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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期的“三農”問題與解決思路
近幾年，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已成為決策界和學術界普遍關注的熱點，上上下下都在討論“三農”問題，紛紛為其獻計獻策。到底“三農”問題出在哪里、癥結何在？有什么辦法能夠解決或緩解它？這是本文要研究的主要內容。 一、“三農”問題的核心與癥結所在 當前在農村社會經濟發展中出現了一系列需要關注和亟待解決的問題。例如，有農民收入問題、稅費負擔問題、勞動力轉移問題、土地市場制度問題、農村金融制度問題、糧食流通體制問題，還有農村市場消費、鄉村基礎設施建設、九年制義務教育、社會基本保障制度以及農民自組織等等問題。乍一看，怎么會冒出這么多問題來，使人覺得無從下手。其實，當前農業、農村暴露出的一系列問題，并不是近期才產生的，有許多問題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出現了，不過那時問題還沒有累積到現在這種嚴重程度。另外，從這些問題之間的關系分析，農業、農村和農民中出現的諸多問題并不是并列關系，也不是在同一時期發生的，其中有許多問題是相互關聯，存在著衍生關系。比如，農民收入問題與稅費負擔、勞動力轉移、土地市場、金融制度就有著直接關系，同時也與糧食流通體制、農村市場消費等密切相關。因此，在陳述“三農”問題時，不能簡單地羅列問題，應該找出事關農業、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和核心問題來，分析其形成原因，并對癥下藥。 我認為，當前“三農”問題集中反映在三個方面：一是農民收入問題，二是農村市場消費問題，三是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其他問題要么是由這三個問題引發出來，要么與其緊密相聯。目前“三農”問題已經和過去的“三農”問題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假如說過去有“三農”問題，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表現在宏觀層面上僅僅是一個農產品供給問題，或者說是食品安全問題；現在三農問題已經從食品安全問題演變成一個以收入、消費和就業為中心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在現階段，歸結起來“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與城市居民的差距越來越大。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的繁榮主要表現在城市方面，農村經濟發展要相對落后。同城市相比，農村發展落后首先體現在投資嚴重不足，基礎設施供給明顯滯后。自1998年中央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雖然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向農業和農村投入了大量資金，明顯改善了農村基礎設施的落后狀況。但是，在利用財政資金改善城鄉基礎設施建設上，國家向城市投資多而對農村投資偏少。例如，1998年至2002年國家連續發行建設國債6600多億元，其中用于農業和農村的資金約為1897億元，占28.7%。2003年，國家又發行國債1400億元，用于農業、農村的資金為445億元，占31.8%。就是這2300多億元，還包括了大江大河工程治理、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投資等，而這些投資直接受益的是全社會，對拉動農村經濟發展的直接作用并不十分明顯。在國家集中大量資金投向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后，使得城市公共品的供給和現代化水平上了好幾個臺階。和國外比較，目前我國的城市特別是大中城市的現代化水平并不比發達國家差，甚至還超過一些國家。可是，由于農村投資少，鄉村道路、人畜飲水、醫療衛生、文化教育和社會保障等公益性事業發展嚴重落后，同城市的差距越拉越大。這里，如果僅以基礎設施供給狀況衡量城鄉發展水平，那么當你進入中國的大中城市就好像到了發達國家，相反當你進入中國的農村又好像到了發展中國家。這種城鄉反差既存在于東部沿海地區，也存在于中西部地區。城鄉投資差距不僅反映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而且還反映在民間投資方面。在20世紀90年代里，農村集體和個人投資增長也遠遠落后于城市。從1990年到2002年，城市集體和個人名義投資增長了14.6倍，而農村集體和個人投資僅增長了5.5倍，城市比農村增長速度快1.7倍。農村投資增長慢，經濟發展速度必然也慢，進而農民收入的增長也不會快。1990年到2003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了76.9%，年均增長4.48%，比80年代增長速度（8.4%）幾乎慢了一倍。而同期內，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由慢變快，13年里居民收入增長了159.8%，年均增長7.6%，增速是80年代（4.5%）的1.7倍。在這種情況下，城市居民的收入越來越高，與農民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比如，1985年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農民的1.86倍，1990年為2.2倍，1995年上升到2.71倍，到2002年高達3.1倍。2003年，由于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幅比上年下降了0.5個百分點,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長了9%，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到3.23倍。受收入增長的制約，農民的消費增長也極其緩慢，同城市居民的差距也在拉大。