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與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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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環境一詞的合理性與科學性辨析推薦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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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與理性

科學與理性1

編者按:本欄摘登了由青年學者劉華杰博士主持的關于"敬畏自然"話題討論的部分內容.這個話題,自從印度洋海嘯發生之后引起了我國學術界人士的普遍關注,并在某些報刊上展開了熱烈的討論.這里刊發的.是四位青年學者從文化層面對"敬畏自然相關問題"發表的意見,供讀者參閱.

作者：劉華杰劉兵田松蘇賢貴 Liu Hua-jie Liu Bing Tian Song Su Xian-gui 作者單位：劉華杰,蘇賢貴,Liu Hua-jie,Su Xian-gui(北京大學哲學系)

劉兵,Liu Bing(清華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所)

田松,Tian Song(北京師范大學哲學系)

刊名：自然雜志 ISTIC PKU 英文刊名： CHINESE JOURNAL OF NATURE 年，卷(期)： 20xx 27(2) 分類號：關鍵詞：

科學與理性2

　　一、凸顯理解的質而非信息的量

　　從知識教學的角度看，中學生物學教學追求的應是理解的“質”，而非信息的“量”。即教師要遵循“少而精”的教學原則，以學科思想和學科觀點統領教學內容，通過問題引領和學生活動等，最終使學生建構核心概念，領悟學科本質。零散的事實與信息不僅容易被淡忘，也缺乏遷移應用的價值，而在諸多事實基礎上建構的核心概念，提煉的學科思想和學科觀點則具有強大的統攝性和廣闊的遷移力。正是學科思想、學科觀點和核心概念才使得生物學形散而神聚，它們恰恰也是生物學的靈魂。在生物學中，進化論思想和生態學思想相互交融構成了生物學特有的學科思想。其中，進化是統一生物學的主題，它能夠將生物學不同領域、不同層次的研究成果統一起來。而“結構決定功能”等生物學科觀點則為學科思想提供支持。例如，在教學“探討細胞呼吸方式的進化歷程”時，教師可提出“有氧呼吸過程為什么會含有無氧呼吸的步驟？”這一問題，讓學生結合地球早期大氣中氧的缺乏以及原核細胞中沒有線粒體的事實，進行推測和分析。該問題能夠驅動學生以進化的眼光重新審視有氧呼吸和無氧呼吸的過程，并適時滲透生物與環境相互影響、相互適應的生態學思想，通過描繪細胞呼吸方式進化的圖景等思維活動，極大地增進學生的理解力和分析力。

　　二、培養學生理性的思維方法

　　《普通高中生物課程標準（實驗稿）》指出，應著重發展學生的科學探究能力。教師在教學中應從以下兩點著手：一是充分挖掘生物科學史中的經典實驗的教學功能；二是踐行“在做中學”的國際理科教育的共識，讓學生從事部分或全程的科學探究活動，以訓練他們的科學探究技能（11項指標[1]）。經典實驗是科學家在探索生命奧妙的歷程中所做的富有創新性的工作。生命科學史上的每一次重大發現、每一個新的突破，無不凝聚著科學家辛勤的汗水、智慧的結晶。因此，經典實驗具有如下教學功能：追溯生物學概念、原理、規律衍生的軌跡，從而達到深刻理解的目的；領悟科學家如何提出問題，尋找證據，不斷深入解決問題的思路和方法，從而理解科學探究的本質；展現科學家求實創新、不畏權威和艱難的探索過程，培育學生的科學精神和科學態度。因此，經典實驗教學能夠將知識、能力和情感態度與價值觀三維課程目標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全面提升學生的科學素養。例如，在學習“‘基因在染色體上’的假說是如何被證明的？”這一問題時，教師可以把教學目標鎖定在培養學生的理性思維方式上。帶領學生走進摩爾根的精神世界，讓學生了解他如何經歷對孟德爾定律普適性和薩頓假說的懷疑，對果蠅白眼性狀如何遺傳的好奇，到根據果蠅性別決定的背景知識對伴性遺傳現象做出假設，以及設計測交、反交實驗進行檢驗的過程，在過程中讓學生領會“科學是格物致知的一種途徑，其基本特點是：以懷疑作審視的出發點，以實證為判斷的尺度，以邏輯為辯論的武器”[2]的內涵。生物學教師應捫心自問：我能作為生物科學界在課堂上的代表嗎？現在很多師范院校偏重師范性，而輕視學術性，所培養的中學生物學教師因而缺乏研究能力[3]。當教師都不具備科學探究的思想和能力時，怎么能保證他教出的學生具有探究精神和創新素質呢？所以提高生物教師的科學素養是刻不容緩之事。

　　三、培育學生理性的精神氣質

　　理性是自然科學的靈魂，是人性的底蘊[4]。在生物科學教育中，不僅要向學生傳授知識，培養其能力，還應發掘生物學科中蘊含的精神資源，培養學生理性的精神氣質，使其養成客觀求實的`科學態度和理性求真、批判創新的科學精神。例如，在教授“探討孟德爾發現遺傳規律的成功因素”時，教師向學生提出了“你認為孟德爾堅持8年豌豆雜交試驗的動力是什么？”“孟德爾是如何擯棄當時盛行的‘融合遺傳’觀點，提出‘顆粒遺傳’理論的？”兩個問題，可謂別具特色。前者可以讓學生真切感受孟德爾是為追求真理而從事研究，而不是以科學發現以外的其他因素為目的，后者能夠培養學生的批判創新精神，讓學生領悟到科學正是在質疑、創新中不斷發展的。

