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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風偶識詩學成就簡論
《讀風偶識》詩學成就簡論
付星星①(南京大學 文學院 江蘇 南京 210093)內容提要:崔述《讀風偶識》是清代重要的詩經學著作,它堅持實事求是、細讀文本、持平漢宋的解詩方法。以大膽疑古、小心求證的科學態度,解決了關于《詩序》的諸種問題,推翻了前人的一些錯誤觀點,一定程度上恢復了《詩經》的本旨。當然,《讀風偶識》也存在疑古過勇的不足。
關鍵詞:《讀風偶識》 疑古 考證 乾嘉漢學
中圖分類號: I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0-8705(2011)01-29-32
崔述(1740—1816),字武承,大名人。乾嘉時期疑古派漢學家。乾隆二十七年(1762)舉人,選福建羅源縣知縣。著書三十余種,而《考信錄》一書,尤生平心力所專注。又有《王政三大典考》三卷、《尚書辨偽》二卷、《論語余說》一卷、《讀經余論》二卷,名《考古異錄》。崔述又是乾嘉時期重要的《詩經》學家,其詩學主張,主要體現在《讀風偶識》一書中。下文擬對《讀風偶識》作一簡要分疏,借此探求崔述的《詩經》學成就。
一、崔述《讀風偶識》的解詩方法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之《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指出,元明以降,朱熹《詩集傳》立于學官,定于一尊,宋學占據了《詩經》學的主要地位,而漢學則日漸邊緣化,值此之故,清代多數學者都是以“光復毛、鄭之學為職志”,而其最大功勞,既是在解釋訓詁名物上,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陳啟源《毛詩稽古篇》、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陳奐《詩毛氏傳疏》。在此之外,清代《詩經》學還有一個重要的分支,即“名物訓詁之外,最引人注意的便是作詩的本事和本意了。講到這一點,自然牽連到《詩序》的問題了。清學正統派,打著‘尊漢’、‘好古’的旗號,最兇的是姚立方,著有《<詩經>通論》,次則崔東壁述《讀風偶識》,次則方鴻濛玉潤《詩經原始》。這三部書并不為清代學者所重,近來才有人鼓吹起來。據我們看,《詩序》問題早晚總須出于革命的解決。這三部書的價值,只怕會一天比一天漲高吧?”梁啟超并進而指出,崔述《讀風偶識》“謹嚴肅穆,純是東壁一派學風”[1]P229-231。
清代學術,漢宋分途,兩派宗奉的學術對象和治學方法,有明顯的差異,以至于各不相讓,勢同水火,具體到《詩經》研究,也是如此。清代漢學派和宋學派的《詩經》學研究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也都存在偏隘之處。漢學以考據名物見長,義理闡發是其所短;宋學以義理探究為主,涉及名物時又難免時漏粗疏。在《詩序》和詩旨的取舍方面,漢宋兩家也是迥然有別。嚴格師法對象,自然有助于本學派學術成果的傳承,但在具體的操作過程中,也往往會出現泥古過甚的弊端,甚至會歪曲《詩經》本文以遷就師法對象的成說。這種偏頗的做法,在清代漢宋兩派的《詩經》學研究中均有存在。崔述雖然是乾嘉漢學考據名家,但他對于《詩經》的研究,卻并不為漢學考據方法所囿,而是突破漢宋堅厚的學術壁壘,回歸《詩經》本文,采用細讀文本,以意逆志的方法來探尋詩旨,他在《讀風偶識·自序》中明確地宣示了這種解詩方法,他說:余于《國風》,惟知體會經文,即詞以求其意,如讀唐宋人詩然者,了然絕無新舊漢宋之念存于胸中,惟合于詩意者則從之,不合者則違之。但朱《傳》合者多,衛《序》之合者少耳。故余于論詩,但主于體會經文,不敢以前人附會之說為必然。雖不盡合朱子之言,然實本于朱子之意,朱子復起,未必遂以余言為妄也。[2]P228可見,崔述的研究《詩經》,心中不是先存了漢宋此是彼非的先入之見,而是尊重本文,大膽疑古。這就擺脫了許多既有觀念的束縛,思想上就會更加自由,得出的結論也往往更貼近《詩經》本旨,這種科學的解詩方法是崔述能夠超越同時代的許多《詩經》學家,并進而獲得現當代學者認同與青睞的主要原因之一。當然,作為漢學家,考據學的方法也被崔述引入到了《詩經》研究中。可以說《讀風偶識》是崔述大膽疑古和小心考證相結合的產物,是一部相當優秀的《詩經》學論著。
