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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性與社會學轉向強綱領的科學性問題論文
內容提要 愛丁堡學派以及其他許多社會史家和科學社會學家試圖從方法論上證明強綱領的科學性，積極倡導科學的“社會學轉向”。勞丹將這種論證總結為“偏好描述的謬誤”和“不完全決定論題”，并對此提出置疑。這表明哲學家和社會學家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特別是在根本性的合理性問題上并沒有達成共識。我們希望找到更好的合理性模式，實現兩者的整合。協調合理性乃是實現這一理想的一種嘗試。
關鍵詞 強綱領 社會學轉向 合理性
一
“強綱領”（strong programme）是英國愛丁堡學派系統闡述的知識社會學主張。早在60年代，某些新潮知識社會學家就試圖證明，我們可以對科學家的所有信念作出社會學說明；只有通過社會學，我們才有希望獲得對科學本身的“科學的”理解。他們指責舊的社會學傳統把科學看成“神圣不可侵犯的”，低估了知識社會學的解釋力。他們強調，社會原因對于科學信念的解釋是首要的和決定性的，所以要“科學地研究科學知識的性質”。這就是眾所周知的“知識社會學強綱領”。愛丁堡學派以及其他許多社會史家和科學社會學家試圖從方法論上證明強綱領的科學性，積極倡導科學的“社會學轉向”。勞丹對兩種著名的論證提出置疑。
在愛丁堡學派以及其他許多社會史家和科學社會學家的著作中，普遍存在一種論證形式。勞丹稱之為“偏好描述的謬誤”（fallacy of partial description）。其典型論證是：“科學是一種社會活動，因而它最好用社會學術語來理解和解釋。”這種論證形式有大量的變體（通常以作為“實在的社會建構”的科學的名義），但在許多作者的論證中都能夠發現其一般結構。布勞爾就有好幾種表述。例如，他說：“科學是一種社會現象，所以（為理解它）我們應當轉向知識社會學。”［1］他還說，因為科學家經過“教育和訓練”，所以“在所有知識中有社會成分”。［2］
勞丹反駁說，科學是一種社會現象這一事實，科學家受到團體的訓練這一事實，顯然不能保證這一觀點，即所有或大部分科學最好用社會學工具來理解。只有當科學成為唯一的社會現象時，科學的社會特征才會支持這一觀點，即社會學是其研究的最好工具。事實是，科學在發展過程中呈現多面性。我們可以說，科學是一種心理現象（例如，考慮其中認知和感覺的作用），因此，科學應當主要由心理學家去研究。我們也可以說，科學是一種經濟和政治活動。換句話說，科學是一種有直接目標的活動，并因此合法地處在理論決定和實施研究的范圍中。就科學由人這種動物來落實而言，它也算是一種生物性活動。關鍵是，我們能以各種方式合法地研究科學。勞丹認為，這樣說更加接近本質：科學是人的活動，而不是社會的活動。因此，全部關于人的各種科學都是潛在相關的。
勞丹指出，布勞爾犯了一個邏輯錯誤。謂詞能正確斷言主詞（例如，謂詞“社會”斷言主詞“科學”）。顯然，這一事實并不表明我們關于主詞的知識充其量只限于謂詞描述的范圍。因為科學是一種社會活動，所以科學最好理解為一種社會學現象，這是什么邏輯！
上述觀點雖然明白，但一些社會史家和社會學家不愿承認。人們普遍傾向于一個先入之見：通向真正科學知識的唯一途徑一定是社會學的。例如，布勞爾說：“如果社會學不能以一種徹底的方式應用于科學知識，它將意味著，科學不能科學地了解自身。”［3］勞丹認為這一評論是狹隘的。我們最終可能利用對社會學沒有任何重大作用的經濟學、認知心理學和生物學獲得一種綜合的“科學的”科學知識。這一點雖然不容易出現，但完全可以想象。我們可能發現，有一部分科學活動有助于社會學分析，而其他活動則不能。這一情況同樣可以想象，而且更容易出現。