　　四、領略生物科學的理性美

　　生物科學教育中可以讓學生審視美、鑒賞美。如同藝術追求的是和諧美，生物科學則重在理性美，這種理性美集中表現在它的統一美和嚴密美。德國植物學家施萊登和動物學家施旺聯合創立細胞學說，揭示了生物體結構的統一性；20世紀60年代著名細胞生物學家H.Ris將種類繁多的細胞劃分為原核細胞和真核細胞兩大類型，龐雜的細胞世界立刻變得那么整潔和統一；達爾文創立的進化論統一了生物學的各個研究領域；遺傳密碼的破譯，使得繽紛多彩的生命在分子水平上得到了完美的統一……這些科學史實無不揭示著生物學的統一美。小小的細胞卻能進行如此復雜的生命活動，奧妙全在于它那嚴整有序的結構；囊泡及囊泡的運輸是內膜系統的“無臂延伸”，其過程就像航運一樣：在碼頭上裝貨，離岸、起錨、遠航，在胞質的海洋中把特定的貨物運向指定的彼岸，到岸后拋錨停靠，卸貨清倉，船體又融回內膜，變回原來的存在形式。科學發現的過程同樣充滿了嚴密美。例如，混沌的遺傳現象，由于孟德爾的精確—以數學統計為基礎，孟德爾的堅韌—歷時8年的雜交試驗，孟德爾的假設—可見的性狀為不可見的遺傳因子控制，孟德爾的驗證—不可見的因子又變為可見的性狀，而真相大白，其思維的精巧，推理的縝密，實證的嚴謹，充分展示了生物科學的理性美[5]。生物學作為一門自然科學，不僅有著邏輯關系的知識體系，還有一套獨特的思維方式和探究方法，蘊含著豐富的精神資源和美學價值。中學生物學教師應該努力開啟教學智慧，引領學生沐浴生命科學的理性光輝。

科學與理性3

　　在嘗試了近一年的職場生活后，部分職場新人的心已經隨著萬物復蘇的季節的到來，出現了不安分的跳槽念頭，“不喜歡、不適合”成了上榜率最高的離職理由，究竟要如何衡量自己是否適合當下這份工作，面對去留應如何選擇才足夠明智？對此，專家將為你解讀職場新人的跳槽現象，指導職場新人理性換崗、科學就業的技巧。

　　知道自己喜歡什么才重要

　　英才網聯職業指導專家分析，畢業生易將興趣與職業興趣混淆，僅憑一時的興趣草率選擇職位，興趣感漸失就會考慮更換新職業，但頻繁跳槽只能加劇茫然感，使職業發展進入惡性循環。興趣通常是廣泛的，是指對任何事物、活動的積極情緒，而職業興趣是指一個人對待工作的`積極態度，有將興趣作為事業去發展的意愿，相比興趣更加穩固、持久。因此，擇業一定要依據個人的職業興趣，需要了解自己的職業興趣可以通過專業性實習來確認，也可以通過職業興趣測評獲得參考。

　　英才網聯職業指導專家提醒，少數職場新人會采用目盲嘗試諸多崗位的方式來探索職業興趣，結果只能得到自己不喜歡什么的結論，所以，擇業不僅要依據職業興趣，還要結合自身的專業、技能優勢和未來的發展目標綜合而定，在一定范圍內確定自己的喜好，這要比一次次的發現自己不喜歡什么更有意義。

　　適合與否這樣衡量最有效

　　王帆入職新公司6個月后提出離職，原因是“這兒不適合我”，據王帆的好友介紹，這是他第三次因為人際關系問題而離職，聽多了王帆的抱怨讓好友覺得很多問題應該出在王帆身上，而不只是“不適合”那么簡單。

　　英才網聯職業指導專家表示，多數職場新人離職時不會對原單位和工作抱有好評，這反映出新人跳槽時看待問題容易片面、偏激的特點，正因為如此，職場新人跳槽時則應多從客觀、積極的角度看問題，并要有長遠的眼光和計劃性。如上述案例中的王帆并沒有意識到一次次離職的真實原因是自身沒有處理好人際關系，而概括性的歸罪于自己與工作不適合，如能從提高自身的人際協調能力著手，離職也并非唯一選擇。

　　英才網聯職業指導專家表示，自身與崗位是否合適，并不是由幾個的挫敗理由簡單決定，無論對工作還是自身能力都應完成360度全方位的分析，如對工作的分析包括，企業文化、工作地點、崗位要求、薪酬水平等，對自身的分析包括，發展目標、性格特點、職業興趣、專業優勢、崗位勝任力等。如果其中某些條件目前尚不能達到，但足以通過努力來實現，就不應成為抵觸、放棄的理由，而應揚長避短來逾越職業發展的困境。

　　有關跳槽的規則與潛規則

　　英才網聯職業指導專家表示，跳槽的規則不外乎要遵守勞動合同、公司規章制度等規范性內容，通常，應按照公司規定提前一個月上交書面報告，按照離職程序做好工作交接，遵守保密協議、競業協議等，如果沖動離職很可能會因違約造成一定的損失；所謂跳槽潛規則，是需要你遵守一些心理、情感上的規則，如在離職前一定要做好收尾工作，切忌甩手離開，以免給人留下不負責任的職場印象，再如一定要避免不愉快的離職，如爭執、糾紛，更不要四處散播對老東家的抱怨和謠言，以免不能順利通過新公司對你的背景調查。

　　綜上所述，英才網聯職業指導專家建議，職場新人有離職意向時若帶有負面情緒，可暫時擱置離職這一選擇，避免在情緒化狀態下沖動離職，理性的分析目前崗位尚可繼續發展的積極理由，用發展的希望淡化暫時的困境，同時要提高對各種問題的處理能力。因求職者的工作連續性、持久性以及離職原因是任何企業在招聘過程中都很看重的部分，避免讓這些原因成為求職的阻礙。

