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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和法治的哲學（四）-專制與法治
第四章 專制與法治
“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就是品德本身也是需要界限的！[1]——孟德斯鳩
“憲法是由人民的智慧制定的，并且是以人民的意志為基礎的，人民的意志是任何政府唯一合法的基礎。”——杰佛遜
人們通常所分析或討論的專制與法治，應當就是前文已經述及的，人類之社會生活當中曾經或現實地存在著的，兩種典型的權力秩序及其各自所導致和對應的不同的權力機制。
專制與法治，作為人類社會當中兩種不同的權力秩序及其權力機制，又往往是不同社會在其各自特定的生產條件、社會條件和歷史條件的影響與作用下，分別地得以形成和確立的。
那些由于高度的組織化、緊密的協同關系和較為普遍的權力迷信，相應地形成了高度集中或整合統屬的權力關系的早期社會，通常就會確立其集權統屬的權力秩序，并往往會進而生成和確定“品格決定規則”的權力機制。
而那些組織化與集體協同相對較少或相對松散、人們的自主意識或自主情緒較為強烈、既有的權力關系較為多元和分散的早期社會，則通常會確立其分權制衡的權力秩序，并進而會相應地形成和確定“規則決定品格”的權力機制。
所謂“品格決定規則”，可以借用一位曾經風光一時的專制君主的口吻對其加以說明，那就是“朕即法律”。所謂“規則決定品格”，則可以援引一位歷史上的杰出法官的觀點對其加以解釋，那就是“王在法下”。[4]
人們在言及“專制”這個特定的政治概念的時候，其所指應當就是一定社會的集權統屬的權力秩序，以及此種權力秩序通常所導致或對應的“品格決定規則”的權力機制；而人們所向往和期望的所謂“法治”，應當即是社會的分權制衡的權力秩序，以及此種權力秩序通常所導致或對應的“規則決定品格”的權力機制。
人們在討論某些政治問題或法律問題的時候，往往會將專制這一概念，用于特指那些由于統治權力的嚴重異化而導致的極權統治的權力秩序，而不及于其他的集權統屬的權力秩序。這樣的認識應當說是片面的。人們之所以會形成或抱有這樣的認識，一方面在于其沒有能夠真正地理解和把握集權統屬與極權統治之間的區別和相互關聯，從而將二者混淆在了一起；另一方面恐怕就在于集權統屬與極權統治均是以“品格決定規則”的權力機制而得維系和運行，因此將二者誤認為等同的關系。
專制國家之統治權力，其維系與運行的機制即是“品格決定規則”；法治國家之統治權力或公共權力，其維系與運行的機制則是“規則決定品格”。
如前文業已分析和論述的那樣，人類之社會生活中形成、存在和運行著的權力，乃是社會生產與協作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權力的基本屬性，則應當是雙向的服從關系。應然的意義上說，社會的權力秩序及其統治權力或公共權力的運行，應當實現并始終保持權力之內在服從與外在服從兩方面的協調或均衡。然而，正如人們已經認識到的那樣，一定社會的統治權力，從它最初出現的那個時候開始，往往就已經掌握著或是被賦予了憑以維持和保證其對人們所施加的指引、干預或控制之有效性的外在和物化的強制手段；較之于維系和保持權力的外在服從關系而言，統治權力的運行能否順應或符合于其內在的服從關系，往往更需要借助或依賴于明確、具體和嚴格的權力規則。
“規則決定品格”的權力機制，意味著社會既已確立的權力規則所規定的內容、條件或要求，可以有效地調整或決定權力運行的實際指向；即人們通過確立某些具體的、嚴格的權力規則，能夠有效地指引、規制、約束或干預一定權力的運行，從而使社會中的權力尤其是統治權力的運行，能夠基本上符合、保持和順應于其固有的內在服從關系，進而使一定社會的權力秩序能夠得到比較穩定的維系，以及適時的和相對合理的調整。
“品格決定規則”的權力機制，意味著社會生活中的權力運行乃至社會的權力秩序，基本上只能依賴或取決于權力者或統治者單方面的意志或品性；即意味著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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