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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經濟決策的政治基礎
尋找經濟決策的政治基礎在現代西方經濟學家當中,始終存在兩種分歧極大的觀點:一種觀點深信政府可以糾正市場缺陷,這一觀點目前在發達國家中,已因國家債務失控、各種政府調節手段最終使經濟窒息而受到各方面的質疑;另一批經濟學家則始終對政府糾正市場缺陷的能力表示深刻的懷疑。美國經濟學家詹姆斯· M ·布坎南和其他幾位開拓者,以他們創立的公共選擇理論革新了經濟學分析政府行為的工具。
公共選擇理論的基礎奠定在一個十分簡單但卻很有爭議的根本思想之上,即擔任政府公職的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其行為可通過分析這些公職擔任者在其任期內面臨的各種誘因而得到理解。這種思想的主要推論是政府的缺陷至少和市場一樣嚴重,所以政府不一定能糾正市場錯誤,事實上反倒可能使之惡化。這一學說攻擊了勢力強大的兩大學術集團所珍視的理論:一批經濟學家認為政府只要采用“福利經濟學”的處方就可以實現公眾利益,而一批政治學家則認為各利益集團之間的多元化競爭將為公眾謀得利益。簡言之,公共選擇理論的宗旨是把人類行為的上述兩個方面重新納入單一的模式,該模式指出,社會行為模式的特點,是在經濟市場或在政治市場活動的人采用不同方式處理人類決定的過程。一切傳統模式都把經濟決定視為制度的內在變化,而把政治決定視為外部因素,人們拒絕就這些外因的規律及其生產進行探討。該模式指出:承擔政治決定的結果的人應該就是選擇決策者的人。這番話奠定了整個公共選擇理論的基礎,從此將經濟學引入一個全新的境界。
首先,布坎南指出“經濟人”與國家理論的困境:經濟學以“經濟人”的成本—收益分析作為唯一的工具,而作為政治學的國家理論則以國家代表社會利益作為分析的出發點。這兩個學科的分離,使對經濟行為的分析和對政府行為的分析分屬于兩個不同的概念體系。布坎南指出,國家不是神的造物,它并沒有無所不知和正確無誤的天賦。因為國家仍是一種人類的組織,在這里做決定的人和其他人沒有什么差別,既不更好,也不更壞,這些人一樣會犯錯誤。因此建立在道德神話基礎之上的國家政治理論一遇上“經濟人”這一現實問題便陷入難以解決的困境。為此,布坎南指出“我們必須從另一方面是利己主義和狹隘個人利益所驅使的經濟人,另一方面是超凡入圣的國家這一邏輯虛構中擺脫出來,將調查市場經濟的缺陷與過失的方法應用于國家和公共經濟的一切部門”。這樣便使所有的分析有了一個共同的出發點:經濟人——當人們必須在若干取舍面前進行選擇時,他們將更愿意選擇那種能為自己帶來較多好處的方法。這背后始終包含著人們對這一選擇的費用和收益的計算,不管這一費用是明晰的還是模糊的。而將這一前提用于對微觀經濟和對政府行為的分析時,就會發現它所導致的后果大相徑庭。布坎南正是從這里開始了對政府行為的分析。????h鮽??????/p>
在這一基礎上,布坎南將政府的模式歸納為三種完全不同的類型:
第一種被稱之為慈善的專普摺U庵終??隕緇嶗?嫖?約豪?媯?⑶野牙?孀畬蠡???慈?褡畬蟾@?魑?約旱惱?吣勘輳??彼?摯梢員3忠恢志?緣娜ㄍ??皇莧魏臥際?2伎材先銜??庵幟J街淮嬖謨詮娣毒?美礪壑?校?捎謁?懦?蘇?我蛩厝綣?慚≡竦淖饔茫??雜美捶治鑫鞣焦?藝??木?瞇形??誒礪凵媳厝皇腔拿?模?質抵幸慘歡ㄒ允О芏?嬤鍘?/p>
第二種模式被布坎南譬喻為“擁有獨立利益的巨物”。在這一種模式下,政府的目標便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最大的財政收入,以滿足官員的生活和權力需求等,一些不發達國家的政權就屬于這種模式。對此布坎南分析,盡管這是政府權力膨脹的一種極端形式,但它至少說明有必要對政府的經濟行為給予法律上的約束與監督。
第三種是西方的民主政府模式。布坎南假定全體社會成員都通過選票的形式參與政治決策,而政府的經濟行為則直接受到民主投票的制約,于是政府決策的取向往往受制于公共選擇這一決定性的因素。根據“經濟人”這一出發點,布坎南認為,在這種民主模式中,甚至那種“巨物”也比慈善的專制者更具有現實意義。而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實際上正處在民主模式和巨物模式之間。
布坎南關于政府模式的劃分,為以后的公共選擇理論奠定了基礎。正是在這一理論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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