科學與理性4

　　一、個體合理性與集體合理性

　　科學合理性是科學哲學的核心問題。

　　20世紀以來，科學哲學家們針對科學哲學中的許多重大理論議題，圍繞合理性提出各種模型，試圖通過對合理性的論證來達到對科學與真理的說明。

　　邏輯實證主義者認為，科學的合理性在于邏輯的合理性，邏輯可以將世界的一切形式表達出來。

　　邏輯實證主義之后，證偽主義者波普爾則將科學看作是一個通過否證而達到真理的過程，這與邏輯實證主義者本質上是一致的，只是達到真理的方式不同而已。

　　但是，歷史主義者庫恩在解讀科學時，認為人們在敘述歷史的過程中要依賴自己所處的文化背景和社會背景，并將這樣的一種信念灌輸到對科學的理解中，即“科學是一個逐漸形成、不斷變化的過程，科學的領域是沒有邊界的，科學的合理性絕對沒有先驗的和一開始就永遠確定的基礎，不存在著普遍有效的、永恒不變的評價標準，合理性同科學自身一樣具有自己的歷史并將隨科學的發展而發展。

　　科學的真理觀從此受到了置疑。

　　自庫恩的開創性言論之后，科學哲學研究力圖尋找到一條可行的科學合理性描述道路。

　　例如，勞丹就將合理性與價值問題聯系起來，將科學的目的與標準合二為一，在他看來，合理性不在于合乎理性，而只是合乎某一標準，這個標準在他那里就是能夠解決問題，引導科學進步。

　　總體而言，以理性主義為標準的傳統科學哲學弘揚的是一種個體合理性標準。

　　“基礎主義的合理性模型是一種超越時間、超歷史的合理性模型，它力圖建立一種永恒的、普遍有效的合理性模型。

　　這個模型的主要標準是一套認識論原則和知識評價標準。

　　一旦這樣的合理性模型建立起來，科學研究就成了個人事業，個人完全可以按照既定的合理性標準和原則獨立從事科學研究，獨立檢驗認識結果，別人的存在是無關緊要的。

　　這樣，主體合理性最終劃歸為個人合理性。

　　但是，這一標準的存在也將科學一人類共有的事業轉化為個體的研究，從而理性主義的合理性模型也內涵了一個大前提，即不同主體的心靈是同一的。

　　或者，至少人們在對待理性這一問題時，心靈是同一的，相應地觀察語言也是中立的，所有人對自然界的反應都是一樣的。

　　這樣，科學知識便被看作是思想與外界單純的二元關系，最終導致忽視不同個體心靈之間的多樣性與復雜性。

　　隨著人們對科學審視的不斷深人，人們逐漸形成了對科學事業與科學知識做社會學考察的傾向，科學社會學、科學知識社會學應運而生。

　　科學社會學將科學放在社會文化背景中考察，看到科學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

　　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研究比科學社會學更為深人，將從前“黑箱”內的科學知識也放置在社會學框架內考察。

　　在這樣的研究中，科學知識社會學不同于傳統科學哲學認識論中將科學合理性劃歸為個體合理性的傾向，而是提倡一種集體主義認識論和集體合理性:“科學知識社會學是試圖建立一種關于科學的集體認識論和社會認識論，把科學家集體看作科學認知組織的相關單元，強調‘認知共同體’的集體認知或社會認知的突出地位。

　　個體合理性在科學知識社會學這里也就不再適用，原有的科學合理性的內涵必須改變，認知共同體的作用得到強調，科學合理性中展現了集體認知的合理性。

　　二、科學知識社會學的信念考察

　　針對理性主義模型所要求的人類心靈同一性問題，歷史主義科學哲學家漢森的“觀察負載理論”以及庫恩的“范式的不可通約性”等，都提出了質疑。

　　而且，在庫恩之后的科學哲學研究中，人們也意識到心理學研究的重要性，意識到“鴨一兔圖”所表達的格式塔式魷變化是個普遍現象，雖然人們目前還無法對人類大腦的認知形式進行有效的分析，但是已經開始了對這個領域的研究。

　　同時，庫恩的不可通約性觀點說明了語言的非同一性，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說也對人類語言使用的多元性給予說明。

　　為此，科學知識社會學學者指出，既然語言對于每一個人不同，由語言表述出的自然圖景相應地也不可能是相同的，這必然導致對純粹的、單一內涵的科學真理、客觀性與合理性的深度懷疑。

　　所以，科學知識社會學認為需要對社會因素進行考察，“在他們(科學知識社會學)看來，確立知識的本質，不能單純地只靠對孤立個體的行為和信念進行哲學的或心理學的分析，還需要考慮科學中的集體的和社會的認知行為。

　　其實，科學合理性在科學哲學史上發展到現在，其內招I已經演化為理論選擇與接受標準之間的理性關系，而它的外延則體現在人類的信念和行為之中。

　　在科學知識社會學看來，雖然沒有統一的標準，但是信念一方面是隨自然及文化規范而變的，另一方面是與個體感覺經驗相聯系的.。

　　這就一方面進入到對認知領域的尋二究，另一方面則必不可免地涉及到觀察語言的情境性。

　　信念是知識論研究的一個切入點，我們在對知識進行研究的時候必定要涉及到各種信念。

　　巴恩斯(B.Barns)指出，人們對不同的信念不能夠一視同仁，對流傳下來的理論和知識形成了思維定勢，同時，認為行為者自身(持信念的認識主體)也理所當然不需要解釋，而其他人的不同信念則當作是反常的和有偏見的。

