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西方經濟學發展若干新動向論文

當代西方經濟學發展若干新動向論文

　　 當代西方經濟學發展出現了若干新動向——新興古典經濟學、新經濟地理學、行為與實驗經濟學、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與演化經濟學等相繼興起。這些新動向代表經濟學在多個領域的新發展，體現了時代發展對傳統經濟學的新要求。通過對這些新興理論的分析與研究，可以對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發展方向有一個清晰的認識。

　　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主流經濟學進入了一個不斷變化的新時代。其表現是：一方面，原有主流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面臨著眾多新學派、新學說的挑戰，另一方面，經濟學視界內產生了很多新經濟學分支，這些新學說或新分支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缺陷，從不同層面展示了新古典經濟學在未來的可能進展。本文試圖對此領域的進展進行一個較全面的綜述。

　　一、古典經濟學的現代復興：新興古典經濟學與新經濟地理學

　　20世紀80年代先后興起兩個新的學派：一個是試圖以現代數學工具——線性規劃與非線性規劃復興古典經濟學專業化和勞動分工思想的新興古典經濟學(New Classical Eco—nomics)，另一個是試圖用高級數學工具重新解讀古典區位和空間理論而與正統經濟學相容的新經濟地理學(New Eco-nomic Geography)。

　　(一)新興古典經濟學

　　在新興古典經濟學看來，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就是勞動分工與專業化。因為無論是從經濟學的開創者亞當·斯密的整個理論體系來看，還是從更早的經濟學傳統來看，它們均以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理論作為其研究的重要支點。新興古典經濟學就是這樣一股試圖用現代分析方法復興古典勞動分工和專業化思想的思潮。

　　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理論背景是20世紀50～60年代興起的線性規劃和非線性規劃理論以及交易成本和新制度經濟學理論，代表人物以楊小凱 (x.Yang)、黃有光(Yew-KwangNg)、博蘭(Borland)、貝克爾(Berker)和羅森(Rosen)等為主，超邊際分析則是其基本分析工具。他們認為，所謂邊際分析就是決策中有關某變量取值“多”與“少”的問題，而不是“做”與“不做”的決策。他們宣稱，一旦用超邊際分析方法來分析市場和價格制度如何決定社會分工水平，則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缺陷便可克服，現代經濟學各個分支學科都可以在一個統一框架內合乎邏輯地被加以組織，許多經濟現象都可以用專業化和交易效率提高來進行解釋。

　　新興古典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相比，主要有以下特點：(1)每個決策者既是消費者又是生產者，而在新古典經濟學那里，消費者決策與廠商決策是互相分離的;(2)每個人作為消費者喜好多樣化消費，作為生產者喜好專業化生產，而專業化生產不同于新古典模型中的規模生產，專業化生產與每個人生產活動范圍大小有關，而與廠商規模大小無關，這樣，所有個人專業化生產合起來就表現為社會分工和網絡效果;(3)每個人面臨的總收益和總成本將決定整個社會的專業化水平和模式。新興古典經濟學所謂的超邊際分析并沒有拋棄邊際分析，而是兼容了邊際分析，并依舊強調一般均衡、經濟人自利、成本一收益分析等。其缺點在于很多理論假設還不成熟，一些重要假定和結論是否站得住腳，還有待時間和實踐檢驗。

　　(二)新經濟地理學

　　“新經濟地理學”的前身是所謂“經濟地理學”。按照保羅·克魯格曼的觀點，經濟地理學可能是德國幾何學、社會物理學、循環累積關系、當地外部經濟和地租以及土地利用五大傳統的某種綜合。事實上，從整個經濟學的理論演進來看，其直接源頭則是古典經濟學中的農業區位理論。農業區位理論以城市作為一個假定來研究其周圍農業土地利用模式，這種處理方法暫時回避了“城市如何產生”的問題，從而使它能夠在完全競爭和報酬不變的經濟學框架內研究城市周圍的土地利用問題。但隨著城市和空間在經濟發展中重要性的不斷上升，這種解釋法無助于理解城市區位產生的內在機制的缺陷便成為其致命傷，從而使后來的經濟地理學走進了其研究的盡頭。

