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加拿大文學中的“多元文化”、“守備心理”和“求生主題”

時間：2023-04-28 09:04:30 社會文化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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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力平

摘要:加拿大文學(主要是英語)是充滿生命力的新興文學,近半個世紀以來的蓬勃發展尤其引人注目,逐漸在世界文壇占有一席之地。多年來,在加拿大文學的興起和發展中形成了三個有一定普遍性的觀點,即“多元文化”、“守備心理”、和“求生主題”。澄清這些觀點的來龍去脈,并對其實質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和評判,指出其合理與不合理的部分,對于還原加拿大文學的本來風貌有著積極、重要的作用。

關鍵詞:加拿大文學;“守備心理”;“求生主題”;“多元文化”

一

加拿大文學是充滿生命力的新興文學,近半個世紀以來蓬勃發展,逐漸在世界文壇占有一席之地。加拿大是雙語國家,官方語言為英語和法語,其文學自然包括英語文學和法語文學。不過,由于人口母語比例的關系(英語為母語的人口與法語為母語的人口之間的比例大于四比一)①,從事英語文學創作的加拿大作家遠遠超過從事法語文學創作的加拿大作家,而英語讀者的數量也遠遠超過法語讀者。更重要的是,加拿大英語文學的成就和影響力也是加拿大法語文學所難以比擬的。雖然本文下面所要評論的幾個概括性的觀點基于加拿大英語和法語文學,但筆者將主要用英語文學的示例進行分析討論。

若要了解加拿大文學或者加拿大這個國家,有三個概念不得不知:一是“守備心理”(garrison mentali-ty),二是“求生主題”(survival thesis),三是“多元文化”(culturalmosaic)。“守備心理”是世界著名的加拿大文學批評大師諾斯羅普·弗萊(Northrop Frye)提出的,出現在卡爾·弗·克林克1965年主編的《加拿大文學史》一書的最后。在這篇“結論”文章中,弗萊刻意分析了加拿大人的文學心理:孤零零地散布在荒原的小小社區,被客觀的和心理的“邊疆”所圍困,不僅彼此遠離,而且脫離社區成員所熟悉的英美文化的源流。這些社區為其成員設定所有的明確的人生價值標準,居民們不得不充分尊重這些賴以生存的法律和秩序,團結在一起應對居民點外面無垠的、無意識的、充滿威脅而難以應對的惡劣的客觀環境。生活在這種情形下的社區居民必定會產生我們權且稱之為“守備心理”的思想。②收稿日期: 2010 06 18基金項目:加拿大政府國際學術交流基金項目“加拿大文學與文化”(項目號PRE-A8040)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簡介:耿力平,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加文化教育交流中心主任,多倫多大學文學博士(北京100089)。

①　根據加拿大政府統計局的最新數據(2006年),母語為法語的加拿大人占總人口數的22% (詳見http: //www12. statcan. ca/census-recensement/2006 /as-sa/97-555 /p1-eng. cfm)。

②　Northrop Frye,“The Conclusion”toLiteraryHistory ofCanada: Canad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gen. ed.CarlF. Klinck, Toronto: Uni-versity ofToronto Press, 1965, p. 830.

　弗萊對早期加拿大人(當然加拿大原住民才是最早居住在那里的人)所作的分析,言簡意賅,描繪了19世紀乃至18世紀中葉來自歐洲的移民(今天我們稱之為加拿大人)的生活和思維特征。當時講英語的加拿大居民,主要是美國獨立戰爭后,不屑或不敢同戰爭的勝利者共同生活的英裔保皇黨人。這些人多尊重傳統,認可法制社會,不主張把分歧訴諸于武力。他們的信念和價值觀至今仍可從當今加拿大人的謹慎、公平、獨立的民族特性中略見一斑。“求生主題”是加拿大著名女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At-wood)在1972年出版的《生存》一書中提出的。在這本書中,阿特伍德通過對加拿大文學作品(既有英語也有法語)的主題分析,提出了影響力極大的“求生與犧牲品”的斷言:每個國家或文化的核心都有一個獨特的富有代表性和說明性的象征……加拿大最主要的象征毫無疑問的是生存———這是根據加拿大英語和法語文學中的大量例子得出的結論。①值得指出的是,阿特伍德這本書首版的封面設計別具匠心,血紅的書名和白色的作者名被大面積的黑幽幽的背景色襯托著,恰當地渲染了她所認定的加拿大人的憂郁、痛苦之情。與“生存”概念緊密相關的是“受害”(Victmi )理念;在論述這個理念時,阿特伍德自問自答:加拿大人甘于認輸的心理準備,是否同美國人決心獲勝的意念同樣強烈、同樣令人折服?……假如可以在象征物所代表的正反兩重性之間做出選擇———大海可以是給予生命的母親,也可以是沉船害命的禍首;大樹可以代表成長,也會砸到你的頭上———加拿大人十有八九會認同消極的負面。②阿特伍德解釋道:假如加拿大是個受害群體,那么她應當關心自己受害的方式。這些方式就像芭蕾舞中的基本動作或鋼琴鍵上的音符一樣。當然,以這些基本受害形式為基礎,可以變化出更多的其他受害形式。③她接著列出四種適用于國家、少數民族及個人的“受害式”(“Victmi Positions”),比如“第一受害式”,其表現是“拒絕承認自己是受害者”④。

