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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語境與翻譯
文化語境與翻譯1
本文通過對文化語境分析探討了如何正確翻譯詞匯并理解其含義.所關注的問題有英語辭典的使用策略,詞義確定策略,語境制約與譯文選擇.
作 者： 關孜慧 作者單位： 齊齊哈爾大學外語學院,黑龍江,齊齊哈爾,161006 刊 名： 外語與外語教學 PKU CSSCI 英文刊名：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年，卷(期)： 20xx ""(3) 分類號： H315 關鍵詞： 文化語境 翻譯 制約文化語境與翻譯2
翻譯與文化的關系隨著世界各國在經濟貿易、政治、科學技術等方面合作趨勢的加強，我們可以看到人類文化正處在一個融合與碰撞的階段，而不同國家民族的語言不同，就需要我們利用翻譯工作實現傳遞異國文化的目的。在很早之前，不同的國家民族之間的語言已經存在著相互融合與交流現象。比如羅馬人“搶奪”希利尼人的文化，在19世紀德國的文化是吸收了莎士比亞的著作，到了20世紀，我們發現世界文學體系中出現了眾多“國際”作家，他們創作的文學作品被人翻譯成許多國家的語言。不同國家文學作品的文化載體是不同的，這些文學作品承載了自己文化語境的特征，而科技文獻一般會反映出不同國家文化的基本特征。著名語言學者馬克認為，通用的語言、個體的語言在不同文化語言與翻譯問題中會因為文化差異而產生文化交流障礙現象，而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沒有深入兩種語言的文化語境中。反之，如果翻譯工作者對于源語言或者文化能夠采取全部信息傳遞，那么目標語言國家的讀者就不能了解到源語言中具有的文化特征為什么與自己國家文化不同，這樣翻譯工作就失去了文化交流的功能，所以我們在翻譯的過程中要對文化語境進行全面的考慮。
一、中西文化語境下文學翻譯差異
西方人往往將判斷的'句子或者結果放在語句的最前面，將一些客觀事物的描寫放在后面，也就是重心前置；但是我們漢語的表達形式正好相反，習慣先講清楚事實，然后得出結論，也就是重心后置原則。社會歷史差異性與翻譯由于不同的民族地區具有不同的文化歷史的發展進程，進而會形成獨具特色的文化元素沉淀。不同民族群眾在歷史長河中會留下呈現出自身民族特征的人物與事件，具有體現出其自身民族歷史文化特點的神話故事。例如比利時的滑鐵盧在1815年6月18日發生了全球近代史上有名的會戰，法國國王拿破侖率領的法國軍隊被英國、普魯士等國軍隊聯合擊潰，這個世界上著名的統領用退位的形式結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在英文中有句話是“遭遇滑鐵盧”，意思就是事情突然失敗了，而這個歷史典故與我國東漢時期將領關羽大意失荊州的千古悲劇的過程幾乎是相同的，因此“遭遇滑鐵盧”與“敗走麥城”在文學翻譯中是可以相互轉化使用的。雖然這兩句話來自于不同的民族與歷史事件，但是句子所表現出的含義是相通的，都是表示了人們陷入絕境，形容即使每件事情都能夠成功的人也會有失敗的時候。因此我們在實際翻譯過程中，要深入去了解不同民族的歷史文化特征，這樣才能夠更好地表達出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自然環境差異與翻譯由于不同地區會受到不同自然條件的限制與影響，因此處于不同地區的民族會使用不同的語言表達模式。
由于中國處于亞洲東部，太平洋西岸，因此東風在漢語言交流中表示溫暖的含義。但是英國由于處于歐洲的西北海岸，所以東風從北方刮過來是十分寒冷的，英國人們對其是有厭惡之感的，反而會喜歡西風，所以我們在翻譯過程中需要注意這些問題。另一方面，由于在漢語言的許多成語中，例如“四面楚歌”與“南柯一夢”等都是與中國地理環境相聯系的，這些都不能按照字面意思進行翻譯。因為如果運用中國地名來直接表達其意思，那么西方讀者們就會很難明白里面的含義，所以我們要用英文翻譯成“四周都被包圍”或者是“美夢或者虛幻的快樂”。