　　令人欣慰的是，20世紀60-70年代發展起來的很多有力的微觀經濟學分析工具——博弈論、信息經濟學、產業組織理論——在20世紀 70-80年代開始應用于現實。另外，數學和自然科學中也涌現出很多新的發現——混沌理論、控制理論、耗散結構理論、新進化論等。這些發展客觀上均為新經濟地理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新經濟地理學”(New Economic Geography)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保羅·克魯格曼(P.Krugman)、福吉塔(M.Fujita)、西賽(J.F.Thisse)、維納保斯 (A.Venables)等。他們主要解釋了經濟活動中區位或空間的內生性問題，以及為什么在有的地區或者地點出現廠商或者消費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況下卻出現完全相反的過程。為此他們引入了三個關鍵概念：不可分性(indivisiblities)、報酬遞增(increasing returens)和不完全競爭。不可分性意味著某些生產活動必須具備一定的規模經濟，而規模經濟的作用會促使生產成本的下降;報酬遞增則意味著一定的固定投入之后會產生源源不斷的報酬，這在某種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說的“分工會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不完全競爭則是保證報酬遞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實現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說由于不完全競爭的存在，當某個地區的制造業發展起來之后，形成工業地區，而另一個地區仍然處于農業地區，這樣，兩者之間的角色就會被固定下來，各自的優勢就會被鎖定，從而就會形成中心和外圍的關系。

　　“新經濟地理學”理論的優點在于處理了空間異質性、空間集聚與分散、城市形成、多中心城市的興起等關鍵的空間經濟學問題，這些問題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沒有很好解決。其缺點在于該理論研究過分依賴數學模型，經驗應用尚不豐富，許多模型結論有待實踐和時間的檢驗。

　　如果將新興古典經濟學與新經濟地理學這兩個學派進行一個橫向比較便會發現，在兩者的產生背景、所運用的模型、所要解決的問題以及解釋結果等方面均存在著較大的共同性。(1)兩者均產生于20世紀80-90年代，而20世紀50-60年代經濟學領域的一系列進展均構成其理論基礎;(2)兩者均試圖在現代的軀體上恢復古典經濟學的思想;(3)兩者模型的基礎均是1977年的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 andSiglitz，1977)的壟斷競爭模型;(4)兩者模型的結果均產生多重均衡。這些共同性意味著，經濟學家均認識到了現代經濟學面臨的困境，并且在越來越多的問題上形成了共識。

　　二、對人類行為與心理的重視：行為與實驗經濟學的興起

　　對人類行為、心理的重視早在古典經濟學時期甚至之前就已存在。但新古典經濟學不考慮人類行為和心理的缺陷，近年遭到越來越激烈的批評和反對。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就是這一批評的典型代表之一。

　　(一)行為經濟學對人類行為和心理的重視

　　1.經濟學家對人類偏好的認識存在局限性

　　傳統經濟學認為，人們的效用取決于其自身的消費水平和收入水平。但行為經濟學近年的發現表明，人們在進行經濟決策的過程中，其個人的偏好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決策者個人與他人的比較，而并不一定依賴于決策者的收入和消費的總水平。這意味著經濟學在進行效用分析的時候，應該將人們的習慣性消費水平作為一個重要的決策變量納入效用函數。又如，傳統經濟學的一個核心命題是人們的偏好在時間上具有一致性，這意味著經濟學家可以依據一個固定的貼現率對不同時期的儲蓄進行貼現。但行為經濟學發現，人們對現時效用和福利的關注往往要強于對未來效用和福利的關注，這意味著人們的偏好在時間上是不一致的。毫無疑問，這些新認識大大加深了經濟學家對人類偏好的認識深度和廣度。

