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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寒食節的興衰看官方與民間合力對習俗的影響
“寒食春過半，花濃鳥復嬌。從來禁火日，會接清明朝。斗敵雞殊勝，爭球馬絕調。睛空數云點，香樹百風搖。改木迎新燧，封田表舊燒。皇情愛嘉節，傳曲與簫韶。”（1）這是唐代詩人張說的一首詩。詩所談及的禁火、改火、斗雞、爭球等活動正是我國古代的一個節日——寒食節的節俗事項。
寒食節，因人們在節日期間不動煙火、吃冷食而得名。節期一般在清明前兩日或一日。關于寒食節的來歷，自古就有許多說法，至今研究者們仍然各抒己見。我們姑且繞過這個問題，只將注意力放到寒食節形成以后的發展演變上，透過它的興衰來看一下官方力量和民間力量的互動關系，及其對這一習俗發展演變的影響。民俗學研究的成果表明，某種民俗事象一旦形成，就具有很強的軌范性，在不斷的重復中，俗民會形成自覺維護習俗慣制的力量。我們在這里所說的民間力量，就是指這種俗民對于約定成俗的事象進行自覺維護的力量。而官方力量則是指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對民俗事象所施加的作用力。
寒食節最早被明確記載當是兩漢之際桓譚的《新論》，該書卷11《離事》說：“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雖有疾病緩急，猶不敢犯，為介子推故也。”（2）此后一直到北朝時期，從記載來看，寒食的這段歷史其實就是它被官方不時禁斷的歷史。《后漢書·周舉傳》記載“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周舉做了并州刺史后，作吊書，到子推廟中，“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于是眾惑稍解，風俗頗革”。（3）曹操也因“聞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后百五日皆絕火寒食”而下令“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俸”。（4）《晉書·載記第五》提到后趙建平年間，雹起西河介山，中書令徐光將之歸因于“去年禁寒食”引得“群神怨憾”而“怒動上帝”。結果石勒只得“允并州得寒食如初”（5）。《魏書·高祖本紀》記載延興四年二月辛未，也曾禁斷寒食。到了太和二十年二月癸丑，又“詔介山之邑，聽為寒食，自余禁斷”（6）。
從周舉到魏高祖，對于寒食習俗無不加以反對，并在行動上采取禁斷的措施。這主要是他們從統治階級的利益和一般人道主義出發的結果。一定數量的人口是社會得以延續的保障，而在任何社會中，勞動者又都是生產力最基本的要素之一。在生產工具水平較低的狀況下，人口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中的作用就更加突出。我國東漢一直到南北朝時期，人口相對較少，尤其東漢末年，由于連年戰爭，一方面人口大幅度減少，另一方面兵源又急須補充，造成了人口不足敷用的狀況十分嚴重，也影響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在統治者們看來，由于禁火寒食而造成人員的減少實在是不應該也是不必要的，周舉和曹操更清楚地指明了在冬天長時間禁火寒食的弊端，周舉說是“歲多死者”，曹操則說“老少羸弱”“有不堪之患”。它“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不人道，于統治階級的統治有害而無利。我們說，以周舉、曹操、石勒和魏高祖為代表，在東漢到北朝時期就形成了移易禁火寒食習俗的官方力量。
但官方對于寒食習俗的否認態度和采取的禁斷行動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對于寒食習俗自覺維護的民間力量在官民雙方的對抗中居主導地位，以致于官方也不得不做出些讓步，對這一節俗活動進行有限的承認。官方所以妥協的原因，除了當時的統治無力外，從《晉書》的記載來看，更主要的是出于統治者與民眾共同的心理素質，即對于違犯禁忌所帶來的不良后果的恐懼。禁火寒食在性質上講是一種禁忌。當時禁火寒食的民眾視介子推為神靈，這個神靈是“不樂舉火”的，如果人們不禁火，就違背了神靈的意圖，導致冰雹之災，而冰雹的危害甚巨，尤其對農業生產會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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