二、中西文化語境下翻譯工作策略研究
文學翻譯工作除了具有表達原著故事情節的作用外，還要去表達作品的文字意境，這是在特定的文化語境中萌發出來的，因此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自身民族文化的特征與差異。我們在全球文化融合的背景下，要去理解與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的差異性，要主動去深入理解其他民族文化元素，進而擴展自己的眼界。然而在實際的文學翻譯工作中，如何對文本中的文化因素進行處理呢？如果我們一味地將源語言文化強行扣在目標接受語上是十分危險的，但是也不能將源語言文化去除，針對當前文學翻譯工作，筆者提出了以下幾種翻譯策略。
（一）盡量傳遞原著的異域文化特征文學翻譯工作是一種再創作的過程，對于源語言與目標語言中較大的差異我們可以在翻譯工作中做出一些變化：原著中能夠體現出作者創作特征與彰顯國家特有文化因素的地方，我們要盡可能地保留與傳達；對于原著中一些讓目標語國家的讀者難以理解或者可能會產生歧義的故事，我們可以在末尾做一些注釋。我國一些翻譯工作者在翻譯西方文學作品的過程中喜歡融入一些具有濃郁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歇后語或成語，甚至會選擇一些帶有古代歷史文化積淀的表達方式，這些做法都不可取。雖然我們在譯文中恰當使用一些帶有中國文化色彩的短語會讓作品熠熠生輝，但是卻不能過多使用，否則很可能與原著語言文化特征不符，甚至可能誤導讀者，造成“文化失真”現象。
（二）盡量要表達出原作品的異語語言形式我們在文學翻譯過程中，對于作品中源語言的習慣、不同民族文化與地區特征等特殊元素，要運用直接的體驗與審美效果來進行深入研究體會，并且在翻譯過程中盡量地保存與再現，在必要的時候可以運用注釋、補充、代替等翻譯方法，而不能用本土文化體系中的因素來替代。對于原著中的文字形象與修辭方式，翻譯工作者可以不受目標語言與文字習慣的約束，將其保存并移至在翻譯后的語言中。只有這樣，才能夠讓目的語的讀者們感受到源語言自身的文化特征，獲得不一樣的閱讀感受，并且可以增強文字效果，給目的語帶來別樣的表達效果。
文化語境與翻譯3
關鍵詞：對等理論；文化轉向；后殖民理論
摘要：在后殖民語境下，作為翻譯研究的根本理論對等理論出現了文化轉向。多層次對等理論在全面關照語言本體層面對等的基礎上，將社會文化因素納入翻譯學的研究視野，倡導原文在原語文化與譯文在譯語文化中文化功能的等值，反映了后殖民理論消解霸權，弘揚弱勢文化，承認文化差異，主張平等對話的思想，對翻譯理論與翻譯實踐均有著深遠的意義，是翻譯研究的深化。中國譯學從中可以得到極好的啟示，即加強漢外翻譯實踐，弘揚中華優秀文化，進一步提升譯者身份和譯學地位。
一、多層次對等理論文化轉向的發展脈絡
對等(equivalence)是翻譯理論研究中一個關鍵概念，是翻譯學發展過程中爭論最多的話題，也是隨著翻譯學的發展，不斷深化、日臻完善的課題。
國內外翻譯理論界對對等理論的研究有著悠久的傳統。從中國傳統譯論代表“信達雅”到現代譯論“神似”、“化境”說，直至翻譯標準多元互補論、“和諧說”等等，對翻譯中語言、風格直至整體美學效果的不同層面的對等進行了闡述。但是，傳統翻譯研究基本上由“忠實”、“準確”等概念所主導，以語言分析和文本對照為主，局限于靜態語言轉換機制。