　　2.人們進行決策時遵循前景理論

　　在不確定條件下，人們進行決策遵循的是所謂前景理論，而不是傳統經濟學所謂的主觀期望效用理論(subjective eX--pected-utility)。

　　主觀期望效用理論意味著人們在一種概率狀態下的偏好水平獨立于另一種概率狀態下的偏好水平，而前景理論并不這樣認為。首先，行為人主觀上的決策權重會影響最終的決策。其次，行為人心理上的參照點以及財富水平相對于此參照點的變化也會影響其最終決策。這意味著在不確定性條件下，原先的期望效用理論將面臨著被改寫的命運。再次，在這些有關偏好的新認識下，人們主觀上的判斷將會與“理性”決策之間存在很大背離。比如，在信息模糊和不完全情況下，人們頭腦中原先保留的偏見可能會得到強化，從而使這種偏見愈演愈烈。這意味著人們在形成判斷的過程中常常會受到事物典型特征的過多影響，從而使最終的判斷與經濟學所謂的理性判斷出現偏差。

　　(二)實驗經濟學對人類行為與心理的重視

　　實驗經濟學對人類行為與心理的重視則與行為經濟學不同。就實驗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論特點而言，它更重視對金錢刺激在決策中重要性的認識，同時它也更加關注實驗設計的重復性;就研究的領域來看，實驗經濟學更加關注市場結局，而行為經濟學更加關注個人行為。比如，實驗經濟學的重要奠基者V.史密斯就先后進行過多次有關價格機制的實驗。獲得的結果與市場運作的結果基本相似，這表明通過實驗可獲得對市場機制的正確認識。此后，實驗經濟學家還針對拍賣市場運作機制、金融市場的價格機制以及放松管制、私有化、公共物品提供等方面進行了針對性的研究。

　　就實驗經濟學對經濟學理論的意義來看，正如史密斯所表明的那樣，它可以檢驗或區分不同的理論，探討理論失靈的原因，為構建理論提供實驗基礎，比較不同的制度環境對經濟理論的影響，評價理論的政策含義，為制度設計提供檢驗場所等。實驗經濟學帶給經濟學的啟示是：制度具有重要性，市場相互作用中人們具有不自覺的最優化行為，決策的信息并不是越多越好，人們的行為具有公平性偏好等。

　　2002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實驗經濟學家——弗農·史密斯(V.Smith)和行為經濟學家——丹尼爾·卡內曼(D.Kah— neman)，這似乎是對行為經濟學的一個很好評價：(1)它對人類行為和心理的認識程度大大加深，對經濟行為背后根源的洞察已大大超出了傳統經濟學家們的想象;(2)經濟學的很多假設和原理建立在較弱的心理學和實驗基礎之上，在以心理學和實驗為基礎的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新認識下，傳統經濟學的很多假設和命題面臨著被改寫的命運。比如，“經濟人”假設是整個經濟學體系中最根本的假設之一，傳統經濟學常假設人是完全理性的最大化行為者。但是，行為經濟學的有關發現證實，經濟個體的行為除了受利益的驅使以外，還常常受到自己“靈活偏好”及個性心理特征、價值觀、信念等多種心理因素影響舊。所有這些均意味著傳統經濟學中很多有關人類行為的假設需要進行某種修正，而這種修正正是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目前從事的事業。

　　三、經濟學工具的革命：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

　　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之所以可被稱為經濟學工具的革命，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一)博弈論對理性經濟人如何實現效用最大化的研究比傳統經濟學更為深入

　　它認為個人的效用函數不僅依賴于個人的選擇，更依賴于他人的選擇，因而，個人的最優選擇不僅是自己選擇的函數，也是其他人選擇的函數。顯然，這不僅擴展了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和視野，而且也使經濟研究變得更加精致和科學。正因為如此，20世紀70年代以后，博弈論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呈現加速趨勢。博弈論成為主流經濟學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這并不是一種巧合，而是博弈論和經濟學之間的內在統一性使然。