崔述的《詩經》闡釋原則,除了“以文論文,就事論事”,回歸文本,漢宋兼采的宏通學術方法之外,還有重要的一條,就是“以情論詩”。他說:《詩序》好以詩為刺時、刺君者,無論其詞何如,務委曲而歸其故于所刺者。夫詩生于情,情生于境,境有安危亨困之殊,情有喜怒哀樂之異,豈刺時、刺君之外,遂無可言之情乎?且即衰世亦何嘗無賢君、賢士大夫?在堯舜之世亦有四兇,殷商之末,尚有三仁。乃見有稱述之頌美之語,必以為陳古刺今,然則文武成康以后,更無一人可免于刺者矣。[2]P233崔述以情論詩是對儒家詩教傳統的一個匡正,有助于祛除籠罩在《詩經》之上的倫理教條,增加《詩經》的情感因素,從而有利于對《詩經》文學性的發掘。當然,以情論詩,從經學的范圍里把《詩經》分離出來,還《詩經》以文學性的樣態,這在明代《詩經》學研究中已經初露端倪。另外,清代官方學術雖然仍以程朱理學為正宗,但王學和考據學派對程朱理學的抵觸與排斥卻是接連不斷,在理學向樸學轉變的過程中,新的理學觀也在悄然興起,戴震等學者“情之至于纖微無憾是謂理”的觀點未必不是當時卓越漢學家的共同訴求。崔述值此學術潮流轉折之際,旗幟鮮明地反對美刺之詩教,倡導“以情言詩”,反映了崔述敏感的學術嗅覺。運用這種闡釋方法獲得的詩旨,有時比美刺說更貼近《詩經》文本。如《君子于役》,崔述就指出該詩是“夫行役于外,而妻念之之詩,初未嘗有怨君之意,而以為刺宣公,抑何其煆練也”[2]P233?
二、崔述《讀風偶識》的學術成就
崔述《讀風偶識》的學術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三點,詳論之如下:1、對《詩序》諸種懸而未決的問題進行了較為徹底的清算。
《詩序》可以說是《詩經》研究中聚訟紛紜的話題,也可以說《詩序》問題,是《詩經》研究的重要命題。如果說清代《詩經》學是中國古典《詩經》學的終結,那么,以總結性為特色之一的清代《詩經》學必然會對《詩經》學史上一些懸而未決的命題作出整合,而《詩序》即在此整合之中。崔述《讀風偶識·通論詩序》就是對《詩序》的一次全面而系統的總結性批評。關于《詩序》的作者及其成書年代,《四庫全書總目》曾有過簡要的論述:《詩序》之說,紛如聚訟。以為《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者者,鄭玄《詩譜》也。以為子夏所傳詩,即今《毛詩》者,王肅《家語》注也。以為衛宏受學曼卿作《詩序》者,《后漢書·儒林傳》也。以為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宏又加潤益者,《隋書·經籍志》也。[3]P119崔述認為《詩序》“為衛宏所作顯然無疑,其稱子夏、毛公作者,特后人猜度言之,非果有所據也”[2]P230。
崔述本著無徵不信的原則,依據《后漢書·儒林傳》所云:“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謝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今傳于世。”[4]P2575既然《后漢書》有明文記載《詩序》出自衛宏之手,那么鄭玄以為《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宋代二程夫子認為孔子作《大序》,當時國史作《小序》,均不可信。崔述甚至對后人的爭論感到困惑,他詰問到:“《后漢書》明文可據,如謂子夏、毛公所作,則《史》、《漢》傳記無一言及之,不知說者何以不從其有徵者,而惟其無徵之言是從也?”[2]P230崔述不但對《詩序》的作者問題進行了清算,而且對傳統《詩經》學研究中將《詩序》劃分為《大序》、《小序》的做法也表示反對。《詩經·周南·關雎》前面有一篇總論性的文章,學者往往將其劃分為《大序》、《小序》兩個部分,代表性的劃分有兩種。其一,舊說以為“《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為《關雎序》,謂之小序,剩余部分為《大序》;其二,朱熹將“詩者,志之所之”至“詩之至也”為《大序》,總論《詩經》綱領,其余部分為小序。對這種強分大小序的做法,崔述均表示反對。他從文章章法布局入手,通過研讀這篇文章,指出該篇文章章法井然,不容割裂,他說:余按《詩序》自“關雎,后妃之德也”以下,句相承,字相接,豈得于中割取數百言而以為別出一手?蓋關雎乃風詩之首,故論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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