國外對等譯論以奈達(Nida)形式對等和功能對等(formalcorrespondenceandfunctionale－quivalence)影響最大，后有波波維奇(Popovic)、巴斯奈特(Bassnett)以及莫奈·貝克(MonaBak－er)的分層次對等理論，跨越了形式與內容二元對立的局限，使對等理論研究出現“文化轉向”(cul－turalturn)，在闡釋學、接受美學、解構主義、后殖民主義以及女性主義理論文化政治批判的策略引導下，隨著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以及文化研究的翻譯轉向，對等理論研究必然將從語言內部層面走向廣闊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意識形態語境，從而給予翻譯以深刻而具現實意義的啟示。
奈達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形式對等和動態對等(dynamiccorrespondence)突出內容為主，形式為次的思想，引發了很多批判和誤解。后來，他將功能對等中的“信息”作了引申，指出信息不僅包括思想內容，而且也包括語言形式。他認為，形式也表達意義，在功能對等的翻譯中，不但要求信息內容的對等，而且盡可能地要求形式對等。90年代中期，奈達放棄句子轉換生成的觀點，將社會文化因素引入對等理論。對動態對等或者說功能對等作了進一步的闡釋。認為“最貼近的自然對等”看來是不夠的，沒有一種譯文可以稱得上與原文是完美的對等，雖然可以認為它們達到了動態對等或功能對等。因此，他提出了不同層次的翻譯對等概念——“最高層次的對等”和“最低層次的對等”。所謂最高層次的對等，是指譯文達到高度的對等，使目的語聽眾或讀者在理解和欣賞譯文時所作出的反應，與原文聽眾或讀者對原文的理解和欣賞所作出的反應基本上一致。所謂最低層次的對等，是指譯文能達到充分的對等，使目的語的聽眾或讀者能理解和欣賞原文聽眾或讀者對原文的理解和欣賞。他認為，在最高與最低之間，可有各種不同層次的對等。可見，經過多年的探索，奈達逐漸將對等的范圍從語言內部向讀者反應擴展。
波波維奇將等值從詞法、句法、篇章及文體等語言層面分為：
(1)語言對等(1inguisticequivalence)：原語與目的語在詞法和句法等語言層面構成共質，有時可以采用字對字的翻譯；
(2)詞形對等(縱聚合關系的對等)(paradig—maticequivalence)：原語與譯語在縱聚合語言表達軸上各要素之間具有對等關系；
(3)文體對等(stylisticequivalence)：原語與譯語各個要素在功能上的對等，旨在表達同一、恒定的意義；
(4)語篇對等(橫向組合關系對等)(textual／syntagmaticequivalence)：原語與譯語在篇章結構形式上的對等。
可見，波波維奇對翻譯等值的探討，停留在語言內部，但是他將對等按照語言結構層次進行劃分，對后來的學者產生了重要影響。
巴斯奈特認為，翻譯中的等值不是同一(sameness)，或者數學意義上的等值，而是多層次的對等。她援引諾伊貝特和皮爾斯語篇理論的觀點，認為翻譯等值屬于符號學的范疇，由句法、語法和語用三方面的對等構成。而且這三方面的對等構成一定的層次關系：語義對等優先于句法對等，而語用對等以前兩種對等為前提和補充。巴斯奈特強調，等值問題的研究應該把對等放在文化及時空的背景來看待。巴斯奈特在其與列夫維爾(Lefevere)兩人合編的.《翻譯、歷史與文化論集》對“功能對等”又作出如下解釋：等值即指目的語文本在目的語文化中承擔其功能的方式與原文本在原語文化中曾經發揮或承擔的功能方式一致。顯然，這里的等值內涵已遠遠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等值概念。在這個定義的理論框架下，譯者為了獲得功能上的對等，除了語言層次的潤飾，還需文化上的整合，從而滿足文化價值系統下等值的全新標準，也明確了多層次對等理論的“文化轉向”(culturalturn)。
莫奈·貝克將對等層次進一步細化為5個層次：
(1)詞層對等；
