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中國出不了世界一流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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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中國出不了世界一流大學

為什么中國出不了世界一流大學

http://y.sina.com.cn 2005年02月23日 16:04

東亞經貿新聞   李 曉

  近一兩年來,關于中國大學管理制度改革的議論不絕于耳。尤其是在2003年5月底至6月初北京大學推出教師人事制度改革草案之后,更加引起了國內各界的高度關注。在此過程中,香港科技大學丁學良博士的關于“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學”的討論格外令人矚目,在中國大陸掀起了一場有關“世界一流大學”的辯論熱潮。

  丁博士自詡為“國際非盲流”,多年來一直在世界各地進行學術訪問、教學工作,對美國、英國和歐洲大陸的大學制度及其歷史沿革頗有研究。近年來則更是“抱著宗教般的熱忱”,將推進中國大陸的大學改革作為自己的“志業”,以“在中國土地上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傳教士”為己任,先后在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和浙江大學等高等學府做過多次有關“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學”和關于大學改革問題的學術報告,并就此多次接受《21世紀世界經濟報道》等知名媒體的采訪。近日,北京大學出版社將這些報告和采訪匯集成書,以《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學?》為題出版。

  這是一本少有的讓人必須一口氣讀完且仍需反復玩味的書。讀完這本書后產生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什么中國出不了世界一流大學?這本書回答了這個問題。

  一所大學能否成為世界一流大學,主要取決于三個方面的因素:一是物質實力,二是制度,三是精神氣質。中國的大學不能成為世界一流大學,概可以從這三個方面找到原由。

  關于物質實力也就是資金或經費問題,需要從兩個方面進行分析。一方面,過去相當長一段時期包括今天在內,中國政府對教育的投入的確是遠遠不夠的。但是,將政府對教育的投入不足(事實上政府對少數幾所國內頂尖級大學的投入是相當可觀的)作為我們無法搞出世界一流大學的理由,是對社會的一種嚴重誤導,它無法解釋這樣一個歷史事實:在中國引進西方現代大學制度的一百多年來,高等教育界人才輩出的時期有兩個,一個是“五四”前后,一個是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華人諾貝爾獎的兩位得主李政道、楊振寧就出自這里),那是國難當頭、中國最為貧窮的時期。當時中國高等教育界的資源狀況一定不會比現在好,為什么會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中國的大學辦得不好,問題不是缺錢,而是出在制度上。起碼可以說,目前中國的大學在學術規范方面遠未恢復到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水平。

  另一方面,現階段中國的高等教育在動員社會力量辦學方面大大地落后于現實需求。這是目前中國大學經費不足或資源配置不當的一個重要原因。美國的大學辦得好,得益于辦學的多樣性,它的大學體系不是以公立大學為主,而是以多元的社會財源辦學。這不僅使大學的數量足夠多,使更多的人能夠上大學,也使得好的大學可以在全國統一考試的硬指標之上,推出自己的附加標準,而且大學的收費水平也會拉開檔次,形成一個多層次的、競爭的大學教育市場。

  一般而言,一個國家的人均GDP接近或達到2000美元時,國民對大學教育的需求將會急劇增長,以民間資源辦大學的物質條件也會相應成熟。日本在1970年代以后私立大學的迅猛增加證明了這一點。丁博士認為,中國應當盡快開放動員社會力量辦私立大學這條道路,因為就目前中國民間社會的各種資源來看,辦私立大學的條件是相當充分的。關鍵的問題是,如何建立一套獨立、透明、公正的高等院校評鑒規則。為此,中國需要建立一個嚴格的大學資格的審查委員會——大學資格評鑒委員會。它應該有政府參與,但絕對不能成為政府的附屬部門。它應當是一個具有公信力的、著重專業資格和水平的審查機構。

  丁博士在這本書中筆墨著重的是大學的體制或制度。他有句讓中國的大學領導們坐不住的話,聽起來十分尖刻但并非離譜:“中國大學是本科生比研究生好,研究生比教員好,食堂比圖書館和實驗室好——中國大學里的那些好食堂跟國外大學的食堂相比,辦的還是挺不錯的。最不能跟別的國家好大學相比的,是領導方式、是大學管理體制,那不是量的差別,是質的差別。主要就是因為這種管理體制不合理,才導致大學里的真正出色的人很難發揮全部潛力,越想發展,越有阻力;甚至于越是出色,日子越是難過。”所以,“這就造成了北大、清華等中國的名牌大學變成了美國和西方大學的‘預科生院’”。