　　在科學知識社會學看來，沒有任何一組特定的關于自然的信念可以看做是合理的或者是惟一的真理，“不過，通過證明可以合理地持有某些信念，包括科學信念，人們仍有可能聲稱它們具有特殊的地位。

　　人們也許會用科學活動的合理性來證明科學信念的可靠性。

　　盡管對這個世界總應當從某種初始的觀點來探索，盡管‘事實’并不僅僅限于直接的感覺印象，人們還是有可能聲稱，某些特定的理論，由于參照它們局部界定的經驗而通過了檢驗，或者根據這種經驗得到了合理的完善，或者合理地與其他理論進行了比較，因而這些理論所構成的知識體系比那些沒有經歷過這些過程的理論所構成的知識體系更值得信賴。

　　選擇那些不太可信的信念體系恐怕是不大合理的，而且人們可能會認為，如果這樣做就需要加以解釋。

　　科學知識社會學正是倡導以這種姿態而持有的合理性信念，但是這種合理性不是一種約定的合理性，而是一種適時的合理性，這種適時合理性的構成所依據的就是在前面所說的文化規范與經驗的情境性。

　　由此，科學知識社會學對合理性的疑問，并不是意味著完全放棄什么是合理的，而要放棄的是那種可以作為知識衡量標準的惟一合理性。

　　因為，在科學知識社會學看來，這樣才能夠真正理解關于自然信念變化的原因，也能夠正確理解信念所要表達的真實意圖。

　　科學知識社會學提倡的是一種適時的合理性，就像標準是在不斷改變的一樣，合理性是與情境性相關聯的，他們否定一種惟一的合理性或有效性，是要建立起一種動態的、多元的合理性。

　　先前科學哲學研究的科學發展模型中，理論的生產者基本上不用去負責理論的評價問題。

　　而在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研究模式中，理論的生產者不僅僅是生產者，還是理論的評價者，也就是說二者的身份是同一的，科學家的生產者身份在對理論評價時必然發揮作用。

　　因此，科學知識社會學理論既要關注行為者自身因雙重身份而具有的相對性立場，更要關注在這樣的過程中科學合理性受到的沖擊。

　　三、實踐、文化與科學合理性

　　對科學合理性的認識論信念考察，是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理論基礎。

　　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實踐性研究所討論的問題更加細致，深入到了科學知識產生的微觀過程，表明了科學受到文化因素的重要影響，更加豐富了科學合理性的內涵。

　　著名的科學知識建構論的主要代表諾爾一塞蒂娜(K.Know一Cetina)就認為:“科學成果從與境方面說是特定的建構。

　　這些建構帶有創造科學成果過程的境況偶然性和利益結構的標志，沒有對這些建構進行分析，就不可能充分地理解這些科學成果。

　　科學研究程序中，科學家在實驗室中的選擇是當地的，依賴于具體的研究境況，科學知識的產生以及接受被內化到實驗室的細枝末節中，實驗室這個微小的單位已經將科學知識體系細致地描述出來。

　　在諾爾一塞蒂娜的后期研究中，她轉向了對實驗室文化的研究，她將這種實驗室文化的研究稱為“認知文化”。

　　認知文化比前期的科學實踐考察視野更廣泛，以前對科學實踐的考察只是關注與實踐相關的科學家事務、實踐規則和科學家活動，而基于認知文化的實驗室生活世界則將視野拓寬至參考情境以及關于情境的世俗的、本體論的和空間的等結構。

　　諾爾一塞蒂娜指出，“認知文化聚焦于不同的以知識為導向的生活世界，不同的關于經驗的意義，參照物(知識客體)的特殊建構，關于儀器的獨特的本體論，認知主體的特殊模型。

　　在我們看來，諾爾一塞蒂娜對科學知識的實驗室考察雖然沒有直接討論科學合理性模式怎樣改變，但是她所提倡的科學實踐分析模式則隱含著人類合理性在科學研究中的演變)也就是科學合理性不是文化無涉的，而是受到多種認知、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

　　與諾爾一塞蒂娜的研究方式相近的另一位人類學家特拉維克通過對HEP(高能物理學)社區的考察，描述了物理學家的文化取向和物理學界文化，以及日本和美國各自的HEP社區文化和民族文化等等。

　　這種實踐性研究采用大文化的視角，把科學當作整個人文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科學被看作一種信念或文化現象。

　　在科學認知中，科學合理性必然要受到各種文化因素的影響，人類科學理性的形成過程因而具有了更多的文化色彩，這在科學知識社會學學者那里早有論述，巴恩斯認為“科學是亞文化的集合”，科學的不同分支有著潛在的文化內聚性。

　　他指出，科學在逐漸被當作是一種有著相當不同的社會控制系統、相對自主的文化。

　　馬爾凱(M.Muikay))也對科學做了文化意義上的分析和解釋。

　　他指出，在對科學知識做社會學的分析中，文化資源同科學家們所使用的認識或技術資源同樣重要，科學知識作為科學文化成果，應該和其他文化領域一樣，接受社會學的分析。

　　因此，科學合理性的內涵中就不可避免地融人了文化等因素。

　　四、小結

　　探索科學合理性問題，其實也就是力圖說明，我們如何解決科學理論選擇中的爭論，如何選擇一種可以用來約定的標準。

　　在科學知識社會學這里，科學合理性問題的外延延伸到人類的行為與文化實踐中，布魯爾(D.Bioor)在巴恩斯的啟發下，也曾作了“自然合理性”與“規范合理性”的區分，自然合理性表現為人類的一般認知特性;而規范合理性是指確立或認可的推論模式。