　　(二)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工具主義色彩還可以通過考察新古典經濟學中的兩個基本假設而獲得更深刻的認識

　　新古典經濟學有兩個基本假設：(1)市場是充分競爭的，(2)局中人之間信息充分，不存在信息不對稱現象。但在現實中，這兩個假設均難以滿足：(1)市場局中人的人數常常是有限的，市場也是不完全競爭的，于是市場局中人之間往往是直接的相互影響;(2)現實中市場局中人之間的信息往往并不充分，在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要進行一項有效的制度安排，就必須滿足“激勵相容”和“自選擇”條件，而這一擴展恰恰是信息經濟學研究的范疇。可見，傳統經濟學研究的是不存在外部性條件下的個人決策問題，而博弈論以及由之衍生出來的信息經濟學研究的是存在外部性條件下的個人決策問題，這使得融入了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的新古典經濟學真正成為所謂的“現代經濟學”了。

　　(三)博弈論及其應用研究的信息經濟學之所以可稱為經濟學工具的革命，還體現為博弈論的數學特征

　　1944年馮·諾依曼(V.Neumann)和摩根斯坦(0.Mor-genstem)合作完成的《博弈論和經濟行為》(The Theory of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一書所講的博弈論，實際是數學的一個分支，與經濟學并沒有多大關系，只是到了后來才迅速發展，并逐步成為主流經濟學的一部分。20世紀 70年代以后，西方各國的生產日益集中、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壟斷和寡頭勢力不斷增強、經濟生活中各種力量的聯合和對抗不斷強化，這使得各國政府出于一定目的開始加強對經濟生活的干預，使得經濟生活中的相互作用和制約更進一步強化。注重經濟生活中各個方面相互影響、作用、依賴和制約的博弈論符合了當時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要求，開始廣泛應用于經濟學的研究領域并成為主流經濟學的一部分。

　　1982年，斯蒂格勒因他對經濟管制和信息經濟學的貢獻而獲諾貝爾經濟學獎;1994年，與信息經濟學密切相關的三位博弈論大師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1996年，米爾利斯(J.Mirrlees)和維克里 (w.Vickery)因對不對稱信息條件下的激勵理論的突出貢獻而獲諾貝爾經濟學獎;2001年，信息經濟學領域再次捧回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些事件表明：(1)博弈論作為一種有效分析工具，已經取得了經濟學界的普遍認同。(2)經濟學中的很多問題，在引入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的研究視角后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和新結果。另外，將博弈論引入制度經濟學的研究，也使制度經濟學有了自己的方法論基礎，使其在融入主流經濟學的道路上大大前進了一步。還有，在理性預期的基礎上，把博弈論引入宏觀經濟分析，也是現代經濟學發展的一個新的方向。

　　 四、對制度和體制變遷的新認識：新制度經濟學與演化經濟學

　　(一)新制度經濟學對于制度和組織的研究加深了經濟學家對制度和制度變遷的認識

　　1.以新古典經濟學為代表的傳統經濟理論強調人與自然關系的研究，而新制度經濟學則在考慮人與自然關系的同時，考慮到人與人之間關系，尤其注重人與人之間的利害沖突。因此，從這一角度看，新制度經濟學為主流經濟學開辟了一個全新研究領域——交換和生產的制度結構。它依然承襲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理論范式，采取了一些與之兼容的分析方法，同時又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它的缺陷，因而客觀上推動了主流經濟學的發展，賦予它新生命力。

　　2.新制度經濟學重新評估了市場、組織和制度安排的資源配置作用。認為市場和組織都存在運行成本，正是在市場成本的邊界上出現了節約交易費用的組織。市場和價格并不是惟一的配置資源手段，國家干預和制度安排都可以發揮這樣的作用。其理論對于人們認識市場經濟的本質與作用、組織和制度的重要性以及交易費用的節約等內容都具有重要意義。