至于“多元文化”,我們可以從當代加拿大幾屆政府的相關政策中窺探一二。同建國初期的政府相比,后來的加拿大政府愈來愈重視鼓勵“多元文化”的發展, 1988年更是通過制定“加拿大多元文化法”(Cana-dianMulticulturalism Act)將“多元文化”定為基本國策之一。加拿大政府內就設有“公民、移民及多元文化部”(Ministry ofCitizenship, Immigration andMulticulturalism),現任部長是賈森·肯尼(Jason Kenney)先生。

加拿大所恪守的政治方針與美國的“熔爐”政策和英國的單一化種族政策有著鮮明的不同。之所以如此,有兩個基本原因:一是加拿大歷來就是一個多民族的社會,二是加拿大政府的開明性和加拿大人民的包容性一直在增強。后者的原因更為重要。“加拿大多元文化法”明確地闡明政府對于新老不同種族的國民一視同仁,友好相待,并且鼓勵不同民族的社區成員通過競爭機制積極參與國家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建設,并以此融入加拿大社會。這些正是加拿大文學中多元化內涵賴以生長的社會文化環境。

二

加拿大文學,不論是在1867年建國前后的19世紀,還是在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20世紀,乃至21世紀第一個十年,真的可以用“多元文化”、“守備心理”、和“求生主題”來概括嗎?縱觀加拿大文學的發展,以上介紹的三種特征確實顯現于大量的加拿大文學作品之中,它們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可以幫助加拿大國內外的讀者認識這個國家的文學與文化特征的。但是,我們需要對它們加以甄別,肯定其符合實際的理論判斷,質疑其不符合實際的、牽強的主觀臆斷。下面分別談談筆者對這三個理論判斷的看法。

①②③④MargaretAtwood,Survival: AThematicGuide to Canadian Literature,Toronto: House ofAnans,i 1972, p. 31-32.

MargaretAtwood,Survival: AThematicGuide to Canadian Literature,p. 35.

MargaretAtwood,Survival: AThematicGuide to Canadian Literature,p. 36.

1.“多元文化”已是不爭的事實

由于加拿大是個移民國家(每年需要接納25萬左右新移民才能彌補過低的人口出生率造成的勞動力潛在不足),所以“多元文化”可以說是她的屬性。此外,隨著上世紀后半葉以來大量亞洲(特別是中國和南亞地區)和加勒比地區移民的到來,隨著這些移民中以及他們的后代中優秀小說家和詩人的不斷涌現,加拿大文學的“多元化性質”已是不爭的事實。多倫多大學教授琳達·哈奇森曾在她的著作《加拿大后現代》中畫龍點睛地總結了這種加拿大特色:“事實上,我們加拿大人對任何集中統一的企圖,不論是在國家層面還是政治或文化層面,都持有深深的懷疑態度。”①進入20世紀后半葉后,加拿大不斷出現頗有成就的少數民族作家,他們的作品甚至得到加拿大主流社會和批評界的認可,出現在大學的加拿大文學課書單中。如印度裔作家布拉蒂·穆克迪(BharatiMukherjee)和丈夫克拉克·布萊茲(Clark Blaise)共同創作并于1977年發表的《加爾各答的日日夜夜》,是一部講述東西方文化碰撞的紀實性小說,其中身為西方人的丈夫寫了第一部分,印度裔的妻子寫了第二部分。又如日裔作家喬伊·小川(JoyKogawa)1981年出版的紀實性小說《姨娘》,講述了二次大戰爆發后,加拿大政府強迫所有的旅加日僑離家到偏遠地區集中居住,并對其進行審查和監視,使日本僑民蒙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和身心痛苦。再如另一位印度裔作家羅辛頓·梅斯蒂(RohintonMistry)1987年發表的小說《來自弗羅茲巴的故事》,雖然由11個短篇故事組成,但這些故事都發生在孟買的一幢居民樓中,共同的文化背景和巧妙的敘述方式把原本分散的故事凝聚在一起。在這一時期的加拿大文學中,我們也看到一些有一定影響的華裔作家的作品。如李思嘉(Sky Lee)1990年發表的《殘月樓》,丹尼絲·鐘(Denise Chong)1994年發表的《侍妾的孩子們》,崔維新(Wayson Choy)1995年發表的《玉牡丹》等。值得注意的是,李思嘉和崔維新都是第二代華裔加拿大人,而丹尼絲·鐘則是第三代華裔加拿大人。他們對于中國的歷史和他們各自家族的歷史的了解來自于資料和家史,他們自己并未親身在中國長期生活過(只是做過短期訪問),所以他們的故事,引人之處多在于異族不同的文化和特別的生活方式所產生的新奇性。比如崔維新的創作素材來自他生長的溫哥華市唐人街以及20世紀上半葉居住在那里的華人移民的生活;李思嘉的小說講的是住在溫哥華唐人街的一家四代經營“殘月樓”飯莊的故事,其中涉及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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