從1993年到2002年，城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名義上增長了2.58倍，而縣及縣以下僅增長了1.87倍。到2003年農民人均年消費支出水平是城市居民的1/3，消費差距比80年代擴大了40%以上。由于農民消費增長緩慢，農村市場需求明顯偏冷，導致其在全社會中的市場消費份額出現了萎縮的趨勢。例如，在1990年農村市場消費在全社會中的份額是53.2%，1995年降到40%，2002年進一步降到36.7%，2003年又進一步降到35%（見下表）。當前，農村投資不足，農民消費增長緩慢，已嚴重影響了國民經濟的發展。因為，在12.92億人口中，有9.37億農民在緊縮投資和壓縮消費，勢必會給啟動內需拉動經濟增長帶來巨大的困難。可以肯定的講，在通貨緊縮的情況下，要想啟動內需首先必須將占全國2/3人口的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鼓勵他們投資，刺激他們消費，只有這樣中國的經濟增長才會有動力。面對城鄉發展差距，有人提出，目前中國的農村狀況比過去惡化了，農民的生活水平越來越差。這種說法有些偏激，甚至對農村缺乏起碼的了解。從實際情況看，當前農民的收入水平、生活狀況都比過去大大進步了。但是為什么三農問題又突然變尖銳了呢？關鍵是農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與城市居民的差距擴大到了某種限度，給人的感官視角造成了異常刺激，引起了社會部分群體的心理失衡，危及到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1985年以來中國城鄉居民收入、消費比較表 年份 農民收入 (元) 市民收入 (元) 城鄉比 鄉為1 農民消費 (元) 市民消費 (元) 城鄉比 鄉為1 農村市場 (%) 1985 397.6 739.1 1.86 317.4 673.2 2.12 56.5 1990 686..3 1510.2 2.20 538.1 1278.9 2.40 53.2 1995 1577.7 4280.0 2.71 1310.4 3537.6 2.70 40.0 2000 2253.4 6280.2 2.79 1670.0 4998.0 2.99 38.2 2001 2366.4 6859.6 2.90 1741.0 5309.9 2.99 37.4 2002 2475.6 7702.8 3.10 1834.3 6209.9 3.29 36.7 2003 2622.0 8472.0 3.23 1943.3 6510.9 3.35 35.0 因此，我認為“三農”問題集中反映在收入、消費和勞動力轉移方面，核心體現在生存和發展上。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三農”問題呢？我認為是由制度和結構造成的，是由我們的制度設計缺陷和結構轉換偏差引起的。 首先從制度看，改革開放以前，國家用計劃經濟、依靠行政力量造就了一個城鄉二元體制（結構），改革開放以后盡管我們對這種制度進行了改革，但是在改革進程和制度安排上偏廢了農村。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們把主要改革精力從農村轉到城市，集中在宏觀經濟體制和國有經濟體制改革方面，對農業、農村的體制改革重視不夠，造成了許多問題積重難返。 第二，農村制度的變遷受到了抑制。列舉四個方面的例子：1、土地不能市場化。城市擴張、修筑公路和開發區建設侵占了大量農村土地，這些土地都是以低價強制性從農民手中征用的，造成巨額土地收益流失。2、民間金融機構發展受到限制，基金會撤銷，民間借貸不合法，造成農村金融從資金總量和機構雙重供給不足，使農民長期陷入貸款難的境地。3、糧食流通體制市場化改革滯后，限制非國有的市場主體進入糧食收購領域。4、城鄉財稅體制改革滯后，形成財權和事權不對稱，造成越是基層政府財權越小、事權越大，這引起基層政府向企業和農民亂收費，加重農民負擔。 再從結構演變方面分析。結構轉換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根本，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結構轉換會刺激經濟增長，但是國家在九十年代以后的結構轉換對農業、農村和農民是不利的。為什么？一方面，工業的過度擴張，導致了非農產業在大量抽取農業、農村資源的同時，排斥大量勞動力進入，造成農民占有的資源和財富份額下降。另一方面，受結構轉換的影響，財富過度向城市集中，強化了城鄉二元結構矛盾。因此可以講，當前我國城鄉居民在生存權和發展權方面的差距擴大趨勢，既是由市場經濟變化引起的，也是由于一些宏觀政策不當和制度安排偏差造成的。 二、解決“三農”問題的主要途徑 解決或緩解“三農”問題的出路在什么地方？首先要強調一點是，目前社會上不應該用過激的言論，也不能用過激的辦法來解決“三農”問題，因為三農問題是由歷史造成的，并在歷次體制變動中不斷累計起來。面對這些問題，我們企圖想讓一屆或兩屆政府來徹底解決這些問題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能操之過急，只能重點突破，如果社會上一些人總用一些偏激的言論、并提出一些異想天開的解決辦法，對解決三農問題毫無益處。最近有人講，解決三農問題關鍵是要使政權退出農村，我認為這是一種極為幼稚的想法。因為在市場經濟情況下，農民是弱勢群體，如果我們的政權退出農村，這些弱勢的群體誰來保護，農村的公共品由誰來提供，農村貧困問題由誰來解決。從世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驗看，保護農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幫助陷入困境的農民，并向農村提供公共品，都是政府在農村的責任。很顯然，如果讓政府退出農村，這些能產生很大外部性的公共事業會立即出現供給缺位。另外，還有人講解決“三農”問題主要在“三農之外”，我覺得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全面。因為他把三農的長遠問題和近期的問題混淆在一起了，我們不能把寄托于長遠的戰略手段放到現在來解決三農問題。所以最后我的結論是，解決三農問題既要在三農之外【新時期的“三農”問題與解決思路】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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