但是，勞丹還是堅持認為，不論最終結果如何，我們仍不能確信：所有科學都服從社會學的說明，或者，科學的任何要素都能比認識的任何競爭形式受到社會學的更恰當的說明。因為科學是一種社會活動，所以我們就應當把社會學看作首要的研究工具。這像是在論證，因為梅毒是一種社會病，所以只有或主要是社會學家才具備關于梅毒的科學知識。布勞爾把他的科學社會學案例建立在“科學是一項社會活動”這一庸俗的觀點之上，難怪有些人對從事這項事業不感興趣。［4］
二
勞丹承認，與許多科學社會史家喊喊口號不同，布勞爾認真地論證了“社會學轉向”。特別是，布勞爾以完整的一般方式表明，所有的理論信念一定具有社會的原因。勞丹稱之為“不完全決定的論證”（argument from underdetermination）。布勞爾是這樣表達的：
“但是，理論和理論知識不是按照我們的經驗給出的……這不是說，理論不解釋經驗。但理論不是與它所解釋的經驗一道給出的，也不是由經驗唯一支持的。我們要求與物理世界不同的另外的動因來指導和支持知識的這一構成。知識的理論構成是一種社會構成，而它也是真理的必要部分，不是純粹錯誤的符號。”［5］
該論證的核心是，具體科學不是由證據“唯一地支持的”。勞丹認為，布勞爾的意思是，可觀察事實從不唯一地選擇某一理論而排斥其他可能的理論。除了相關證據，似乎還有一些東西可以解釋，科學家為什么作出他們確實作出的具體選擇。像上段中清楚表明的，布勞爾相信，“其他一些東西”其實就是社會文化環境和約定俗成的東西，它們影響具體的科學共同體，并且在其內部發揮作用。
勞丹問：理論的不完全決定論題是否對此作出先驗的保證：所有理論選擇都有“社會成分”，即它是社會環境和約定的結果？勞丹給出肯定的回答，但把他限定在一個次要的層面上。勞丹說，科學家接受教育，組成共同體，交流學術成果。但這些事實都不能映證布勞爾的這一觀點，即理論內容是社會決定的。要證明后者，人們將不得不表明，科學家用于應付不完全決定問題的手段總是社會性的。有好的理由懷疑這一點。要想在兩個不完全決定理論之間進行選擇，有一個共同的科學戰略，就是選擇其中“較簡單的”。這里的簡單性要根據理論假定的不同類實體的數目來理解。對這一原則的大致的辯護是，在先的經驗表明，簡單的理論比高度復雜的理論更容易檢驗和評估。在其他情況下，科學家將使用其他標準（例如維護因果性或保留某種不變性）來克服不完全決定。
對這些方法論原則的正確性，勞丹未加評價。但勞丹說，有充分的理由表明，除非人們以一種深刻的方式證實，這樣的理論選擇標準是由社會原因引起的，人們不能論證，根據事實本身，不完全決定表明理論選擇是社會性的。
勞丹指出，布勞爾的不完全決定論證還面臨其他可能更嚴重的反對意見。概括起來，理論選擇確實是不完全決定的；想象一個科學家，如果他切近每一邏輯上可能的關于世界的理論，那么，這些理論的子集在經驗上確實難以區分。但在解釋科學家的實際理論偏好時，我們真地企圖解釋為什么科學家x從無數他可能求助的競爭理論中選擇理論y？在任何給定時間，科學家都會面對一些二者擇一的選擇。勞丹列舉了一些真正得到清楚闡明的選擇，這些選擇范圍雖小，卻具有代表性。如果某人在19世紀30年代研究光學，他就要在光的波動說和微粒說之間進行選擇。在同一時期，如果某人是一個地理學家，他就要在均變說和災變說之間進行選擇。如果某人在18世紀90年代研究電子理論，他就要在電的單流體理論和雙流體理論之間進行選擇。在這樣的情境中，想解釋偏好的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一般都不會問這樣的問題，例如，“為什么弗雷內爾（AJFresnel）選擇光的波動說，而不選擇其他許多經驗上難以識別（因而經驗上不完全決定的）理論？”具體講，歷史學家一般會問：“為什么弗雷內爾相信波動理論，而不相信發散理論？”
