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誕生中國蓋茨的制度環境

尋找誕生中國蓋茨的制度環境

尋找誕生中國蓋茨的制度環境

    楊振寧教授經常講出一些驚人的言語,最近,他在廣州做了一場名為《怎樣評價中國高等教育》的學術報告。他稱,中國最需要的是任天堂和蓋茨那種創新型、能創造財富的人才,拿一兩個諾貝爾獎并沒有什么用處。與往常一樣,楊教授的這番話招來許多批評。

    公平地講,楊教授過去的一些言論說得有些過頭,但這一次的講話卻很有價值。首先,楊教授應該是在以親身經歷說明他這個得過諾貝爾獎的人,對如今的中國無多大的實用價值。再者,楊教授稱中國最需要蓋茨這樣的人才,不只是在挑戰中國教育系統,而是在呼吁有利于產生創新型人才的社會和制度環境。

    毋庸置疑,蓋茨是商業天才和世界首富,但不是那種炒股票或完全靠商機而發財的人,他的確是一種創新型的人才。當然,蓋茨并非是在計算機技術方面有卓越創新,而是有更大手筆的創新,即對一個行業的創造。當年,蓋茨以“小微軟”與“大深藍”IBM合作,初創軟件的許可協議規范,在IBM的每臺個人電腦上裝上微軟的操作系統軟件,微軟僅收取很小一筆軟件費。當時如果有人說,微軟有一天將會是IBM市值的兩倍,恐怕無人相信。但蓋茨的創造力和遠見使他知道,無形終究要勝過有形。后來IBM還算醒悟得及時,從硬件轉向軟件和服務領域,否則就會與另一個當年計算機行業的大哥大DEC一樣從商業世界里完全消失。

    蓋茨的商業創新能力并非來自美國高等教育的培養,因為蓋茨在哈佛短暫的學業中,主要是在打橋牌,蓋茨的創新主要應歸功于美國的社會環境。如果美國法律不嚴格保護知識產權,如果美國的公司和個人也都不尊重知識產權,幾乎完全依靠知識產權的微軟,又怎能有今天的輝煌？幾年前,中國本土的軟件業也不乏有許多有創造力的人才,而今天所謂的中國軟件業的20人排行榜,大多是外國信息技術公司的高級“打工者”。因此,中國社會在尊重知識產權和品牌上如果沒有徹底的改變,不僅難以產生蓋茨這樣的人才,也擺脫不了為世界繼續“打工”的尷尬局面。

    行業壟斷是另一個阻止產生創新性人才的主要障礙。20多年前,有一位名叫福瑞德·史密斯的美國人,要成立一個公司,與美國政府獨家經營的郵局去競爭。許多人認為福瑞德·史密斯是異想天開,但這個美國人創立了聯邦快遞公司,幸運的是,美國政府沒有為了保持自己的行業壟斷,去拒絕聯邦快遞的成立和運行。鮮為人知的是,在讀耶魯的時候,史密斯就以快遞業務為題寫了一篇論文,卻沒有得到教授的好評。大學畢業后,史密斯參加了海軍陸戰隊,退役后,史密斯又重拾自己的夢想,創立了聯邦快遞公司。兩年前,在接受采訪時,史密斯明確地講,聯邦快遞的成功主要在于美國政府沒有限制。

    今天,聯邦快遞已是經營遍布全球的快遞公司,而美國的郵局也在私營公司的競爭下不斷提高其競爭能力。更重要的是,美國政府從聯邦快遞所獲得的稅收遠比國有郵局一家壟斷下的利潤更高,私營快遞公司所創造的眾多就業機會更讓美國政府感恩不盡。由于美國郵遞和運輸業的自由競爭和規模經濟并行,使得美國經濟從運輸方面獲得極大的競爭優勢,據美國有關機構統計,美國運輸成本僅占國民生產總值8.6%,而中國卻是21.3%之多。中國的行業壟斷也許能給國有的壟斷企業暫時多獲一些壟斷利潤,但從長遠看,對經濟發展以及國家和個人的財富積累都極為不利。

    因此,我同意楊振寧教授提出的“現階段的中國,諾貝爾獎相對無用論”,因為那也許能提高一下中國大學的名氣,但創新型人才卻是中國更需要的,因為中國經濟的崛起,實在是太需要蓋茨那樣的創新型人才以及聯邦快遞那樣的創業型公司,這不只是靠提高中國大學教育水平就能培養的,更需要的是制度和社會環境的轉變。(作者為高級信息管理咨詢顧問,現居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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