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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時代的「選民」和「棄民」論文
我在這篇文章中有意在宗教和經濟的兩個不同的維度上使用「選民」和「棄民」的概念。在基督教中，特別是在加爾文宗中，「選民」和「棄民」具有專門的神學涵義，粗略地說，是指一部份人蒙受上帝的特別的恩典，另一部份人則不然。在經濟的領域中，一部份人蒙受市場經濟特別的恩惠，另一部份人則不然。馬克斯．韋伯論證新教倫理有助於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經濟的繁榮。我樂於承認這一分析在當今經濟全球化時代，在許多方面仍然有效用。然而，我更加關注這樣的一個問題：「選民」如何承擔起對「棄民」的倫理上的責任，畢竟只有一小部份人富裕不是真正「榮耀上帝」。
全球化加速了中心化和邊緣化
當代世界經濟的發展好比一股旋轉著的向上沖的氣流。處於這股氣流中心的仍然是少數幾個經濟最發達的國家。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處於這股氣流的外層，隨著旋轉向外的離心力，時刻面臨著愈來愈被拋到更遠的邊緣和更深地沈淪下去的可能性。處於世界經濟發展中心的少數幾個國家，處於特別有利的地位，它們憑藉資本、技術、人才的優勢，左右著世界的經濟秩序，正在變得愈來愈富裕和強大。大多數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國家處於世界經濟運轉圈的周邊，在邊緣化的過程中變得愈來愈貧困。
如果說在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時代，西方列強為擴大其勢力范圍和贏得本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空間，主動地把第鸂瓞世界的國家拉入全球化的進程中去的話，那麼在後殖民主義和後資本主義的時代，少數經濟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則是根據其資源、市場、資本輸出所能帶來的利潤和經濟結構調整的需要，有選擇地與發展中國家建立經濟聯系。在這種態勢下，所謂全球化實際上等於中心化加邊緣化。全球的經濟運行形成一個中心區和邊緣區。在這中心區中形成一個北美、西歐和東亞間的叁角關系。北美的一角以北美自由貿易區為核心(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西歐的一角以歐盟為主；東亞的一角以日本為主，亞洲四小龍(香港、臺灣、新加坡和韓國)和中國奮力擠進去，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則踏進半只腳，在經歷了亞洲經濟危機後有被拋出去的危險。
而且，這種中心化和邊緣化的趨勢愈演愈烈。在當今的世界上，80的國際資本流通發生在這個叁角形的中心區域中。在20世紀八十年代，全世界102個最窮的國家的外貿出口加起來共占全世界外貿出口的7.9，進口占9。十年以後，這個比例分別下降到1.4和4.9。而這個叁角中心區的外貿出口則從八十年代的54.8上升到九十年代的64，進口則從59.5上升到63.8。1993年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共計23萬億美元，其中只有5萬億美元是由發展中國家生產的，而在那里居住著約80的全球人口。在全球33的居民中，即在十叁億人口中，勞動者的收入少於每天一美元。而全球358個最大的億萬富翁的資產總額達7600億美元，相當於全球最窮的二十五億人的年收入的總合。
總之，全球化使經濟的發展形成一個快車道和慢車道。處於這個叁角中心區的國家進入快車道，而邊緣國家則進入慢車道。與此同時，富國與窮國間的鴻溝進一步擴大。
這種中心化和邊緣化的趨勢，不僅發生在國與國之間，而且也可以發生在一國內部。拿中國來說，某些沿海城市，如上海、廣州、深圳等，處於參於全球經濟合作的有利地位上，而廣大內地城市則處於不利的地位上。這些沿海城市是交通便利的通商口岸，容易吸引外資，建立生產技術相對來說先進的工廠，一方面有利於從事外向型的加工生產，另一方面把具有一定技術優勢的產品推銷到內地城市，淘汰內地工廠生產的技術相當來說落後的產品，迫使許多內地工廠破產和工人大量失業。愈是處於優勢地位上的城市，愈容易集聚資本、技術和人才的優勢，愈是邊遠地區，愈容易受冷漠和遺棄。
當今的生產技術已使得少數幾家大企業能生產全國乃至全世界的大部份同類產品。如少數幾家鋼鐵公司、汽車公司、電腦公司能占有大部份同類產品的份額。企業愈大，愈能形成規模效應，迫使邊遠地區的小企業處於十分不利的競爭地位。
全球化時代的「選民」和「棄民」的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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