這樣提問的結果是，勞丹得到了一個解決不完全決定問題的辦法。勞丹指出，光的波動說和微粒說在經驗上不是等價的。均變論和災變論地理學，單流體和雙流體電學也是如此。對于這樣的理論，科學共同體有一些合用的檢驗辦法，以表明，在這些理論配對中，每一方都比現存的競爭者得到更多的經驗支持。只有當合用的理論同樣得到證據的有力支持時，不完全決定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這種情況在科學史中確實發生過，但不經常發生。布勞爾有一個混合論證，其結論是，在科學共同體的每一重大的信念行動中，社會因素都是決定性的。這一論證要求他必須能夠表明，每一個理論偏好都是不完全決定的。勞丹說，布勞爾仍然未能表明這一點。
勞丹認為，完全可以設想，社會因素滲入科學行動中，該行動完全獨立于不完全決定所允許的彈性范圍。但是，勞丹說，如果這樣的話，我們不得不獨立地確定那些因素是否存在。勞丹想表明：（1）如果理論選擇是不完全決定的，它不必然意味著社會因素在原因上造成了對選擇的進一步限制；（2）在許多情況下，當科學家在理論之間進行選擇時，如果選擇的境況被看成純粹經驗上的不完全決定，那么該境況是被錯誤地刻畫了。
三
勞丹的批評并沒有使布勞爾折服。在《知識與社會意向》1991年的再版序言中，布勞爾聲稱，強綱領過去所受到的批評不能令人信服，所以不打算改變原先的立場。布勞爾在后記中抱怨說，哲學家對強綱領的描述不準確，他們從沒有注意知識社會學家精微之處。他們根本沒有領會他們攻擊對象的核心信條。［6］布勞爾未免夸大其詞，但另一面，我們看到，社會學家確實作出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哲學家和社會學家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特別是在根本性的合理性問題上并沒有達成共識。應當指出，勞丹不是一般地反對強綱領，而是反對現行的強綱領。勞丹也不是一般地對社會學提出置疑，而是對布勞爾的元社會學提出質疑。勞丹說布勞爾的強綱領是偽科學，是因為他的強綱領仍然沒有說清它自封的科學地位問題，也沒有從教條主義的鎖鏈中解脫出來。而對于至關重要的對稱性論題，布勞爾也沒有令人信服的闡釋，不能說明它在較為合理的同時也能對付知識社會學的那些競爭的損害強綱領的方法。我們不能說勞丹的論證十全十美，但面對呼聲日隆的“社會學轉向”，勞丹確實保持著清醒的頭腦。
勞丹希望修改對稱性論題，找到一種名副其實的強綱領，使得它能夠提出既大膽又得到證據有力支持的主張。這一希望并不過分。強綱領無論是單獨建立在證據支持上，還是單獨建立在大膽、冒險的假設上，都不能真正地“強”起來。強綱領的核心問題仍然是合理性問題。我們還沒有忘記勞丹給認知社會學加上的那個緊箍咒：“要想研究科學合理性的社會背景，必須先懂得什么是合理性。”［7］勞丹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到底需要什么樣的合理性？
其實，哲學家和社會學家的爭論根本上源于對合理性的不同理解。要想讓他們在合理性問題上達成共識，幾乎是不可能的。勞丹是傾向于哲學家的（毋寧說他自己就是哲學家），給哲學家以說明信念的絕對優先權，讓社會學家接受哲學家的殘羹冷炙。勞丹自己的合理性模式確實有過人之處，而那些社會學家卻仍在沿用過時的合理性模式論證他們的時髦的主張，難怪勞丹對他們大張撻伐。
勞丹的合理性模式探尋一條邏輯與歷史相結合的中間道路，嘗試在規范和描述之間，在形式和非形式之間尋找最好的立足點。確實，在新的研究方向上，勞丹獲得了許多重大的成果。在勞丹以前，沒有一個科學家哲學家對科學問題，特別是概念問題作出了如此深刻、詳細的研究，勞丹對普遍性理論的研究也超出庫恩和拉卡托斯。正是因為抓住了理論解決問題這一重要的功能，勞丹獲得了一種對科學進步和科學合理性的新穎、獨特的理解。
