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經濟學的“悖論”及其反思

新古典經濟學的“悖論”及其反思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英美等國的凱恩斯主義者在把凱恩斯經濟學長期化和動態化的過程中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出現了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地處麻省劍橋）教授薩繆爾森(Samuelson)、托賓(Tobin)、索洛(Solow)等人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的凱恩斯主義，以及以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家瓊·羅賓遜(Joan  Robinson)、卡爾多(Kaldor)、斯拉法(Sraffa)以及意大利的帕西內蒂(Pasinetti)等人為代表的新劍橋學派。兩學派在有關凱恩斯經濟學的核心、資本理論、均衡增長等一系列問題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史稱“兩個劍橋之爭”。伴隨著“劍橋之爭”而產生的當代“主流經濟學”帶有深刻的“新古典傳統”，因此，本文把現代主流經濟學稱為新古典經濟學。而新古典經濟學在幾個基本經濟學命題上，正像新劍橋學者所揭示和評論的，“存在著嚴重的邏輯悖論”。本文試圖對這些邏輯悖論進行一次較為徹底的清理和反思，以期從邏輯的“一致性”角度探討消除“悖論”的可能出路。

　　  一、悖論之一：利潤率（利率）的邊際決定與資本計量的循環論證

　　新劍橋學派對新古典經濟學最猛烈的批評，一個很關鍵的地方就是新古典生產函數中出現了資本計量的悖論，這個悖論引發了新古典經濟學一系列相關命題和假設的矛盾，因此，資本計量問題在新古典經濟學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謂資本計量悖論，簡單地說就是：資本的價格取決于資本供給與需求的均衡，資本的供給決定于儲蓄，資本的需求決定于資本的邊際生產率，供求均衡時的利潤率（利率）恰好等于產量對資本的導數即資本的邊際生產率（注：在新古典競爭均衡條件下，利潤率又被看作是利息率。），這就要求資本的數量獨立于利潤率而預先得到確定；但是資本本身并不能獨立于分配而預先確定，隨著工資率的變化，從而利潤率變化，相對價格會產生變化，相對價格的變化從而會出現對資本價值的重新估值，資本價值量本身的多少要取決于工資率或利潤率的配備，資本量是利潤率或工資率的一個函數（注：有關這個問題的論述李嘉圖最早涉及，威克塞爾(1893)較早就進行了說明，后來羅賓遜(1956)、斯拉法(1960)等經濟學家都進行了有說服力的論證。），因此，利用資本的邊際生產率來求解利潤率（利率）就產生了邏輯上的循環論證，即已知利率(r)求資本(K)，再通過資本求利率的循環。

　　新古典關于利潤率邊際決定的原理可以從微觀和宏觀兩個方面加以解釋。從微觀方面而言，可以用幾個簡單的公式加以表示，產量Q=f(L,K)，在產品價格為P的情況下，利潤率，工資率，根據歐拉定理(Euler's  Theorem)，若生產函數為一階齊次性質，則產品的價值構成是：PQ=PMP[,L]L+PMP[,K]K，即Y=wL+rK。各種要素根據各自的邊際生產率獲得收入，正好把產品價格“分配凈盡”。因此，要素價格取決于要素的邊際生產率。

　　從宏觀方面而言，薩繆爾森等新古典學者將C-D生產函數Y=AL[α]K[1-α]加以運用，并把它變成了論證新古典邊際生產力分配論的工具。一方面，他們根據國民收入分配的統計資料證明，在C-D生產函數中，產量對勞動、資本兩種投入量的產出彈性系數即α和(1-α)，與美國國民收入分配中工資收入和財產收入各自所占份額（前者約占3/4，后者約占1/4）是基本一致的。另一方面，又利用數理方法進行證明，所謂勞動、資本的產出彈性，實際上不過是勞動、資本的邊際生產力分別乘以各自的要素投入量，然后再比例于總產出的結果。因為，將它們分別乘以各自的投入總量L和K，再分別除以總產出Y=AL[α]K[1-α]，便會分別得到α和(1-α)，它們的經濟含義顯然就是勞動收入與資本收入在總收入中所占的相對份額。

　　從上述宏觀或者微觀角度的論證來看，新古典的邊際分配原理似乎天衣無縫。但是，無論是宏觀還是微觀，新古典都犯了一個嚴重的邏輯錯誤——即循環論證的邏輯“悖論”。因為，一旦我們從價值（價格）總量考察資本量(K)時，馬上就會發現，資本量又與利潤率(r)、工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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