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清代廣西詩派的形成、特征及其意義

論清代廣西詩派的形成、特征及其意義

    論清代廣西詩派的形成、特征及其意義

王德明

     說到清代廣西的文學，在詞的創作上，桂派或臨桂詞派素來為研究者所熟知，而詩歌創作上的廣西詩派，就很少有人作整體的研究了。

    詩歌創作上的廣西派并非杜撰，我國近代文學研究的大家錢仲聯先生早就有過這樣的說法。他在《道咸詩壇點將錄》一文中說清代廣西著名的詩人龍啟瑞：“詩不拘一格，寄托遙深，與同鄉朱琦、王拯鼎峙，對廣西詩派起深遠影響。”①可見，廣西詩派的說法是有根據的。既然有此說法，那么，廣西詩派的特點是什么，是怎樣形成的，有何特殊的意義？諸如此類的問題，錢仲聯先生及后來的研究者都未作深入的探討。本文試作一點嘗試。

    一

    廣西的詩歌創作不僅起步晚，發展也比較慢，在很長的時間內，都是“一個高僧兩名士，二千年內見三人”②。

    “一個高僧”指的是北宋的詩僧契嵩，“兩名士”指的是唐代詩人曹鄴、曹唐。這一說法雖然有點夸張，但大體符合事實。兩千年里只有這三位詩人，可見廣西的詩壇是多么寂寞。這種情況到了明代至清代前期，情況稍有好轉，但也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只有到了清代中后期，隨著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一批具有較高成就的詩人出現以后，廣西詩派的出現才成為可能。

    一個詩派的形成，最起碼要具備兩方面的條件：一是有一批有影響的詩人，二是要有一些共同的特點。以此為標準，從現存的詩歌史料來看，廣西詩派的形成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即乾隆、嘉慶時期的雛型期，道光、咸豐、同治時的形成期，光緒、宣統時的延續期。

    乾隆（1737年）以前，廣西的詩人已開始不斷增加，并且有了李杉、謝良琦、石濤、陳宏謀等著名的詩人。這些詩人或為明朝遺民，或為朝廷重臣，或為僧人，受時代的影響，從個體來說，這些詩人的成就應當說是比較高的，例如謝良琦，當時就有“海內詞壇領袖”之譽，但這些詩人之間并沒有形成一些共同的特色，最起碼是相似性太少，因此就無法形成詩派。乾隆、嘉慶時期（1737—1820），隨著廣西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中科舉的人數大量增加，廣西詩人的數量也急劇增加。于是就涌現了劉定逌、胡德琳、龍獻圖、劉映棻、馮敏昌、楊廷理、朱依魯、黎建三、鄧建英、朱依真、李秉禮等比較著名的詩人。在這些詩人之外，還有一個相當大的詩人群體。這些詩人的詩歌創作成就有了較大的提高，同時，更重要的是，他們的詩歌已表現出了一些共同的特點，例如對現實社會和政治的關注，對廣西地方風物的興趣，喜歡長篇古體等。這些特點，對于日后廣西詩派的正式形成起了重要的啟發作用。但是，由于這一時期的詩人基本上還是局限在廣西或某一區域內，還不具備產生全國性影響的實力，缺乏標志性的領軍人物，因此，作為一個詩派來說，只能說是初具規模。例如朱依真，在這一時期的成就應當說是比較高的，但在袁枚看來，也只是“粵西詩人之冠”。鄧建英的影響也是比較大的，但也最多也是“粵西奇士”。馮敏昌被列入《清史稿·文苑傳》，這說明他是具有相當實力和影響的詩人，然而，“自辟面目，開闔動蕩，不名一體，巋然為嶺南一大家”（《欽州縣志》），影響還是區域性的。此外，除少數詩人外，這一時期的詩人普遍還缺乏鮮明的個性，很少有詩人在自己的周圍形成一定規模的詩人群體。