　　3.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方法可應用到許多領域。比如制度起源(如科斯)、制度變遷(如諾斯)、制度結構(如威廉森)以及生產的制度結構問題等，從而使傳統經濟學的現實性大為增強。總之，新制度經濟學帶給人們的不僅有理論上的啟迪，更重要的是它還給予世界以更多的現實關懷㈣。

　　(二)演化經濟學借鑒生物進化論思想方法和自然科學研究成果獲得了對制度和體制演變規律的新洞見

　　演化經濟學在當代的杰出代表是理查德.R.尼爾森(Richard R.Nelson)和悉尼.G.溫特(sidney.G.Winter)兩人。他們認為，企業之間也存在自然選擇，盈利的企業會不斷增長，而衰敗的企業會不斷萎縮，最終會出現“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經濟主體的目標是追求利潤，但并不一定是利潤最大化;人并不一定完全理性，而可能是有限理性;經濟均衡只是暫時的而不可能是長期的。

　　演化經濟學加深了經濟學家對制度和體制變遷的認識，這可從其分析框架看出：(1)其研究對象是隨著實踐而變化的某一變量或者某一系統，該變量或系統表現為一個動態過程;(2)這些變量和系統的變化具有一定隨機性和擾動性，又通過系統的篩選機制而表現出一定的規律性;(3)演化的關鍵在于其系統的篩選機制和過程。一個演化理論的解釋力和-預測力依賴于對該篩選過程的把握。、通過系統的篩選機制生存下來的特征具有一定慣性，因而很多變化量在較長時間內有著一個非常清楚的演化軌跡。

　　演化經濟學的主要議題是解釋經濟變遷，它把經濟看成一個演化的復雜系統，該系統呈開放狀態，系統演化的結果難以預測。影響系統演化的基本因素包括：系統內部成員之間的差異性和易變性以及系統的選擇機制(這個選擇機制受到內部壓力和外部環境的影響)。演化經濟學借鑒了生物學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利用它們解決經濟系統存在的重要難題，這樣的交叉研究對于認識人類社會、組織行為、經濟系統等都具有重要意義。

　　1.演化經濟學對制度的關懷再次印證了新制度經濟學的很多思想，這對于認識市場經濟發展進程中制度的形成、制度結構、制度對經濟系統的作用等都均具有重要意義。2.演化經濟學表明，經濟發展的過程是一個動態的、持續的演進過程，其中偶然事件、歷史進程等扮演了很大作用;同時，演進過程也可能帶有一定的慣性和穩定性，因而經濟發展本身是一個不可逆的歷史進程，其中既有規律性也可能表現為一定程度上的混沌或者無序狀態。這為人們認識經濟系統的發展、變化及其復雜性提供了一種新的思維模式。3.演化經濟學考慮了經濟發展中的非線性、報酬遞增等被新古典經濟學遺棄的現實主義特征，這對于經濟學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五、結論

　　現代經濟學在當代的新進展從不同層面展現了近年經濟學發展的新動向。如果進行簡單的分類，可將博弈論、演化經濟學與實驗經濟學列為經濟學工具上的某種革命，因為它們要么是運用數學工具，要么在運用其他學科的方法理解經濟學理論的道路上大大前進了一步;其他的新進展——新興古典經濟學、新經濟地理學、行為經濟學、信息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則可歸結為經濟學研究領域的擴展，它們不過是將被經濟學過去所遺忘、忽略或不重視的研究內容重新帶回經濟學的殿堂。在這當中，時代的發展、科學技術和人類知識的進步無疑是它們共同的時代背景。這表明，時代的發展對傳統經濟學提出了新的挑戰，而以上所述的幾個新動向不過是經濟學與時俱進在客觀上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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