　　他們認為，不可能有真正.原始的觀察語言，觀察語言也是社會學意義上的協商，也是在互動中被維持和修改的，因而也就沒有一組特定的信念是合理的或為真理的;真理不意味對某一問題絕對正確的把握，更不意味是其他問題的衡量標準，基于此可作為科學知識衡量標準的單一的科學合理性是不可能的，衡量知識的標準也是一種適時的集體協商的產物。

　　科學研究的過程是一個動態的實踐過程，離開了行為者主體的社會實踐活動，便很難說明科學因素變化的動因。

　　科學家的價值取向和方法論選擇固然可以從他持有的理論、方法和目的三者之間的相互影響來說明，但這并不能排除當時社會環境、生產實踐水平的影響。

　　從某種程度上講，至今，科學哲學提出的任何一個科學合理性的模式都不能完全應用于科學的實際過程。

　　這里的問題就在于前述的模式都是基于一個前提，即科學知識只是對自然界進行的客觀描述。

　　科學知識社會學雖然并沒有提出一套完整的科學合理性的模式，但他們力圖證明，科學知識不只取決于自然界的經驗事實，它還是人們交往的產物，是由作為集體成員的人社會性地建構或構造出來的，同時也并不存在與環境無關或超文化的合理性規范，從信念的心理分析以及文化的角度看待科學事業，科學合理性也會從一種約定的合理性變為一種自然的、適時的合理性。

　　正是在消解靜態的合理性并建立一種動態的合理性的過程中，科學知識社會學學者表達了他們對待科學知識的態度，即:不存在獨立于任何范式的關于世界運作方式的客觀真理，科學領域也不例外，更沒有一套固定的標準衡量不同范式下的信念。

科學與理性5

　　在世界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哲學這一古老的學科也面臨著如何跟上現代科技發展步伐的嚴竣挑戰，也就是如何既能保持哲學最大限度的普適性和應變性等特點，又能避免自然語言在表述哲學原理時容易引起的歧義及由此引發的諸多爭論？產生于一百多年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怎樣才能在大橫斷性、跨域性的科學技術層出不窮的今天，繼續發揮對各門具體科學的指導作用？中國經濟出版社推出的張玉祥教授的專著《廣譜哲學探索》一書，對實現哲學的現代科學形式進行了扎扎實實、具有開創性和挑戰性的新探索。特別是在高揚哲學的現代科學理性方面，廣譜哲學做了一系列令人折服的工作。下面筆者擬從三個側面談些感受。

　　一、廣譜哲學為實現傳統哲學的現代科學形式開辟了一條嶄新的道路

　　一般來說，哲學是一個純粹觀念性、思辨性的學科，其科學性主要表現在它如實地反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普遍規律上，但傳統哲學的表現形式確有不可避免的缺陷，即自然語言含義的模糊性、多義性和思辨思維的某種神秘色彩，這是導致哲學史上對許多命題長期論戰不休的重要原因之一。近現代以來，許多哲學工作者和自然科學工作者曾試圖運用自然科學尤其是數學工具來改造傳統哲學的形式，但由于近現代自然科學發展水平和視野的限制，這些嘗試終未成功。這是因為這種“改造”使哲學變成了實證科學，喪失了哲學的根本性質，離開了哲學的“譜”，并因而招致了許多哲學家的批評。張玉祥教授在長期的教學和科研工作中，認真吸取了歷史上在哲學科學化、規范化間題上的種種教訓，鮮明地提出了“廣義公理化、廣義模型化、廣義數學化、廣義程序化”的“四化”標準，充分吸收和揚棄系統科學、泛系方法論與現代結構類數學（集合論、圖論、近世代數、數理邏輯等）的新成果，使廣譜哲學奠基在極其寬厚的科學和數學基礎上，初步成功地實現了哲學“四化”的目標。

　　從常規科學的眼光看，很難想像邁出這一步的困難有多大。精通數理自然科學的人都知道，對于實際的工程技術問題，可運用觀察實驗手段計量或模擬的問題，模型化、數學化與程序化是比較容易做到的。但對于像哲學思想、民間諺語中的哲理、一般事物的哲學、絕大多數人形成的思想共識等等純粹思想性、無法直接度量與操作的東西要實現這幾“化”，確有天方夜譚的感覺。至于公理化則一般要到一門數學或精密自然科學成熟到很高的程度才能進行，而哲學還處在不同學派的經常爭鳴之中，要找出公理化方法要求的無爭議的原始概念和不證自明的公理是無法想像的。廣譜哲學的首要的或關鍵的一步是她針對傳統哲學的現狀和實際，把絕大多數人心目中狹義的公理化、模型化、數學化與程序化的概念拓展到含義極其廣泛又相對確切的水平上；特別是她找到并創造性地運用了泛系方法論這樣一個可模擬一般事物機理的銳利武器，從而使哲學的現代科學化這樣一個“神話”成為現實。

