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音樂的特征論文

時間：2023-05-04 00:51:49 音樂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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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音樂的特征論文

　　內容摘要：民間音樂源遠流長，博大精深，風格鮮明，喜聞樂見。本文就民間音樂的創作、傳承過程,藝術風格的地域性、質樸性、即興性,古文化的積淀性幾個方面進行探討，以求從新的角度提出問題，并就此闡述了個人的觀點。

民間音樂的特征論文

　　關鍵詞：民間音樂特征博大精深

　　民間音樂是民俗文化的組成部分，是傳統文化的重要方面。縱觀歷史，人類在創造勞動工具的同時也創造了藝術。隨著階級社會的發展，人類藝術以兩大系平行發展。一類是勞動人民創造的民間藝術，這是人類本源藝術的發展延續；另一類是職業藝術家和音樂院校的藝術，這是由前者派生出來的。前者是從歷史文化開始的群體藝術，后者是職業藝術創造的個體藝術。民間音樂貫穿于人民生活的衣、食、住、行和人民的生產勞動、精神生活的各個領域。因此可以說民間音樂是實用價值和審美價值的結合，而不只是為了營造節日氣氛、烘托婚喪嫁娶的“奢侈擺設”。它可以美化環境，同時也寄托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民間音樂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歷史上，我國各地不少婦女都能隨口唱幾句《繡荷包》《編花籃》《搖籃曲》；搬運、裝卸的人都不時地發出勞動的號子；不論城鎮市民還是商販、學生都能來幾句時尚小調等等。至今，我國有不少民族還流傳著這樣的習俗：“當小孩長大到一定年齡，就必須向老人學唱歌，不會唱歌便被認為是一件十分不體面的事。在有些地區、有些民族過去甚至將是否善于唱歌作為選擇配偶的條件之一。不少民族不僅在平時有唱歌的習慣，而且還有自己的唱歌節日。如壯族的‘歌墟’、苗族的‘游方’、侗族的‘坐妹’、蒙古族的‘敖包會’、回族的‘花兒’、瑤族的‘放浪’、仫佬族的‘走坡’等。每逢會期，四面八方的青年男女就聚在一起，高歌低吟，縱情表達他們之間的愛情和對幸福的向往。”①由此，我們認為民歌是勞動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是勞動人民生活中最親密的伴侶和精神食糧。

　　中國民間音樂，如同黃河長江一樣，雖流經數千載，盡管沿途又納入了多少川流，但始終保持了民族的氣魄和個性。就像德國學者恩斯特·卡西爾在《人論》中所說：“民間文化具有自己的生命，具有某種不朽性，由于它們得以在人的短暫的生命結束之后依然存在。”以下就本文提出的民間音樂的特征進行論述。

　　一、創作過程的集體性與傳承過程的口頭性

　　前面已說人類藝術以兩大系平行發展。然而，在創作過程中它們是各不相同的。“在歷代文人創作或現代專業作曲家的創作中，一般來說，其創作過程是作曲家個人單獨進行的。但民間音樂卻不同，它的創作過程是個人和集體融合在一起的，甚至個人的創作活動完全為集體所淹沒。它們有的是在集體場合中許多人的即興創作。如許多人在一起扛木頭時，為了統一步伐，協調動作，其中有一人領頭唱起了勞動的呼聲，其余人跟著應和，如此一呼一應循環往復所形成的扛木號子，就凝聚著參加扛木勞動的所有人的音樂創作。”②勞動號子如此，山歌、小調也是這樣，不論在民間音樂的哪種類別里都蘊含著廣大人民群眾集體智慧的結晶。

　　應該說民間音樂的創作過程和它的流傳過程的關系是十分密切的。創作的過程即是流傳的過程，流傳的過程也是創作的過程。過去由于勞動人民不可能真正接受文化知識的教育，因此，難以通過書面形式進行傳承。甚至在有了文字記載之后，仍保持著它的口頭性特征。另一方面由于民間音樂具有重視和諧、提倡神形兼備、突出意境等審美特征，用書面文字傳承的方式，也較難準確表現民間音樂精、深、博、大的內涵，而靈活便捷、形象生動的口頭傳承形式就成為至今常見的民間音樂傳承的重要方法之一。

　　二、藝術風格的地域性

　　人，總是在一定的自然地理環境中生存的，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人家有一方文化。人的體質和社會生活方式，都存在著明顯的地區差異，人的文化活動和其他活動，也必然與其所處的自然與人文環境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我國幅員遼闊，在自然地理上最大的分野是南方和北方。南北地形地貌不同，氣候物產不同，民風民俗不同，人的許多生活方式和精神氣質不同，所以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已習慣將中國的文化形態劃分為南北兩類。這種劃分雖然不可能與地理分界完全相符，但從歷代學者的論述和人們普遍感受到的現象看，這樣的劃分是符合客觀實際的。

