隔絕，是某種意義上的象牙塔。經(jīng)過幾個世紀的沉淀，逐漸養(yǎng)成了人文主義的傳統(tǒng)，形成了西方大學的精髓——獨立、自治、民主、自由和批判精神。 二戰(zhàn)后，特別是在冷戰(zhàn)思維的影響下，美國部分大學逐漸參與到國家的政治、經(jīng)濟和軍事活動中，功利對大學的影響越來越大。美國哈佛大學第25任校長博克，于1984年出版了《走出象牙塔》一書，主張美國大學逐漸融入到社會中去。可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商業(yè)社會對大學的沖擊，使得某些大學變成了“服務站”。于是，他又不得不警告“醉心于追求利潤”對教育體制本身的傷害，甚至稱之為“聚斂財富和道德缺失的噩夢”。面對這種局面，他寫了一本新書《回歸大學之道——重塑大學教育的目標》，以挽回《走出象牙塔》產(chǎn)生的負面影響。 其實，即使今天世界上的某些精英大學，依然沒有走出象牙塔，致力于高深學問仍是他們鍥而不舍的追求。例如，耶魯大學被稱為“人文科學的殿堂”，一座真正的象牙塔，使得她成為美國人文科學研究的高地。哈佛大學培養(yǎng)出了許多杰出的各界領袖，也是因為她是一座“人才的煉獄”。法國高等師范學校雖然僅僅只是專科學校，但她卻是“純藝術的殿堂”，該校已有11人獲得諾貝爾獎，8人獲得了菲爾茲獎，4人獲得沃爾夫獎。中國的專科學校和學院升格成了大學，但要達到巴黎高師那樣的成就，即使所有升格為大學的學院加在一起，也可能永遠沒有希望。最根本的原因是，西方精英大學追求的是真理，而中國大學追求的是外包裝。 普林斯頓大學是一所小而精的大學，沒有最熱門的法學院、醫(yī)學院和商學院，但她卻創(chuàng)造了許多世界第一，原因之一就是她是一所象牙塔式的大學。該校于1933年建立的高等研究所，曾經(jīng)聚集了世界頂尖的科學家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約翰·納什、楊振寧、安德魯·懷爾斯、保羅·克魯格曼等，她就猶如與世隔絕“閉關修養(yǎng)”的修道院。在這里，沒有公司贊助，沒有媒體騷擾，甚至連生活也不用發(fā)愁。對此，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楊振寧先生頗有感慨地說：“研究所是成功的象牙塔，這17年是我一生研究工作做得最好的時期。”在這座象牙塔里，他完成了兩項重大的成果，一是與李政道合作，推翻了物理學界金科玉律的宇稱守恒定律，提出了在弱互相作用下宇稱不守恒定律，從而兩人獲得了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二是他與米爾斯合作，提出了規(guī)范場理論，這是人類迄今發(fā)現(xiàn)的三大場理論之一。 芝加哥大學被稱為既有思想又有學派的圣地，已獲得了53個諾貝爾獎，獲得了61個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中的24個，幾乎占了獲獎人數(shù)的40%。原因何在？她被外界形容是“苦修學術的孤島”。為了營造專心致志做學問的環(huán)境，學校把周邊房產(chǎn)統(tǒng)統(tǒng)買下，使之與居住區(qū)隔開。在芝加哥大學附近沒有商業(yè)街，沒有酒吧、電影院，甚至沒有快餐店。總之，凡是容易引起喧嘩的場所，學校一律拒絕。 不應讓蘇聯(lián)式的實用主義仍主導中國大學 象牙塔在我國一直受到批判，至少是忌諱的，與其說中國沒有世界一流大學，毋寧說沒有象牙塔式的大學。與西方精英大學相比，我國大學精神的缺失已是不爭的事實，問題是我們還不敢坦誠面對，不少大學自我欣賞那些雷同的或政治口號式的校訓。 我國大學與西方大學的起源不同，最早的西方大學都是自發(fā)誕生的，因此一直保持著大學獨立、自治、自由、民主、質(zhì)疑和批判精神。我國近代大學是在“中體西用”思想指導下，從西方引進的，從一開始就打上了實用主義深深的烙印。自1950年代初，在一邊倒向蘇聯(lián)方針的指導下，前蘇聯(lián)專業(yè)化的實用主義，至今仍然是我國大學辦學的主導思想。 本來，北京大學等少數(shù)幾所大學，應該是我國精英大學的明珠，理應成為象牙塔式的大學，致力于高深學問的研究。可惜，她沒有繼承蔡元培先生的大學理念，反而曾貶斥他的理念只有“在舊思想占統(tǒng)治地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情況下，具有特別重要進步意義”。該校前校長甚至提出：“要從邊緣走向中心”，要“成為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的發(fā)動機”，“要培養(yǎng)更多的藍領人才”等；另一位大學校長也說：“大學要主動適應，主動服務”。對于辦精英大學來說，這些口號是完全錯誤的，難怪出現(xiàn)了“破墻開店”、建五星級的大酒店、資源集團總裁巨貪潛逃案、特聘教授假引進、舉辦一系列創(chuàng)收的高價培訓班和教授到處撈外快的現(xiàn)象了。 精英大學到底應當怎樣辦？德國一位著名的女哲學家漢娜·阿倫特尖銳地指出：“當大學決心于經(jīng)常為國家、社會利益集團服務的方針的時候，馬上就背叛了學術工作和科學本身。大學如果確定了這樣的目標，無疑等同于自殺。”姑且不說普通大學，我國的重點大學也深深受產(chǎn)業(yè)化的影響，它們不都是在自殺嗎！問題是，我們還沒有認識到病根所在。 我國高等教育問題叢生，原因就是兩根緊箍咒緊緊地束縛著大學，即意識形態(tài)上的過于緊張和計劃經(jīng)濟思維。因此，這就成了檢驗大學的重要標準，否則就會被戴上偏離社會主義辦學方向的大帽子。于是，象牙塔、天才、貴族精神、烏托邦、空想、純理論、超越現(xiàn)實等，在中國都成了稀罕。試問：在中國有誰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敢于創(chuàng)辦象牙塔式的大學？我國沒有世界一流大學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必須看到，在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問題上，正是左傾思想在制約著我們。不肅清左傾思想，國外再好的經(jīng)驗也無法借鑒。我國是大國，社會需要是多方面的，無論是走出或是走入象牙塔，都不能一刀切。有的大學是應用型的，有的是精英型的；有的是象牙塔，而有的是“服務站”；有的是造就大款，而有的是培養(yǎng)大師。在數(shù)千所大學中，辦幾所象牙塔式大學又何妨？ 象牙塔是從事高深學問研究的必要環(huán)境，如此方能耐住寂寞，拒絕銅臭和衙臭，做出曠世的學術成就。我們不能葉公好龍，一邊高喊一流大學，又一邊拒絕象牙塔。 （作者系武漢大學前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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