　　二、廣譜哲學轉變了哲學的傳統思維方式，為溝通當代自然科學家和哲學家的思維方式建造了一座寬闊的橋梁

　　廣譜哲學以現代科學技術的語言、模型和方法來模擬和描述哲學問題，這種模擬和描述，不是一個單純的、外在表現形式問題，它的觸角所“伸入”的是哲學問題的內在結構，因而它改變的就不僅是哲學問題的描述形式，而是哲學的思維方式。例如哲學思維要求對復雜的社會歷史現象要從宏觀整體上去把握，要抓住“主流”，但對于一般的而非特殊的、任意的而非具體的社會歷史，什么是“宏觀整體”？什么是“主流”？如何去把握？如何去抓？傳統哲學沒有進一步的、可操作的方法論，它僅僅是提了一個要求而已。廣譜哲學則提出了形式具體的“歷史望遠鏡理論”，它為“歷史望遠鏡”下了一個可操作性的結構化的定義，并為如何使用“歷史望遠鏡”制定了一個不失普適性而又模型化的五步觀測程序。這就把哲學家們純粹定性的、觀念的、思辨的思維方式轉化為可觀察、可控制、可模擬及可運作的思維方式。毫無疑問，廣譜哲學所實現的這種轉變，為溝通當代自然科學家和哲學家的思維方式建造了一座可雙向交流的寬闊的橋梁。人們知道，早在黑格爾哲學在德國和歐洲廣泛傳布的鼎盛時期，著名生物學家施萊登、大數學家高斯等一大批自然科學家和數學家都曾經對黑格爾的思辨體系表示了深深的厭惡。而黑格爾則對以牛頓力學為代表的經典科學及其機械自然觀做了深入的解剖和辛辣的批判。應該說，這種哲學家和自然科學家之間對立和互相詆毀的狀態從未停止過。直到今天，“兩大陣營”的`互相蔑視和攻訐的現象仍然時有發生。究其原因，在于哲學家和自然科學家在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上存在著巨大的鴻溝。廣譜哲學的一個重大價值就在于，她以現代科學的語言、方法、模型來模擬和描述哲學問題，這就產生了一個雙向的效果：一方面，她有利于廣大自然科學工作者對曾經貌似空洞玄虛的哲學產生學習和研究的興趣，使他們借助現代科學語言直接吸取哲學營養。另一方面，廣譜哲學的現代科學形式也向當代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知識結構提出了新的要求。勿庸諱言，由于傳統的學科劃分壁壘，由于教育思想和體制的原因，哲學和社會科學工作者的絕大多數不熟悉現代科學的陳述方式，不了解現代數學的廣義量化趨勢，不少人的知識層次還停留在近代經典科學和數學的水平上。要了解或掌握廣譜哲學，甚至要評價廣譜哲學，必須具有相當廣泛深入的現代科學（如系統科學、泛系方法論）和現代數學（如離散數學）的知識。廣譜哲學的建立，無疑促進著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知識結構的更新換代。

　　三、廣譜哲學把過去憑“悟性”或“內省”才能把握的理論轉化成了可組合模擬的理論

　　許多人都承認，傳統哲學是有一定的神秘性的，她用觀念的或思辨的語言所營造的理論迷宮一般人難以走出來，學習、理解和掌握哲學理論主要靠不可言喻的“悟性”和“內省”能力，特別是像黑格爾的“邏輯學”、胡塞爾的現象學、海德格爾的本體論哲學等更是如此，這和學習自然科學或一般科學截然不同，后者可以通過觀察、實驗、模擬、解題等可操作的方法完成。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主要原因有三條：第一是哲學沒有具體的可觀察對象，她研究的是所謂“形而上”的層次，即看不見、摸不著的普遍道理。但這是不是哲學只能憑“悟性”或“內省”去把握的根本的唯一的原因呢？事實上，被稱為現代抽象數學的許多理論也是“形而上”的，即遠遠超出了可觀察對象的范圍，例如現代公理方法或形式化方法所描述的知識，結構主義的描述方法，泛系理論等等，它們研究的都是一般事物的抽象結構，是一般形式和一般內容的統一。但這些知識都不是憑“悟性”、“內省”或“參驗”所能掌握的，它們可以通過一定的知識階梯、一定的邏輯生成程序理性地獲得。

　　哲學理論需要“悟性”去“參破”的第二個原因在于她的描述方式上，最典型的是思辨哲學（如黑格爾哲學、胡塞爾的現象學、海德格爾的本體論哲學等）。它們采用自然語言來描述哲學問題，自然語言含義豐富、用法靈活，同時歧義很多，為了能夠用自然語言“精確地”描述“形而上”的問題，必須對自然語言本身進行提煉、抽象和“蒸發”，使之脫離自然語言的樸素意義，形成遠離日常交流含義的思辨語言，這就為理解哲學家們的思想設置了語言的障礙。特別是，每個哲學家都試圖創造帶有個人特點或學派特色的專用語言，而沒有形成統一的共同語言，這就更增加了互相理解和交流的難度。

　　對于像辯證法這樣極其深刻和獨特的理論而言，要能夠在理性上把握她還有第三個困難，即自然語言無法精確地描述和模擬辯證原理的內在結構。例如像辯證否定、辯證矛盾、否定之否定、對立面的互相滲透等概念與常規科學的思想（以形式邏輯為基礎）相去甚遠，傳統的數學無法描述，自然語言或思辨語言只能做宏觀的、定性的粗略敘述，而無法深人到內部結構。

　　廣譜哲學的一個重要價值在于，它以新的方式克服了上述三個困難，這種方式就是它采用了具有集成性、結構性的離散數學模塊來描述哲學問題，這些模塊足夠普適，足以滿足哲學普適性與應變性的要求；這些模塊也是一種統一的精確語言，避免了各個哲學家的“門戶”語言。特別是，廣譜哲學依靠數學模塊的組合方法可以精確地模擬包括辯證法在內的復雜哲學理論。例如辯證矛盾的概念在經典辯證法中規定為“又對立又統一”，這從形式邏輯的角度看是不可思議、不可接受的。從描述方式上說，傳統的數學方法無能為力，用自然語言或思辨語言又無法精確刻劃其結構。廣譜哲學則用兩個模塊的組合準確地刻劃了這一概念。

