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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古典經濟學(超邊際分析)的形成與簡介
增長尋找一個令人滿意的解釋，多少代經濟學家為之傾注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以致于199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Lucas(1988)曾風趣地指出："一旦你開始考慮它們，就很難再考慮其它事情了。"從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到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經歷了200余年的歷史。但Barro和Sala-I-Martin(1991)的研究顯示：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一些研究結論不符合世界各國經濟增長的現實。 這一事實與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經濟增長率隨時間的推移而下降的經濟增長含義，顯然是矛盾的。盡管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家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認識到模型的這一缺陷，并以假定外生的技術進步來彌補，但其增長模型并不能解釋經濟的長期增長和窮國越窮、富國越富的現實。
Cass(1965)和Koopmans(1965)將Ramsey(1928)的消費者最優化分析引入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從而提供了內生決定的儲蓄率。這一擴展允許更豐富的轉型動態(Transitional Dynamics)，同時保持條件趨同的假設。然而，儲蓄率內生化并沒有消除長期人均產出增長率對外生技術進步的依賴。
他們和Uzawa(1965)的研究完善了Ramsey經濟增長模型，完成了基本的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但由于缺乏與實際經濟的聯系，在70年代早期，即理性預期革命和石油危機的前夕，增長理論已不再是一個活躍的研究領域。宏觀經濟學家集中于短期波動的研究，主要貢獻包括理性預期與商業周期模型相結合，改善政策評價的方法以及將全面均衡分析(CGE)應用于實際商業循環理論。
經過近20年沉寂后，一些經濟學家開始用新的經濟增長理論來解釋人均收入在不同國家及不同時期的巨大差別。收益遞增、人力資本、研究與開發、技術擴散、干中學和外部性的論題成為新增長理論研究的中心。許多國家關于經濟增長的大量統計數據的可獲性，使經濟增長理論分析和經驗研究相互促進、不斷更新、充滿活力，吸引了不同領域經濟學家的廣泛興趣。
以Romer(1986)和Lucas(1988)的著作為開端，80年代中期以來，經濟增長理論研究出現了新的高潮。這一階段被稱為新經濟增長理論階段。這些研究的動力是，認識到長期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是極為重要的。最近的貢獻的特征為以研究內生技術進步為主要特征。Romer(1086)，Lucas(1988)和Rebelo(1991)的研究，是建立在Arrow(1962), Sheshinski(1967)和Uzawa(1965)的研究工作基礎上，他們仍沒有真正地引入技術轉變的理論。將研究和開發(R&D)理論和不完全競爭結合進增長理論框架開始于Romer (1987,1990)。Aghion & Howitt(1992)以及Grossman & Helpman(1991)也對此作出了重要貢獻。在這些模型中，技術進步來自于有目的的研究和開發活動。這種活動由事后的某種形式的壟斷力量予以補償。如果經濟社會能不斷產生新的思想，那么增長率就能在長期中保持正值。然而，由于與新產品和新生產方式創造相關的扭曲的存在，增長率和大量發明活動的結果將不會是Pareto最優的。新的研究還包括技術擴散模型、對發明的分析與技術領先國家的技術進步率相聯系，對擴散的研究則涉及技術跟隨型經濟模仿這些技術進步的方式。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中另一個重要的外生參數是人口增長率。而新經濟增長理論最近研究成果(Becker & Barro, 1988; Becker, Murphy & Tamura, 1990)就是通過將生育選擇分析結合進新古典模型，從而使人口增長內生化。其研究結果與大部分國家的經驗結果相一致。其它的模型還涉及考慮移民和勞動－休閑選擇的增長模型中使勞動供給內生化。
戰后，由于許多經濟學家認為新古典微觀經濟學不能解釋經濟增長和發展現象，所以又發展出一套與微觀經濟學相互獨立的發展經濟學和經濟增長理論。60年代以來，不少經濟學家認為，新古典微觀經濟學不能解釋廠商出現、交易費用的意義和產權的意義，又發展出交易費用經濟學和新企業理論。特別是80年代以來，博弈論開始進入主流學派，它被廣泛用來研究內生交易費用。
為了重新科學尋找經濟增長的微觀機制，建立起經濟增長的微觀模型，不少經濟學家進行了不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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