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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醫療公證”的理性思考論文
摘 要：為規避風險，分清責任是非，醫患雙方簽訂醫療公證，以期取得法律上的證據效力。醫療公證有利于醫患雙方加強溝通，充分保障患者的知情同意權，使醫務人員輕裝上陣，大膽推進技術創新，提高醫療服務質量。同時，也有利于減少醫療糾紛，使醫療機構從眾多的醫療糾紛中解脫出來，更好地為患者服務。但是，醫患雙方是信息不對等的兩個群體，對醫療公證的內容，患者方沒有抗爭的任何優勢，而且醫療公證后的醫療行為又缺少醫療服務質量的有效監督，必須加強相關立法工作，建立醫療過失責任保險制度，合理解決醫療風險問題。
關鍵詞：醫療公證，醫療糾紛，舉證責任倒置，利與弊，服務質量
2002年4月1日開始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四條中規定“因醫療行為引起的侵權訴訟，由醫療機構就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及不存在醫療過錯承擔舉證責任。”這與一般的民事訴訟“誰主張，誰舉證”的方式正相反，因而被稱為“舉證責任倒置”。加上新的《醫療事故處理條例》（以下簡稱《條理》）的頒布實施，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的醫療風險責任增大，就會承擔更多的舉證責任和舉證不能所帶來的賠償等責任。為規避風險，分清責任是非，1999年3月4日我國武鋼二醫院成功地為87歲高齡的患者周梅根實施了人工股骨頭置換術，這是我國首例經過公證的手術。 此事經新聞媒體報道后，各地醫療機構紛紛效仿。醫療公證（medical notarization）便成了處理醫療糾紛的一個亮點，褒貶不一。醫療公證是個全新的課題，需要我們對此進行深入的研究。
“公證是國家公證機關按照公民、機關、團體、企事業單位的申請，對法律行為或者有法律意義的文書、事實，證明它的真實性與合法性的非訴訟活動。公證制度是國家司法制度的組成部分，是國家預防糾紛、維護法制、鞏固法律秩序的一種司法行政手段。” 我國《公證暫行條例》規定：“公證是國家公證機關根據當事人的申請，依法證明法律行為、有法律意義的文書和事實的真實性、合法性，以保護公共財產、保護公民身份上、財產上的權利和合法利益。”所謂醫療公證應該是公證機關根據醫患雙方的申請，為劃清醫療風險與責任，避免不必要的醫患糾紛，依照法定程序，對其法律行為、事件或有法律意義的文書，證明其真實性、合法性和可行性的一種非訴訟活動。
一、醫療公證產生的社會背景
過去，一般的手術醫療程序由院方決定，要不要手術或施行什么程度的手術都是醫師說了算，病人在手術前對手術風險一無所知。隨著醫療事業的發展和公民素質的提高，患者對手術的成功預期和對醫院的健康保證預期日益提高，于是因術后的不良后果引發的醫患糾紛多了起來，患者往往將責任全部推向醫方，認為自己雖然同意手術，但并不知道術后會有什么不良后果。《手術同意書》解決了這個問題，它一般將手術可能出現的一切風險和不良后果列出，有的較詳細的還將各種風險的幾率列出，然后讓患方逐條看明，最后在患方完全同意并簽字的情況下手術才可以進行。《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第三十三條規定“醫療機構施行手術、特殊檢查或者特殊治療時，必須征得患者同意，并應當取得其家屬或者關系人同意并簽字；無法取得患者意見時，應當取得家屬或者關系人同意并簽字；無法取得患者意見又無家屬或者關系人在場，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況時，經治醫師應當提出醫療處置方案，在取得醫療機構負責人或者被授權負責人員的批準后實施。” 手術同意書的主要作用是得到實施手術的許可。但實踐中，往往醫師交待病情不夠，敷衍了事，把這個非常重要的環節當作例行程序。結果，發生了醫療糾紛后，醫患雙方各執一詞，是非難以判定。隨著“舉證責任倒置”的實施，醫療機構的風險意識提高了，于是，就產生了醫療公證，以期取得法律上的證據效力。
二、醫療公證對醫患雙方來說都是一種可以接受的認知醫療風險、分擔風險責任的方式
我們首先來看以下案例：
周梅根，男，87歲，武鋼交運公司退休職工。患有股骨頸骨折。股骨頸骨折是老年人的一種常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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