　　古往今來，中國南北兩地的確存在不少文化差異。從最簡單的角度來說，衣，南絲北棉；食，南米北面；住，南床北炕；行，南舟北車。而至于“南腔北調”，那就離我們音樂的范疇更近了。通過這些羅列，是要說明地域文化的差異，不是僅憑概念就可以詮釋的，它實際上浸潤在具體而細微的生活之中，不僅會時時刻刻對我們的生活發生影響，更能點點滴滴地塑造出不同的性情和趣味。而這些性情和趣味，正是民間音樂創作的源泉，民間音樂藝術風格的地域性所在。所以，我們從古今中外文藝作品中，就能看到或感受到某些因南北文化不同而產生的差異。

　　古人論樂，早有所謂“八方殊風，九州異俗；乖離分背，莫能相通；音異氣別，曲節不齊”之說（見阮籍《論樂》），并有“秦聲、楚調、吳歙、蔡謳”之分：“北主勁切雄麗，南主清峭柔遠，北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見眼。北詞情少而聲情多，南聲情少而詞情多。北氣宜粗，南氣易弱。”（見明·王驥德著《曲律》卷一）試以西北民歌《紅軍哥哥回來了》與江蘇民歌《茉莉花》作一比較，《紅軍哥哥回來了》的旋律高亢，以四度音程跳進為特征，這與西北人民生活在特殊的地理環境有關，他們在唱歌或喚人多需“隔山跨塬”，所以習慣采用粗獷的語言和高亢的音調。而山清水秀風光迷人的江南，語言和音樂要柔和得多，江蘇等地的方言也被稱為“吳儂軟語”。具有江南柔腔韻味的《茉莉花》，就充分體現了“吳音”的委婉。除民歌之外，在民間音樂中，幾乎所有說唱的曲種、戲曲的劇種都冠以地區的名稱，如說唱曲種蘇州彈詞、四川清音、山東琴書等；戲曲劇種山西梆子、河北梆子、秦腔等等。在這些極富地方特色的民間音樂中，講究字正腔圓，原汁原味。它不僅受到當地人們的喜歡，而且也為其他地區的群眾所接受。人們所歡迎的正是那種濃郁地方特色的東西。

　　三、民間音樂的質樸性、即興性

　　民間音樂是勞動人民的藝術，它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心聲、愿望以及審美情趣。全國各地的民間音樂雖然在藝術的形式和風格上有很大的差異，但在質樸這一點上是共同的。它沒有浮華之習，也沒有裝腔作勢。由于生活的貧困，政治地位的低下，他們只能用廉價的材料制造使用的生活用品，包括音樂藝術在內。在艱苦而繁重的勞動之余，靠自己的聰明才智來美化自己的環境和生活，用他們自己創作的音樂形式來表現自己的喜怒哀樂、對幸福的渴望及對未來的向往。民間音樂是質樸的、純真的。

　　在我國民間音樂的演唱、演奏甚至是傳承過程中，有這樣一個突出的現象，就是即興性。即興性是指在世代相襲的傳承中，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的不同唱、奏者，將現成的民間音樂作為藍本，按個人的需要進行潤腔潤字、遲疾頓挫的靈感式的調整。如在江南絲竹的合奏中，固定的曲譜僅是基本的框架，演奏者之間的熟道及彼此間的默契，使得他們不拘泥于譜面上的音符，而是瞬間的心有所感、指有所發，奏出的譜外妙音。如此指上生花令聽眾拍手叫好，贊不絕口。民間音樂這樣的唱、奏及傳承形式至今還在廣泛沿用。

　　四、古文化的積淀性

　　民間音樂中的古文化積淀是極其廣泛的學術領域。近年來漸漸為人們所認識，研究工作也正在展開并逐步深入。

　　1．遠古時期的樂器。在現存文獻記載及出土文物中，關于遠古時期的樂器里，較有影響的是石磬、土鼓和陶塤等。如先秦典籍《尚書·益稷》中記有“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說的就是遠古先民敲擊石頭，化裝成野獸又歌又舞的祭祀場面。而近些年在山西夏縣發掘出土了至今年代最早的“石磬”，通過將其懸掛起來敲擊，能發出清脆的聲音，測音結果表明其音高為升C。古代又稱其為“鳴球”。另外，就有關此類敲擊樂器在《禮記·明堂位》也有記載：“土鼓、簣桴、葦龠，伊耆氏之樂也”等等。而遠古時期的吹樂器尤以塤為代表。一般多為陶制品，故又稱陶塤。從對新石器時代晚期至殷商時期眾多陶塤的測音結果來看，陶塤的絕對音高雖然各不相同，但都可以吹出小三度音程，這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音階形式。從大量出土的樂器和文獻資料來看，形形色色的古代樂器是我國古代文化遺產中的珍貴寶藏，是中華民族智慧的象征。

