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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杜鵑的漫議
殊不知，謬種已經流傳。次年的初中語文的補充教材選用該文，就沿襲了“莫懷成”的署名，至現在，成了課文，情形未變。為什么一直不去更正呢？
一、一個人的文章，被定成課文，全國法定學習，已是殊榮，不該苛求。
二、知我者，何須更正？不知我者，更正了何用？
三、國家審度，看文章的內容形式，不去查作者的祖宗三代，對于以前被“政審”怕了的我，歡欣鼓舞還來不及呢。所以歡喜國家的大迸步，不計個入小損失，并非什么淡泊名利，高風亮節，沒那么玄。①
背景
如作者自己所分析的：本文的寫作契機是兩個。其一是一次全家三輩四口人的散步，的確如文中所說：初春，南方的原野，哄了一陣才將母親帶上路……當時我兒子正上幼兒園。他叫“前面也是媽媽和兒子，后面也是媽媽和兒子”也是真的。
第二個契機則是較有理性色彩。我與美國漢學家柯爾特先生相熟后，常就中西文化的異同進行淺層次交談。出我意料的是他對中國文化中的“孝悌”的看法——他反對“悌”（他說弟弟沒有必要高看兄長），而對“孝悌”卻大加贊賞，說中國人的敬老愛幼，是“文化的精髓”，又說英國哲學家培根說過，“哺育子女是動物也有的本能，贍養父母才是人類的文化之舉”，這個，全世界數中國人做得最好，云云。
我們自己丟掉的，發達國度的人卻拾起來，如獲至寶，這使我感慨不已，開始重新正視這份看起來很陳舊已無什么油水的民族遺產。寫作的念頭就產生了。
選材時，我最終確定第一個契機為文章的外延，或曰思想感情之載體，是這樣考慮的：
一、這是一次真實的散步，有真人真景及部分真事（細節），這樣，想象加工的部分便有了依托，較之純粹的虛構更有實感；
二、剛好三代人，主體“我”和“我的妻”，客體“兒子”“母親”齊全，便于“導演”；
三、說“導演”，是因為近年的散文寫作傾向之一，是情節化（也有稱細節化的），總之寓理于事之風長，單純說理之風消；可讀性越來越被強調。
切入角度：強化“生命”，淡化倫理，一是因為倫理說得已經太多，出新很難；二是“生命之說”不但本質，而且人性與動物性的參照也出來了——只有人類才不但保護幼小的生命，而且善待衰老的生命。②
體裁
《散步》寫于1985年，因為是發一種“生命的感慨”，所以注定了它的抒情色彩。因我（作者——編者注）不善詩作，它就成了散文。所以說體裁這東西，往往非作者的刻意選取，實在只是一種自然結果。②
全篇只寫了“散步”一事，但讀來饒有興味，除了真情動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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