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傳播視野中體育交往的理論邏輯論文

跨文化傳播視野中體育交往的理論邏輯論文

　　摘要: 本文從體育交往先天具有的跨文化傳播特質分析入手，闡釋了全球文化流動中體育交往的現實語境：并試圖聯系有助于拓展體育交往議題的幾種跨文化傳播的理論范式，進一步論述體育交往的理論邏輯，希望能夠對后奧運時代中國體育文化傳播的理論創新與體系建構提供一種建設性的思路。

　　關鍵詞: 體育交往跨文化傳播理論邏輯

　　現代奧運會借助于傳播技術手段已經發展成為全球性的交往行為，北京奧運會既是體育盛會，更是東西方文化的一次集中對話和交匯。無可否認，體育早已超越了競技的范疇，成為系統的交往行為與獨特的文化傳播盛事。北京奧運會，留給我們的經驗和思考是豐富而深刻的，北京奧運之后的幾年間，廣州亞運會、全運會將陸續舉行，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將是一連串以體育為載體的傳播中華文化的契機與挑戰，我們需要經驗的沉淀與思維的創新。從跨文化傳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視角探索體育交往的邏輯問題，這既是對北京奧運的文化思考，也對后奧運時代中國體育文化的傳播具有視域上的開拓意義。

　　一、體育交往先天的跨文化傳播特質

　　在一般意義上，跨文化傳播是各種文化信息在時間和空間中的流動、共享和互動的過程，主要指涉人類社會中文化要素的擴散、滲透和遷移的現象，以及身處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之間發生的信息傳播與人際交往活動。究其實質，跨文化傳播就是一種溝通和建立不同文化中人與人之間共存關系的文化交往活動。體育交往已經從一種體能技巧的競技、社會活動或是文化實踐，上升至諸如奧運會這樣具有跨文化傳播特質的宏大文化景觀。

　　1 體育交往的流動性

　　體育交往通常伴隨著人口流動、信息流動、文化流動與資本流動。作為一種整合的力量，資本流動與信息流動、文化流動一起形成一種流動效應，與體育交往形成互動，成為彼此發展、相互融合的推進力。

　　在現代科學技術的強力支撐之下，人口流動與信息流動早已突破了空間對體育交往活動的限制，為全球范圍內大規模的體育交往提供了技術的保證。北京奧運會共有204個國家和地區的10050名運動員參加。僅8月8至24日，北京市累計接待國內外游客652萬人次。其中，接待入境游客38.2萬人次。這一數據還不包括其他幾個奧運協辦城市。短時間內大規模的人口流動以及人口流動帶來的文化交流，其實現的基本保障便是交通通訊手段的便利與安全。同時，為了規避大規模的文化混雜產生“巴別塔”風險，需要相對簡明的話語體系在人群中形成即時性的文化認同。體育交往中約定俗成的諸多運動規則與規范用語簡單并且高度符號化，成為不同文化人群d 交流的世界性語言符號，既能夠發揮通用語的溝通作用，又為在不同空間轉換中發生的文化的碰撞與交融預設了制度性的約束。

　　此外，雖然資本的介入引發了曠日持久的爭議，但體育交往中的資本流動作為一種資源型的供給，為體育交往特別是全球性大規模的體育交往提供了的物質基礎。這一點在體育賽事與贊助商的關系中得到最好的注腳，正如麥當勞全球品牌副總裁杰克·伍德沃德(Jackie Woodward)所說“普通消費者將能通過我們接觸到奧林匹克”，“奧林匹克將有助于提升我們連鎖店的地位”。

　　2 文化抓痕的短時記憶效果與學習與移植的涵化功能

　　在跨文化傳播的研究中，通常將旅游及體育中的跨文化現象作為一類研究對象，原因是許多研究者都認為二者同屬于文化旅居，旅行，旅游的具體表現形式——人們為了休養、娛樂和運動等目的，離開日常生活范圍所進行的暫時性的地域空間移動。交往主體自身成為了“文化交往使者”，負載著原有文化內涵，前往相異空間，發生多種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使得不同文化在不斷的借鑒和適應中走向趨同，其本身就是跨文化傳播的方式之一。但是，文化旅居／旅行，旅游畢竟是短期的隨機的人際交往方式，它產生的是一種“文化抓痕”的短時記憶效果，任何一種旅游活動都有不可避免的回歸過程，旅游者把短暫的在目的地的旅游生活置于身后，重新匯入居住地仍在繼續的生活。

　　與旅游活動不同的是，體育交往還具有學習與移植的涵化(acculturation)功能。體育交往伴隨體育運動項目的普及與體育精神的傳播，提供給社會各階級／階層的人們一套同質化的“隱藏符碼”，對不同的文化群體產生潛移默化的長期效果。