　　2．華夏歌舞的典范。大約7000多年前，黃河和長江流域的先民進入畜牧業和農業文明。原始歌舞隨之有了新內容。在《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篇》記錄的集體歌舞中出現了三人手拿牛尾、邊跳邊唱的情景。以后又發展成八種歌舞，其中《奮五谷》《逐草木》《敬天常》《依地德》這些歌舞都是表現先民祈求五谷豐登、風調雨順的強烈愿望。音樂藝術在那時還處于萌芽狀態，歌、舞、樂三者之間仍存在著相互之間的依賴性，都不足以發展成獨立的藝術門類。因此，先民們常用“樂舞”來表示對帝王功德的贊頌、部落圖騰的崇拜等。在漫長的歷史歲月里，所形成的華夏樂舞很多，最具代表的當屬“六代”樂舞。所謂“六代”樂舞，亦稱“六代”之樂，簡稱“六樂”。它們分別是：黃帝時的《云門》，堯時的《大咸》，舜時的《大韶》，禹時的《大夏》，商時的《大》，周朝時的《大武》。這些樂舞對歌詞、曲調、音律、動作、服飾等都有嚴格的要求。考古發現，當時人們已注意到歌唱者與樂隊的排列對音響效果的影響。即表演時，把唱歌的演員和樂隊中音量最小的樂器瑟放在距聽眾的最近處，音量較大的管樂排在稍遠一些，音量最大的打擊樂器如鼓、磬等放在更遠的地方。按這樣的層次排列，體現了人們早在幾千年前就已懂得根據音響學來依次排列演員與樂隊的位置了。約在公元前516年，孔子根據在齊國所見《大武》的演出情景，作了他著名的評論：《韶》，“盡美矣，又盡善”；《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從此引發了美學史上最早的關于內容與形式完美統一的評論標準，這也可能是華夏先民確立的影響最為深遠的文藝批評標準。

　　3．震驚中外的編鐘。1978年，在我國湖北隨縣，曾侯乙墓發掘出土的大批古樂器，震驚了我國的考古界和音樂界，也震驚了世界上的同行。曾侯乙墓出土樂器數量之多，設計、制作工藝之精巧，都是十分罕見的。在出土的所有樂器里，編鐘、磬是最精美的也是價值最大的。特別是在鐘架子上懸掛了2400多年的編鐘，全套共65件，總重2567公斤，分三層八組懸掛。每個編鐘都能發出雙音，其音質純正清晰，總音域達五個半八度，幾乎包括了一架鋼琴的整個音域。在約占三個八度的中部音區，由于有三套音列結構大致相同的編鐘，形成了三個重疊的聲部，不但12個半音俱全，還可隨意旋宮轉調，演奏現代復雜的多聲部樂曲。另外，在鐘體上還刻有銘文，記載了春秋戰國時楚、齊等國各種音律及階名，變化音名之間的對照情況。這些出土的發掘，證明了我國青銅鑄造工藝的巨大成就及音律學科達到的高度，它對于傳統樂律史的研究有著重大意義。曾侯音樂寶庫的發掘，大批古樂器的出土，是中華悠久文化歷史的見證，是中華民族的驕傲，也是人類文明的驕傲。

　　綜上所述，民間音樂由于其本身根植于深厚的民族傳統文化土壤，同時又有著幾千年的不斷提高發展的文明歷史積累，形成了它與職業藝術家和專業音樂院校藝術的不同。今天我們研究民間音樂，首先應對其自身所具有的特點進行了解、學習和掌握。它歷史悠久，博大精深，可以這樣說，民間音樂不但是了解中華民族的窗口，也是反映華夏文化的一面鏡子。

　　注釋：

　　①《民族音樂概論》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編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第9頁

　　②《中國傳統音樂概論》王耀華主編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第51頁

　　參考文獻：

　　[1]《中國民族音樂概述》肖常緯編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2]《曲藝音樂概論》于林青著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

　　[3]《中國民歌》周青青著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

　　[4]《中國音樂藝術賞析》孔繁洲著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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