但是，勞丹的模式并非十全十美，無可挑剔。這一模式，由于其局限性，也面臨種種困難。即使是勞丹在八十年代努力，也沒有在總體上得以突破。勞丹的合理性理想似乎山窮水盡。我認為，勞丹模式的潛在活力不容忽視，只要打破勞丹模式的狹隘性和封閉性，就有可能建立一個更開放、更系統、更規范和更精致的合理性理論，就有可能實現科學哲學與科學知識社會學的整合。
四
無論是邏輯主義者、歷史主義者，還是解題主義者，都承認“渴望之物”（desiderata，亨普爾語；庫恩稱之為“好的理由”）在理論比較中的重要性，但都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渴望之物顯然具有超越邏輯和歷史的優越性，它能在邏輯與歷史的最好結合中體現科學進步的脈搏。對渴望之物的深入研究可能導致我們對方法論和科學史看法的根本轉變，從而對科學哲學和知識社會學的看法發生根本的轉變。但是，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定義渴望之物?是否因為渴望之物難以定義就要永遠滿足于一種通常意義的模糊的理解?能否在一種統一的意義上定義渴望之物?幸運的是，在勞丹關于科學進步的解題合理性模式中潛藏著解決這個關鍵問題的巨大契機。
作為一種探索，協調合理性的研究旨在 “拯救渴望之物”。在協調合理性模式［10］中，渴望之物就是協調力的單一模型或評估標準，我稱之為“解題的方式和力度”。例如，經驗協調中的一致性、過硬性、簡潔性、多樣性、明晰性、統一性和精確性等，概念協調中的一致性、過硬性、簡潔性、明晰性、統一性、貫通性和深刻性等，背景協調中的實驗、技術、思維、心理、行為等。全面刻畫這樣的渴望之物十分困難。但是，給每一個渴望之物下一個清楚的定義是必要的，因為規范地描述科學史需要具體的，客觀的，形式化的，實際可行的分析機制。
理論解決經驗問題的效力，可稱之為“經驗協調力”。經驗協調力不僅關注理論是否解決了經驗問題，解決的經驗問題的數量和權值，還關注理論解決經驗問題的方式和力度。經驗協調力反映了理論與經驗證據之間的沖突與協調關系。理論解決概念問題的效力，可稱之為“概念協調力”。概念協調力關注理論內部的概念、觀點之間的沖突和協調關系，關注理論與理論之間，理論與更廣泛的科學信念之間的沖突和協調關系。這些關系在我們還沒有搞清楚之前，是以“概念問題”的形式出現的。
勞丹對經驗和概念兩方面的考察，是對理論的一種靜態考察。在這里，理論被看成一個獨立的既成結果，因此，即使我們談理論的變化、發展，也只是局限在理論相互間的關系中。這就形成了一個封閉的圈子，我們看不到理論如何參與一種實際的運動，并在這種運動中體現其價值。長期以來，科學哲學停留在這個圈子里，自得其樂，以致于把科學實驗僅僅看作一種研究方法，而不是看作一種可操作的運動，看作實驗儀器的一種相互作用，習慣于把技術看成技術理論，而不是客體的功能釋放，如此等等。這種科學哲學不關心理論到底從哪里來，又要到哪里去，因而既不知道理論的源頭活水，也看不到理論的終極價值。勞丹科學哲學思想的一大缺點就是沒有突破這種封閉性。要突破這種封閉性，理論所牽涉的看來不僅僅是經驗問題和概念問題，還應該有一個“背景”問題，有一個背景沖突與背景協調的問題。理論的“背景協調力”，即理論解決背景問題的效力，在理論評估上具有理論的經驗協調力和概念協調力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忽視了這種作用，科學合理性問題是不能得到真正解決的。