    道光、咸豐、同治三朝（1821—1874），這可以說是廣西詩派的正式形成期，也是整個廣西詩歌創作走向成熟的時期。作為形成和成熟的標志之一，這一時期的詩人不僅數量多，而且清代廣西詩壇上最有代表性的詩人幾乎都集中生活在這一時期。曾任廣西左江道、廣西巡撫的張凱嵩在《杉湖十子詩鈔序》中曾說：“余宦粵久，知粵為悉，于粵士夫相知亦夥。嘗嘆粵中近數十年人文之盛，而詩其尤著也……方乾嘉間，海內人文極盛之秋，最后袁、趙以詩鳴，一時風靡。子才初起自桂林，老復來游，時臨川李松甫（李秉禮）郎中，僑家于此，門第頗盛。子才來實主之。然松甫為詩，宗陶、韋，又時有桂林朱小岑、高密李少鶴兩君子與松甫師友，風尚頗遒。粵人皆知朱、李詩法之高，于子才來初，不甚尚之也。朱、李既往，粵之詩人益多輩出，尤莫盛于道光之初。余來雖已不及其盛，然猶得與朱伯韓侍御、龍翰臣學士游，兩君故時健者。松甫之客，零落久矣，然如陳君心薌，老猶健，在官學博。楊君柳塘，年更老于心薌，時亦尚存。而汪劍峰、曾芷潭、彭蘭畹數君者，又各以其孤杰雄奡之才，兀律自起于粵詩人盛衰絕續之交。松甫之子小韋能讀父書，為詩乃不相襲，于伯韓、心薌、劍峰、蘭畹，故皆往來倡和。至黃香甫、趙淡仙者，又小韋客之尤者也。”③這里，張凱嵩一方面指出了廣西詩人最多的時候是在道光初，在道光、咸豐、同治間，“粵中近數十年人文之盛，而詩其尤著也”，另一方面，又開出了一個活動在廣西當時的首府桂林周圍，有一定知名度的詩人名單。在這個名單中，既有一批不太為人所熟知的詩人，又有一些為研究者熟知的著名詩人，如朱琦、龍啟瑞等。除朱琦、龍啟瑞之外，還有王拯、彭昱堯、鄭獻甫、陳繼昌、蘇時學、況澄、張鵬展、蘇宗經、王維新、廖鼎聲、唐景濤、周必超等等知名的詩人。這些詩人中，朱琦、龍啟瑞、王拯、鄭獻甫最為著名，可以稱之為當時詩歌創作上的“廣西四大家”。就詩歌創作所能達到的高度和產生的影響來說，這四大家可以毫無愧色地進入當時全國一流詩人的行列，所以在過去和現在有關清代詩歌的選集和論著中，一般是少不了這四大家的身影的。同時，也正是由于這四大家的存在，廣西詩歌創作終于有了旗幟性的領袖人物。又由于這四大家或居高位，或為著名書院主講，因此，在他們的周圍形成了一些詩人群體。

    盡管由于個性、經歷等方面的原因造成了這一時期詩人創作各有不同，但以“廣西四大家”為首的廣西詩人，在詩歌內容和藝術風格上呈現出許多相似的特點，例如對民生和社會的關注，對廣西特有山水自然的表現，對鄉情的描寫等。這些特點在以前的廣西詩人作品也有所表現，但遠不如這一時期的詩人作品表現得那樣突出。

    光緒、宣統時期（1875—1911），廣西詩派的創作相比前期有了一定的回落，其主要的標志是缺乏具有全國性影響的詩人，但詩人的數量仍然十分可觀，主要有黃煥中、黃國儒、王學成、唐國珍、曾鴻燊（文鴻）、于式枚、黃穆清、韋豐華、封祝唐、韋孟繡、趙炳麟、王國梁、蘇煜坡、唐景崧、岑春煊等。從我們開出的這個詩人名單來看，除了少數詩人具有較高的知名度外，大多數詩人都不太為人所知或者成就不高，這就說明廣西詩派在這一時期已走向式微。但是，由于這些詩人往往是前期廣西一些著名詩人的學生或家庭成員中的晚輩，因此他們的作品繼承了前期廣西詩派詩歌的主要特點，因而是前期廣西詩派的延續。在這一時期，唐景崧、岑春煊是兩位政治地位最高的廣西詩人，按理應當說有較大影響，但從現存的史料來看，唐景崧嚴肅的詩太少，游戲之作太多；

    岑春煊有優秀之作，但數量太少，難成氣候。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們的影響。唐景崧、岑春煊兩人的情況，實際上也說明了廣西詩派在這一時期的表現。

    二

    由上可見，清代的廣西詩派歷經了三個主要的發展階段，存在的時間也有一百余年。那么，它在一百多年的時間里，在不同的歷史階段表現出了哪些共同的特點呢？我們認為，首先，廣西詩派最突出的特點是對國家、社會和民生的高度關注。廣西詩派形成于清代中后期，這正是中國封建社會走向滅亡的彌留之際。這時候，社會各種矛盾層出不窮，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西方帝國主義正通過各種方式侵略中國，國內由于制度腐敗引發的各種矛盾不斷爆發出來。廣西作為南方省份，與其他省份相比，各種社會矛盾有過之而無不及。特別是由于大大小小的農民造反起義，官府不斷征兵圍剿，社會治安陷入空前的混亂狀態，人民的生活降到了歷史的低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民起義太平天國就發生于這時的廣西，它不僅加速了清朝的滅亡，讓廣大士人真切地看到了清朝滅亡前的種種癥狀，而且也給廣西人民和詩人們的生活帶來極大的影響，讓人們飽嘗了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顛沛流離的滋味。“寇災已遍粵西地，數百年來無此事。羽檄曾徴四省兵，近者雖來遠未至。東征西怨各懸望，人心惶惶如水沸。南陵窮小守兵稀，寒夜憂懷每不寐。”（蘇宗經《中夜起坐讀陸放翁詩有感》）在這種背景下，生活于這一時代的廣西詩人，紛紛拿起筆來，表達對國家命運的擔憂，對社會黑暗動亂的痛恨，對人民和自身不幸遭遇的慨嘆。從某種意義上說，太平天國起義和其他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對廣西詩派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正因為如此，所以，杜甫就成了廣西詩派詩人主要的學習模仿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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