　　不同民族體育交往和地域體育文化在交流中往往出現“抗拒”、“同化”、“涵化”等多種不同情況。“抗拒”是某種體育文化在受到外來沖擊時采取完全抵制的態度；“同化”是指一種層次較高的體育文化與較低的體育文化相接觸，后者往往被前者所攝取和融化；“涵化”是兩種相同或相近的體育文化進行雙向交流的漸進過程及其相互結合的自然結果。“抗拒”和“同化”只是暫時和局部現象，“涵化”才是體育交往中健康的發展途徑。

　　3 自覺交往彌合文化差異與沖突

　　體育交往是一種基于愉悅的、跨越地理空間的自覺的人類行為，是一種能夠接觸“真實世界”而非簡單“媒介世界”的直接傳播方式，是文化間基于人際的、親身的、直接的、互動的、即時的、感知的交流與傳播，而不是單純通過媒介間接、外在地獲得映像世界的交流和傳播。體育交往中的娛樂目的、快樂主題和良好意愿為不同文化群體的人們相互了解制造了接近性的文本，這種自覺交往能夠彌合文化差異帶來的障礙與沖突，也是體育交往的重要特性之一。它“所涉及到的是至少兩個以上具有言語和行為能力的主體之間的互動，這些主體互動使用(口頭或口頭之外的)手段，建立起一種人際關系。行為者通過行為語境尋求溝通，以便在相互諒解的基礎上把他們的行為計劃和行為協調起來”。

　　在這一意義上，體育交往比媒介傳播更能滲入到人際交往的微觀層面，這不僅僅表現在它扮演過使戰火暫時停息、使對立的外交狀態緩和等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它體現了人類與生俱來的對自由、幸福、完美和和平的追求。

　　二、全球文化流動中體育交往的現實語境

　　體育交往自身的跨文化傳播特質證明了從跨文化傳播角度觀照體育交往的理論可行性，在此基礎上，需要進一步關注體育交往的現實語境，探尋其歷史定位與邏輯起點，

　　1 因科技革命而加速的現代化進程中不同文化相互接近

　　美國學者吉爾伯特·羅茲曼(Gilbert Rozman)認為，現代化是一個在科學和技術革命的影響下，社會已經或正在發生著變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將動用一切可支配的社會資源，以實現現代化的發展目標。對于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體育交往的現代化起點不是來自本土文化，而是來自西方直到今天體育交往實踐中依然沿襲著西方現代奧林匹克話語體系中對體育精神的界定。

　　同時，現代社會是一個具有巨大的“制度化的結構性風險環境”，為了應對現代性的危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在探索中向擁有悠久歷史與深厚傳統的東方文化靠近，雖然這種文化交流的相互之間的流量并不平衡，但是接近畢竟是事實。東方傳統的健身、養身之道如功夫、瑜伽等也成為全球性的體育交往中東方文化的典型象征。

　　因此，跨文化傳播中的體育交往才會引起關注，這已經不是“現代”與“傳統”之爭，而是現代化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必然出現的深層次的文化交往與融合。

　　2跨國發展模式主導下全球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博弈

　　法國著名傳播學專家馬特拉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指出：“今天，跨國發展模式越來越是一種社會行為、主體多元化相互結盟的結構，包括私營部門和國營部門，民族資本和國際資本，它們合在一起重新定義民族一國家的角色。”現代化過程中貫穿著全球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博弈，這也許是體育交往最直觀的現實語境。

　　從信息交換和地緣政治的角度講。民族國家是一種相對封閉的系統。很多時候民族國家作為體育交往的直接參與者與組織者的身份出現，絕大多數體育交往都無法離開民族一國家的語境。但是，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資本、技術、人才、知識、信息等生產要素跨國界的流動與配置必然會在不同程度上帶來各國民族文化和價值觀的改變，使各國文化呈現出與經濟全球化相適應的新的發展態勢。人類交往技術的快速推進以及經濟全球化的急劇擴散，打破了民族國家的相對封閉性，全球化的文化流動所形成的開放秉性與國家的疆界封閉和權威壟斷形成了極大張力。現代奧林匹克運動復興以來，“奧林匹克精神大體也呈現出了核心價值理念不變，但外部邊界不斷完善和擇機調整的發展態勢”。“這種基本判斷的得出，不僅與百年奧運所歷經的時代變遷高度相關，同時也與不同奧運舉辦國特定的地緣語境和預設的目標語境密不可分。