其實，在最近幾十年中，“背景問題”已受到一些學者的特別關注。反經驗論者約瑟夫勞斯（Joseph Rouse）就把理論看成我們用來操縱和控制現象的模型，而非單純描述和說明現象的方式，強調實踐是事實顯現自身于境遇（contextual）中的背景。［8］劉大椿在80年代中后期認識到，“事實上，科學不僅僅是知識體系，它是一種人類活動，這種活動在當代具有特定的結構”。［9］他把科學作為活生生的過程，作為一種特殊的人類活動來研究，同時考慮到科學活動的內在方面和它與其他人類活動的關系及其在整個人類活動中的地位，從而使得作為建構嘗試的“科學活動論”形成一種富有特色的完整體系。到90年代，科學哲學研究越來越關注“科技-經濟”關系研究，包括STS研究、發展戰略研究、經濟哲學、經濟方法論等。這些研究后來在“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命題的推動下形成“科學-技術-經濟-社會”一體化的研究方向。當然，協調合理性所講的“背景問題”有著自身的特殊內容。
協調合理性將背景問題提到一個與經驗問題和概念問題同樣重要的高度，為心理的和社會的因素合法地進入科學哲學開辟了一條大道，同時也反對強綱領的激進主張，要求知識社會學退到一個恰當的位置上。所謂“社會學轉向”的論證方式仍然停留在邏輯主義的合理性觀點之上。將科學發展中的諸多要素中的一個看成是決定性的，這不僅得不到邏輯的證明，也得不到歷史的印證。
合理性探索是對科學某個總體目標的追求，也是對科學的某些局部的不變目標的追求。科學的總體目標是消解沖突，追求協調。科學的整體目標是一些科學個體目標之和，例如經驗協調力，概念協調力和背景協調力。科學的個體目標是科學目標的最小單元，例如經驗簡潔性，概念統一性，背景實用性等等。
科學的任一個體目標都可能存在一種形式化的表達方式，但是，這種形式化不是邏輯的“小形式”，而是反映了科學發展的內在機制、內在軌跡的“大形式”。它將表明，科學合理性仍然是形式的，而不是非形式的。科學合理性的這種大形式體現了規范和描述的最好的統一，科學哲學和知識社會學的最好統一。此外，我們不能在科學的任何單一目標之間確定較為重要的目標，確定一種處于優越地位的目標，應當賦予所有單一目標平等的地位。這是因為，所有單一目標都構成科學進步鏈條的一個環節，只要缺少其中一個環節，就無法對科學進步作連貫的描述，也無法盡量全面預知科學的發展方向。
因此，“社會學轉向”只是一種過時的合理性理論的產物，它的時髦的外表更經不住時間的考驗。社會學家和哲學家應當在一種統一的合理性范式下工作，目標一致，各盡其責。
注釋
［1］［2］［3］［5］Bloor，D. 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 London, 1974：9、28、40、12-13.
［4］Laudan，L．Beyong Positivism and Relativism：theory,method and evidence,Westeiew Press,Colorado, 1996：201-202.
［6］Bloor，D. 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 Chicago,1991：163.
［7］Laudan,L.Progress and Its Problem:Towards a Theory of Scientific Growth,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1977：222.
［8］江天驥：“西方科學哲學的新趨向”，《自然辯證法通訊》2000年第4期，第18-22頁。
［9］劉大椿：《科學活動論》，人民出版社，1985，第10頁。
［10］馬雷：《進步、合理性與真理》，人民出版社，2003，第237-2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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