(2)詞組對等，包括搭配、習語和成語的翻譯：
(3)語法對等，對照原語與目的語語法范疇的多樣性；
(4)語篇對等，涉及主題、信息結構和連貫性的對等；
(5)語用對等，照顧到內涵的傳承以及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
翻譯是一項交際活動，譯文不是一個靜止的文本，而是原文作者意愿的載體，譯者的任務是如何在目的語文化中將這一意愿毫無保留地傳遞給另一個讀者群。這里，對等理論不僅在語言內部得到了進一步的細化，而且從語用的視角再次將社會文化因素納入研究視野，追求文化層面的語用對等。
二、對等理論文化轉向的后殖民語境
綜合上述，文化轉向的對等理論，均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是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在文化研究大潮的沖擊下，尤其是在后殖民主義理論的影響下，翻譯理論研究“文化轉向”的必然結果。
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在后殖民主義文化研究大潮的沖擊下，翻譯理論研究出現了“文化轉向”。后殖民批評消解霸權，弘揚弱勢文化，承認文化的差異，主張不同文化的平等。后殖民研究視角給予翻譯研究的啟示在于，它將翻譯看作殖民文化的產物，是帝國主義強權政治及文化帝國主義思想觀念對外進行霸權擴張的工具，是強勢文化和弱勢文化在權力差異語境中不平等對話的產物。隨著殖民體系的瓦解，殖民地人民在獲得了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之后，更增強了解除、擺脫宗主國的精神控制的要求，這當然是一個比體制變革更艱難的文化政治工程。不少后殖民學者認識到要重塑民族身份，抵抗霸權文化的侵略。從更加廣泛的意義來說，雖然殖民主義早已結束，但殖民主義作為維持不平等的政治和經濟權力的代名詞仍然以文化霸權主義和文化殖民主義的形式在經濟、科技領域進行著壟斷，在社會、文化上進行不遺余力的“滲透”，以西方的生活方式、文化價值取向弱化甚至瓦解殖民地、弱勢文化的本土文化。 對于中國這個發展中國家而言，直到今天，許多領域仍然承受著這種“不在場”的殖民影響。在中醫領域，本土化問題和中國意識就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焦點。中醫現狀面臨的根本性、全局性的關鍵問題是“西化”，即向西方醫學的異化。哲學領域，中國哲學面臨的尷尬局面是：我們加以詮釋的概念，是從中國文化中生長出來的，而我們現在用以詮釋的概念，是些移植的外文詞。中國人文化認同的危機可能比通常所想的還要深重。現代中國哲學的身份令人置疑。而作為跨文化交際重要渠道的翻譯實踐領域，中西方存在著嚴重“逆差”。20世紀，中國翻譯了西方大約106800余冊著作，而西方翻譯中國著作僅僅近千冊。翻譯實踐主體的文學交流，同樣存在著明顯的不平衡現象。中國對西方文學的引入，具有很強的系統性，西方文學名著，在20世紀的中國得到了廣泛和系統的翻譯，而西方似乎更重視中國古典文學，而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則缺乏熱情。這一現象似乎與上述中國學的發展相互矛盾，但可能引發我們更深的思考，如果中國學者不做出努力，西方中國學研究是否會停留在賽義德(Said)《東方主義》(Orientalism)里所論述的情景中?即他們的研究根本不是建立在對東方客觀全面的了解基礎之上，而是用被扭曲、被肢解的“海市蜃樓”或“想象性東方”，以此作為驗證西方自身的“他者”，并將虛構的東方反過來強加于東方，將東方納入西方為中心的權力結構，實現文化殖民和語言殖民。所以，如果我們不能以積極主動的姿態去和國際學術前沿對話，只是被動地等待西方的漢學家來發現我們中國文化和文學的優秀作品，顯然就會存在一種滯后性，造成中國文化的失語狀態。更為堪憂的是，我們正面臨著西方不遺余力的滲透和西化的巨大威脅。作為跨文化交際的使者，中國譯者必須承擔起這一歷史重任，促進中國與西方的相互了解和共同繁榮。