　　從方法論的角度看，廣譜哲學使用集成性的數學模塊并通過各種組合的方式來描述復雜的哲理屬于一種典型的逼近轉化方法，這正如數學上用折線逼近曲線、用直邊形的累和逼近曲邊形面積、用歐氏空間粘和成高維流形、用平凡的（數學上即可用笛卡兒直積表示的）纖維組成非平凡的（整體上不可用笛卡兒直積表示的）纖維叢等等，相當于由廣義的“直”逼近廣義的“曲”，廣義的“平凡性”逼近廣義的“非凡性”。使整體上看來無法捉摸的復雜結構轉化成局部相對簡單的模塊并合理地組合生成。應該說，這是廣譜哲學對逼近轉化方法在哲學量化建模上的創造性運用。這種運用，不僅解決了一大批棘手的復雜哲理的數學化問題，而且使學習、研究哲學由依靠“悟性”、“參驗”與“內省”等非理性方式轉化成了依靠知識和科學理性的方式去把握。

　　使哲學思想或原理走上規范化、科學化的道路，是從著名哲學家笛卡兒以來多少代哲人的一個誘人理想，這個理想的實質就是徹底的科學理性精神。但要實現這個理想，需要科學特別是數學發展到足以描述一般哲學思想的水平，這個條件只是到了以集合論為基礎的結構型數學得到長足進展的今天才初步具備。張玉祥教授經過18年的艱苦探索，通過對現代數學及有關數學成果的揚棄和改造，創造出了廣譜哲學這樣的初步具有現代科學形態的新型哲學理論，這是哲學史上的一件大事。可以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廣譜哲學本身的不斷發展和完善，這株植根于哲學土壤上的現代科學理性之樹必將根深葉茂，碩果累累。

科學與理性6

　　內容提要本文對我國現代語文教育百年歷程進行系統的梳理和反思，指出其主要功績是實現了由古典文人教育向現代平民教育的轉型，達成了“言文一致”“國語統一”的目標，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掃盲、推普，初步形成了現代白話文教育規范。主要問題是基礎理論研究的嚴重滯后，經驗主義、工具主義與實用主義泛濫，“泛政治化”導致了“話語專制主義”，“以閱讀為本位”的“吸收實用”型教學規范的本體論錯位，語文應試教育與言語應用及人的言語上的自我實現嚴重悖離，“科學化”淪為“偽科學”，語文學科淪為“偽學科”，語文界狹隘的排外心態等。認為語文教育要走出低谷，成為素質教育的基礎學科，迎接21世紀信息時代的挑戰，語文界要以開放多元的創學科意識對語文教育作哲學的和學術的探究，語文學科呼喚科學態度和理性精神。

　　關鍵詞語文學科；世紀反思；科學態度；理性精神

　　清末禁八股(1901年)、廢科舉(1905年)、興新學，標志著我國科舉語文教育的終結，和古典語文教育向現代語文教育的轉型。由此發端的現代語文教育迄今已經歷了將近百年。歷史何其相似，世紀初學界先進討伐“八股”教育禍國殃民的呼聲猶在，而今國人譴責“新八股”教育“誤盡蒼生”的聲浪又起。世事滄桑，而“八股”陰魂不散，且“新八股”比“老八股”影響更廣、為害更烈。——語文界已到了痛定思痛、深刻反思的時候了。

　　世紀回眸：現代語文教育的最大功績是教育目的從為“功名”轉向為“實用”，以白話文教育取代了文言文教育的主導性地位，“將文字交給大眾”；最大弊病是教育目的從為“實用”又回到了為“應試”，基本理論研究的滯后，與步入“偽語文”“偽科學”的歧途。

　　從20世紀初以來，語文教育帶根本性的變革與存在的誤區主要有四個方面：

　　一、語文教育的目的從為“功名”轉向為“生活”、為“實用”。世紀初一批文化精英對“八股”教育的弊害作了否定和批判，倡言實用、應用、求真、立誠，語文教育開始從舊式文人教育向新式平民教育轉變。誠如魯迅所言：“將文字交給大眾的事實，從清朝末年就已經有了的。”[①]但由于政治、教育機制上的種種負面因素的慣性與導向作用，與語文教育本身的`認知上的偏頗，使這一變革“名至而實末歸”，并未真正達成向為生活，為實用、應用的轉變。

　　二、白話文教育取代了文言文教育的主導地位。追求“言文一致”、“國語統一”，以言語形式的變革為突破口，使語文教育從形式到內容都具有了現代性。“國文”界著力于白話文教育的學科建設，編制了注音字母，嘗試建立“國語”的語音、詞匯、語法系統，編輯了多種形式的“國語”“國文”文選類教材，為實用、應用之需，1920、1930年代，獨立的白話文寫作教材的編寫曾盛極一時，“國語”教學法和“國語”的作文教學法研究也隨之興起。但漢語語言學研究與教學始終不得其門而入。

　　三、“以閱讀為本位”取代科舉教育“為寫擇讀”的教學范式。清末民初的語文教學，一反“八股文”教學寫什么模仿什么的“為寫擇讀”法，對從“揣摩依仿”到“穿鑿附會”的急功近利的教學觀作了批判，對“閱讀”的重要性重新加以確認，這對于增加學生的學養自然有其積極的一面，但由于“矯枉過正”，把閱讀的重要性強調得過分，末能辯證地認識讀、寫關系和語文教育的主要矛盾，未能正確認識閱讀與寫作各自的內在機制和規律，將寫作教學放在閱讀教學附庸的地位，放在事實上的可有可無的地位，處于無序、放任的狀態，致使語文教育成效不彰，長期在低谷徘徊。

