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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民謠的意識形態
進入1990年代以來，中國的改革開放日益向縱深拓展，新舊體制的矛盾帶來了許多社會問題，社會同質性趨于消解，在計劃體系的社會中，政治、經濟、文化三者之間呈現出高度同質的整合關系，而到了90年代，三者之間的同質整合關系已經打破，呈現出分裂的狀態，經濟與政治、政治與文化以及經濟與文化之間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存在高度同質的、可以相互支持和闡釋的配對關系，當下中國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復雜、多元的社會，以致于以理解分析社會為己任的知識分子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闡釋焦慮，知識分子不知如何去把握這個社會，因為社會已經不再像以往那樣，可以用某種一元的價值標準加以闡釋。[1]當下中國的文化，可以劃分為國家權力支持的官方話語，知識分子為主體的精英話語；市場力量支配的民間話語。在市場經濟尚未確立的時候，大眾不擁有經濟資源，也不擁有文化資源，至多也就是在地方性社區中存在的民間口頭傳播的通俗文化。官方話語將民間話語排斥在話語領域之外，以致于民間話語基本上被湮沒在官方話語中。以市場經濟為主導的改革，使民間積累了大量的經濟資本，正是由于經濟實力的日益積累與壯大，也促進了以民間通俗趣味為審美指歸的民間文化的發展。各種大眾傳播媒介為主體的大眾文化的制作，標志著知識分子精英文化越來越失去手中所掌握的文化資源，而民間各種口頭文藝的流傳，則表明民眾智慧并沒有因為市場經濟的沖擊而趨于枯萎，社會生活的五光十色卻并沒有將民眾的智慧蕩滌干凈。當知識分子越來越失去其原有的社會主流地位的時候，知識分子對于社會的解釋能力也越來越貧弱。然而，一如中國長期以來的社會歷史所證明的，社會的變遷越豐富復雜，民眾對于社會生活的闡釋越來越顯出其草根智慧。當下民間廣為流傳的各種民謠，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一種社會情緒，代表了一定時代的民間聲音。民謠不僅僅是文學，在很大程度上，更應該說是一種社會輿論，一種民間的意識形態，一種政治的表征。在口頭文學總體趨于沒落的時代，民謠以其短小精悍、易于記誦傳揚、針砭時弊毫不留情、高超的諷刺藝術等特點，在民間不脛而走。如果僅僅局限于從文學藝術的角度去解釋民間的口頭文學，我們將很難對這一當下正當紅火的民間文學有一個比較準確的理解。倘若我們從歷史/文化/權力的維度加以分析，則將有可能更為深刻地理解當下民謠流傳現象的民間傳統與社會情緒。
口頭文學的命運
在現代性話語中，以口頭傳承為媒介的民間文藝的發達，代表著前現代時期的文化狀態，封閉落后、自給自足、淳樸自然，充滿牧歌情調。這種文化狀態，具體到人際關系領域，則是人們大多處于面對面的交流之中，極少有跨越大范圍區域的人口流動與人際交往，即便是大范圍區域的人口流動，也幾乎是整個村落、家族甚至族群的整體遷徙，這種整體性的遷徙產生的文化后果，是人們在遷徙的同時，背負著共同體的精神行囊。在前現代的鄉土社會中，一如費孝通先生所言，“孤立與隔膜并不是絕對的，但是人口的流動率小，社區間的往來也比如疏少。我想，我們很可以說，鄉土社會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們活動范圍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區域間接觸少，生活隔離，各自保持著孤立的社會圈子 。鄉土社會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會。常態的生活是終老是鄉。假如在一個村子里的人都是這樣的話，在人和人的關系上也就發生了一種特色，每個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著長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圍的人也是從小就看慣的。這是一個‘熟悉’的社會，沒有陌生人的社會。”[2]就是在這樣一種鄉土社會中，口頭文學成為人們相互交流情感、智慧、經驗的重要的草根藝術形式。口頭文學的發達，人們使用的傳播媒介在其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在鄉土社會中，文字一直不屬于人們的交流工具。費孝通先生還認為，最早的文字是廟堂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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