三、對等理論文化轉向對中國翻譯理論與翻譯實踐的意義
(一)理論建構意義
對等理論作為翻譯研究的中心理論，從傳統側重語言形式對等的規范性研究逐漸轉向涉及社會、歷史、文化、政治、權力以及意識形態等因素的描述性研究。多層次對等理論突破傳統譯論二元對立、一個對等標準，將社會文化政治意識形態因素納入對等理論的視野。在巴斯奈特和莫奈·貝克的對等理論中，語用對等將翻譯置于整個社會文化的交際情景之下，消解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殖民統治的影響，推動不同文化的平等對話、和諧互動。
呂俊對目前翻譯文化轉向做了較為全面透徹的反思，認為翻譯的文化轉向只是一次研究重點的轉移，是目前多元視角中的一個視角，當然也是一次研究深化的過程。但是他擔心，文化研究對翻譯研究的剝奪，否定對語言問題的本體研究，導致翻譯研究的終結，使翻譯研究消解在歷史研究、文化研究、人類學研究之中，從而喪失其作為獨立學科的本體地位。
多層次對等理論文化轉向的研究不僅是理論的深入，進一步擴大了譯學研究領域，將文化學、人類學、政治學、意識形態學的研究成果融為一體，使這門跨學科研究的新興學科有了更為寬廣的發展平臺，而且，對等理論的文化轉向將文化因素置于多層次對等體系之下，與語言內部因素相輔相成。在這里，翻譯的語言本體研究在諸多外部因素的關照下，將更為全面、科學、有效，必然推動翻譯學的發展趨于成熟。對等理論從影響翻譯的內部因素向影響翻譯的外部因素拓展，關照原文在原語文化與譯文在譯語文化中價值的對等，將翻譯研究引向探求影響翻譯的諸多因素更高層次的對等，諸如作者與譯者地位的對等，即主體間性的轉向，原文在原語文化與譯語文化中價值的對等，并以此來反觀翻譯語言內部層面的對等策略，有著深遠的實踐指導意義。對目前譯界的熱點如翻譯主體間性的轉向、弱勢文化民族身份的重塑等方面的研究，有著很強的解釋力。
(二)翻譯學科地位的提升
后殖民語境下翻譯的文化轉向，對原文在原語文化與譯文在譯語文化中價值對等的研究，必然提升譯者以及翻譯學科的地位。文化價值的對等，使譯者與作者在跨文化交際中享有同等的話語權，譯者地位從“隱形”、“女性”的陰影下解放出來，與作者一起共同推動不同文化的平等對話與和諧互動，使人類文明綻放出更加絢麗的光彩。巴斯奈特和勒菲維爾提出文化研究的翻譯轉向(translationturn)便是有力的佐證。德里達(Derrida)甚至將哲學問題的研究最終歸結到翻譯研究上。他認為，哲學的中心問題是翻譯的概念問題，哲學的起源是翻譯，或者是意義傳譯的可譯性這一基本命題。試圖通過對翻譯問題的探討，闡明哲學思想，尤其是關于語言本質和意義的觀點。
在中國，翻譯學學科地位剛剛確立，學科的發展、地位的提升任重而道遠。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以及文化研究的翻譯轉向，為中國譯學界提供了很好的理論背景和發展契機。
四、結論
后殖民語境下，翻譯研究文化政治批判傾向必然影響到翻譯研究的根本課題：對等理論研究。多層次對等理論突破傳統譯論二元對立、一個對等標準，將社會文化政治意識形態因素納入對等理論的視野。原文在原語文化與譯文在譯語文化中價值的對等研究，具有深遠的理論和實踐意義——不僅有利于提升翻譯的地位，推動翻譯學研究從深度和廣度上進一步發展；同時，從意識形態的高度促進人類不同文化之間真正意義上的平等對話、和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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