　　四、試圖以“科學化”改變“神而明之”的蒙昧主義。語文學科的科學化，從現代語文教育開創以來，語文界幾代人為之付出了不懈的努力。陳望道、梁啟超、黎錦熙、葉圣陶、阮真、呂叔湘、張志公等均積極倡導并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但由于對學科基本理淪的研究沒有得到相應的重視，經驗主義、實用主義致思方法盛行，對漢語文教育的特殊性缺乏深刻的體認，往往這種求索就變得十分的盲目。例如教學體系和方法的全盤蘇(前蘇聯)化，語法系統的西化，文章解讀的統一化，測評的標準化等等，均被視為“科學化”，而實際上并無科學性可言，完全背離了科學精神，給語文教育帶來了不同程度的消極影響。

　　以上這四個方面的變革，真正達到目的、取得實效的，只有第二條，即以白話文教育取代了文言文教育的主導性地位，語文教育因而具有了現代教育的時代性和全民性。“言文一致”和“國語統一”，極大地推動了民族文化的繁榮、各項事業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提高了國民的文化素質。而其他三條，這些變革在不同時期也曾發揮過較大的作用，但從總體上看，均不盡如人意：從科舉語文教育中走出來，倡言實用、應用，又陷入實用主義，重蹈“應試”教育的復轍；打破科舉教育急功近利的“為寫擇讀”的范式，又走進“重讀輕寫”的死胡同；力求擺脫語文教育的混沌狀態，倡導科學化，卻誤入“盲目化”、經驗主義、唯心論的歧途。

　　分期考察：轉型奠基期：白話文教育開端基本面尚好，卻以“沒有成績”告終；曲折前進期：重“道”輕文，“道”盛則文衰，走上“泛政治化”一途；困頓倒退期：有“道”無文，背離了語文規律，道、文俱敗；發展迷失期：教改有所進展，“應試”教育導致前功盡棄。

　　一、轉型奠基期(1901—1949)

　　這一時期始于清末民初社會、文化和教育的轉型期，其后社會環境始終動蕩不安，內憂外患，戰事不斷。現代語文教育規范處在艱難創構之中，“以閱讀為本位”的教學范式逐漸形成；所作的教研和教改，大多是或直接或間接引進國外教育觀念和方法。用較為嚴格意義上的教育科學研究方法，立足于對漢語文教育規律和特點進行較為深入地理論探討的成果尚不多見。實用主義和經驗主義認知方法初見端倪

　　我國語文教育從古典向現代的轉型，最重要的標志之一，是語言文字載體形式的改變。從清末民初開始，就已經有了面向大眾的白話文藝的宣傳和教育，一些領風氣之先的學校在1910年代就率先嘗試白話文教育。及至1920年，教育部令初等小學改“國文”科為“國語”科，初等小學四年均為語體文教學。而中等教育，仍是文言、白話并存。閱讀教材，隨著年級的增高，白話文遞減，文言文遞增；寫作教學先是文言、白話兩種體式的寫作訓練并重，直至1940年代，文言寫作訓練才不再作統一的要求。在1930年代，經歷了一場“文言、白話、大眾化論戰”，改革派駁斥了守舊派的回潮，白話文教育逐漸占據了主導性地位。

　　在四個時期中，這一時期的語文教育理論研究是最為活躍的一個時期，也是研究質量較高、成果較顯著的一個時期，這方面情況將在下文“問題之二”部分詳述。

　　這一時期的主流教學范式是“以閱讀為本位”、“以讀帶寫”。這一范式的基本體制，一以貫之，至今仍為主流教學范式。

　　在這一教學范式下，這一時期語文教育質量不高，學生語文程度低落的問題，始終困擾著國文界。早在1920年代，夏丏尊就談到：“無論如何設法，學生的國文成績總不見有顯著的進步，因了語法、作文法等的幫助，學生文字在結構上形式上，雖已大概勉強通得過去，但內容總仍是簡單空虛。這原是歷來中學程度學生界的普通的現象，不但現在如此。”[②]王森然更是直截了當地批評說：“現在的中學國文教育，糟，是糟透了。”[③]到了1930年代，此類抱怨和非議更是有增無已。1934年11月至1935年6月，在當時頗具影響的《中學生》雜志上開展了一場歷時8個月之久的《中學生國文程度的討論》。認為中學生“國文”程度“行”的，與‘不行”的，各執已見，未能達成共識。作為這場討論的發起者、組織者和參與者的葉圣陶，是持肯定的態度的。到了1940年代，“國文”教育的問題益發受到各界的關注。1941年，當時的教育部通令中等學校“改進國文教學方法”，改兩周作文一次為每周作文一次。也于同年9月手令教育部通飭各校：“現在中學國文程度低落，應令各中學校長切實注意，并設法提高；以后凡大學招生，如有國文不及格者，不準錄取為要。”連一直認為持中學生國文程度“低落”的觀點是守舊派的偏見的葉圣陶，也終于不得不接受這樣的現實：“他科教學的成績雖然不見得優良，總還有些平常的成績；國文教學卻不在成績優良還是平常，而在成績到底有沒有。……這并不是說現在學生的國文程度低落到不成樣子的地步了，像一些感嘆家所想的那樣；而是說現在學生能夠看書，能夠作文，都是他們自己在暗中摸索，漸漸達到的；他們沒有從國文課程得到多少幫助，他們能看能作，當然不能算是國文教學的成績。另有一部分學生雖然在學校里修習了國文課程，可是看書不能了了，作文不能通順，國文教學的目標原在看書能夠了了，作文能夠通順，現在實效和目標不符，當然是國文教學沒有成績。”[④]

　　葉圣陶在半個世紀前說的這一番話，幾乎可以一字不改地用來評述當今語文教育的狀況。時過境遷，而語文教育居然面貌依舊，這偶然的巧合中是否在昭示著必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