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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中國古代文論的體系問題
中國古代文論博大精深，內容浩繁。所謂中國古代文論，指的是19世紀以前的中國文論。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中國開始引進西方文論觀念，中國文論自身也開始了“三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章太炎語）。20世紀中國現代文論的發展基本上依循的是西方現代文論的理性主義思路。而在20世紀結束的時候，在西方文論反思和批判傳統理性主義路向的時候，“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人們突然發現中國古代文論中有若干與西方理性主義文論觀念不相同而獨放異彩的東西。于是，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在當前成為一門顯學。如何認識和清理中國古代文論遺產的精華，以為建設當代文論之用，對于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對于重建中國文論話語來說，具有極為重大的意義。因為，“沒有對古代文學理論的認真繼承與融合，我國當代文學理論很難得到發展，獲得比較完整的理論形態”[1]。這里涉及到若干具體問題，其中之一，也是近年談論較多的問題是中國古代文論有無完整的理論體系；如果有，那么這是一個什么樣的體系。然而，關于古代文論有無理論體系以及在什么意義上談體系的問題，長期以來，一直因諸多分歧的存在成為學術界的懸疑。或以為古文論家除劉勰、嚴羽、王夫之等少數大家外，從總體上看無理論體系可言；或以為有潛體系存在，這種潛體系體現為批評家的總體傾向，等等。盡管意見不同，但由于文化認同和知識譜系方面的原因，加之對于中國傳統思維方式和理論形態的文化隔膜，而且從20世紀初西學引進中國以來，不少人誤以為中國傳統的文論、文化是封建性的、前現代的，因而是落后的，與此相反，西方的文論、文化則是現代的、先進的。所以，絕大多數看法都體現了西體中用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即以西方文論的體系為框架，將我國古代文論的范疇、命題盡可能地納入其中，將中國古代文論作為闡述西方文論的材料，牽強附會地抹煞掉了中國古代文論的特色，致使古代文論處于從屬、依附的被動地位。
針對這樣的偏差，我認為應當深刻反思在中國古代文論研究中實際存在的“西方文化中心論”思想，在全球化文化語境中把中國文論、文化和西方文論、文化放在同一平面、同等地位上，對理論、體系這些基本問題作跨文化的研究。這樣，就有可能看到，中國文論和西方文論由于民族文化的差異，具有確實不同的具體形態。繆鉞先生在《迦陵論詩叢稿·序》中說：“中國古人論詩，極多精義，然習為象喻之言，簡約之語；西方文評，長于思辨，劈肌分理，剖析明暢。中國詩評，宜于會意，西方文論，工于言傳。”[2]既然中國古代文論和西方文論形態各異，優勢不同，那么怎么能夠用西方理性主義的哲學文化思維框架去衡量中國古代文論有無理論體系，以及是什么體系呢？全球文化、文論有一些共同的理論、體系問題，而西方文論、文化和中國文論、文化又分別有各自的理論、體系問題。在跨文化研究中，應當特別注重本土民族文化的固有屬性和與強勢的西方文化有所區別的屬性。文論的理論體系問題是和各民族的思維方式聯系在一起的。
由于我國古代文論與古代哲學緊密地融合在一起，體系性的問題同樣也困惑著哲學領域。德里達驚呼中國沒有哲學。他所說的中國沒有哲學，絕不是中國和西方的思想誰高誰下。因為哲學是源出希臘的東西，其根基在于本體論的傳統，要窮究邏各斯，是西方的傳統。他指出，即使中國的思想傳統不叫哲學，這個偉大的傳統也不會因為名稱不同而有絲毫的貶值[3]。看來，無論作何種理解，中國古代哲學和古代文論的存在是一個客觀事實。誠然，用西方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思維框架來衡量，中國古代沒有作為邏輯和體系的哲學，中國古代也沒有體系條貫分明的文論，但是在中國卻有與西方邏各斯中心主義相區別的哲學思維和文論體系。如果要說理論體系，那么在中國古代文論中，主要的理論體系是非西方、非邏各斯中心主義的體系。德里達在《論文字學》中就提到萊布尼茨認為中國文化是非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思想，德里達說：“當萊布尼茨為傳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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