　　3 資本均質化邏輯對文化交往邏輯的滲透

　　杰姆遜認為現代化發展到今天已經進入跨國資本主義時期，這個“既存的社會體制”就是資本追求利潤的邏輯。在這種體制中，文化交往愈來愈受到資本邏輯的規范，文化的差異化邏輯被資本的均質化邏輯吸收并且被納入“商品生產的總體過程之中”，從而改變了自己以往基本的文化角色和社會功能。先前作為一個自律領域與資本對峙的文化被資本的邏輯同化，文化成為資本主義世界商品總過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同樣，體育交往既受惠于資本的全球流動，又處處受到資本力量的掣肘。

　　為了滿足歐美廣告商對轉播時段的要求，北京奧運會游泳項目的日程安排由下午調整到了早上，這一類與我們早已習慣的各類文化現象與商業資本的“聯嫻”不同，更多的反射出資本邏輯對交往邏輯的滲透。資本既為體育交往的擴展插上翅膀也給交往的理性發展帶來障礙。

　　三、與體育交往相聯系的可資借鑒的幾種跨文化傳播的理論范式

　　總體說來，跨文化傳播中的體育交往作為北京奧運后中國體育文化傳播的一類問題視域，目前還處于發韌初期，需要多角度的觀察與思考才能對其作為一個研究領域的價值性與科學性作出合理的判斷。

　　1 符號互動視角——文化符號的創新與整合

　　對于體育交往的理論邏輯而言，符號學的視角當屬最有效的一類。作為截取的文化字段，充滿了象征意義的文化符號向來是不同文化人群相互接近并加深了解的最直觀的印象載體，他們之間的言語指稱意義的形成與傳播也最為便捷。文化符號的創新，是北京奧運帶給中國的一種啟示，世界對中國的認識不再局限于地理符號與特色資源，更多的發現了中華文化的內在特點與時代精神。如何對既有文化符號進行創新與整合，使之利于今后深層次體育交往的展開，也是北京奧運后值得思考的議題。

　　2 文化認同視角——文化身份認同與構建

　　我們必須通過各式各樣的符號與象征來感知我們身處的世界，媒體再現的國際賽事儼然成為一種國家，民族的身份標識。美國學者安德森(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中提出民族國家是“一個想象出來的政治社群”。他認為，“即便是最小的民族國家，絕大多數的成員也是彼此互不了解，他們也沒有相遇的機會，甚至未曾聽說過對方，但是，在每一個人的心目中卻存在著彼此共處一個社群的想象。”就奧運會而言，其原本的體育意義已經通過媒體延伸開來，“體育，尤其是媒體所再現的體育，已經被融人人們對自己和他人的身份界定之中”，使民族國家將異質分散的民眾聚集在了集體的龐大榮譽象征體系中，恰如戴維·羅伊所論述的那樣：“所謂‘民族國家’的概念是圍繞著其代表性的體育活動而建構起來的，并且這一概念通過媒體機構進行對內和對外地廣為傳播，從而成為在人類情感世界的深層連接媒體和體育的重要文化象征。”

　　3 批判視角——重視交往的理性與和諧

　　當前社會交往實踐中。理性與和諧是一對相伴生的概念。和諧要求以公平正義為原則進行利益分配、協調，其底蘊是理性的社會關系建構。雖然批判理論因“缺乏建構性”而經常遭到批評，但是批判的視角是保障交往理性與和諧的思想武器，它提醒文化交流個體勇于質疑辨析，基于嚴格推斷，富于機智靈氣，善用清晰敏捷的日常思維對生活世界進行思辨。在多元文化全球流動的宏觀背景下，體育交往的思想取向和對信息交流的接收取向有著很大差異。但是，不同文化群體的心理結構以及影響他們文化觀念的基本社會結構、共同關注的社會問題領域，有著很多重合的地方。通過體育交往構筑一種人道主義的友善精神的生長空間，也給社會成員之間的精神交往提供了一個相通的德性網絡。這種充滿終極關懷的批判的視角在目前中國體育文化傳播中有待于挖掘與弘揚。

　　四、結語

　　對于北京奧運后中國體育文化傳播這一議題，我們只是在時間的橫斷面上尋找博弈的可能性。體育交往只是針對這一瓶頸提出的可行性思考之一——在跨文化研究的學科背景之下，以“交往”作為切入點，把媒介作為一個便于觀照的人類社會的現實場域，將體育這種文化復合體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系統研究體育交往這種跨文化傳播實踐的內涵與結構形態，梳理其發展歷程，探索其內在規律，力圖在學科拓展層面提出具有前沿意義的建設性觀點。同時，爭取立足于歷史語景和現實情境對體育交往的發生和發展、體育交往的結構、運行機理和演變機制、當下體育交往的趨勢和特點以及合理體育交往模式的建構等問題進行理論的考察。

　　作為一種視野，體育交往能夠成為觀照現實的一個切入點，逐漸廓清紛繁的體育文化傳播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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