  中國大學制度改革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如何實現大學管理由行政主導向學術主導的演變。這里涉及到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如何確保大學運作的獨立性,二是如何形成一套相對透明、公正合理且嚴格的聘請教員和對教員學術水平進行評鑒的規則。

  1979年以來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經使人們形成了這樣一個共識:企業必須要有自己的自主權,當中國的企業是“衙門”或者是“衙門”的附屬品的時候,中國的經濟發展是沒有希望的;同樣道理,如果中國的大學仍然是“衙門”或者“衙門”的附屬品的話,中國的大學也沒有希望。大學自主運作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大學的教員制度設計。其核心就是教授參與治校。

  如果一所大學的管理權主要是在專職行政人員手里,讓行政人員來左右教員的升遷、把握大學的學科建設和發展方向,大學是決然沒有未來的。因此,大學的學術評審制度是否科學、程序是否公正是大學能否獨立運作、能否提高學術水平和教育水平的關鍵。我們知道,孔憲鐸先生領導下的香港科技大學用了十年的時間就發展成為世界知名的一流大學。個中緣由,就在于它在教員制度設計上一開始就以美國一些知名大學的學術評審制度為標準,在大學運作的制度層面上,實現了全球化的設計。對此,丁博士在書中進行了詳盡的介紹和分析。

  University(大學)的詞根是universus,是普遍、整個、世界、宇宙的意思。因此,當現代大學的鼻祖在公元1100年前后出現于意大利中部的時候,它的精神氣質首先就是普遍主義(universalism)的。所謂普遍主義的精神,針對大學而言就是真正的科學精神,它是抱著對宇宙中未知的一切的好奇精神,是基于純粹的好奇心而誕生的一種系統的思想,它不帶有任何功利主義性質,去關心一切、懷疑一切和探索一切。要做到這一點,大學必須進行開放的獨立研究。

  這種開放或者說普遍主義的精神,按照丁博士的說法至少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你要成為世界一流大學,你的教員必須來自五湖四海,不能僅僅來自本校、來自本地區、來自本國,因為知識無疆,教員的近親繁殖必然導致衰敗,這是生物學的基本常識;二是你要成為世界一流大學,你的學生整體必須是廣泛和多樣化的,學生的來源不能只從一個地區招生,不能用一個標準來篩選學生,更不能用一種模式來塑造學生;三是你要成為世界一流大學,你的教學體系、課程和研究項目也必須是普遍主義的,世界標準的。總之,按照丁博士的說法,就是“人要來自五湖四海,派要出于三教九流”。反思起來,現階段中國的大學缺乏的正是這種大學精神。

  這種叫做大學精神的東西力量巨大,它不僅可以消滅無知和愚昧,甚至可以戰勝或抵制邪惡。在二戰期間,法西斯德國在對倫敦進行狂轟濫炸時,惟獨沒有轟炸牛津和劍橋,盟軍在轟炸德國時,同樣避開了德國的大學城海德堡。大學在現時代作為一個國家和社會創新的最重要的源頭,其大學精神的主要產品是產生偉大的思想,對人類社會發展產生偉大的影響,于是才可以產生偉大的國家。丁博士斷言:如果要想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僅有眾多的大學還不夠,還必須要有偉大的大學,即具有真正的大學精神的大學。

  綜觀世界歷史,大學興衰關乎國家興衰。從意大利“文藝復興”,到英國“工業革命”,再到“美國世紀”的興起,無不佐證了一個道理:哪里有世界一流大學的興起,哪里就有民族的興旺,就會有世界一流國家的崛起。這本書的一個重要的結論就是:要看二十一世紀究竟是誰的世紀,不看別的,就看誰擁有更多的世界水平的大學。

  丁學良博士簡介:

  丁學良博士1984年赴美國求學,1992年畢業于美國哈佛大學,在國際知名學者丹尼爾·貝爾教授的古典式教育下獲取了博士學位,隨后在環太平洋地區從事比較現代化方面的研究和教學工作,現在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任教授,從事轉型社會、比較發展、全球化和大學制度等問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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