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修憲與稅收入憲

論修憲與稅收入憲

　　摘 要：稅收促成憲法的產生，稅收奠定了西方憲政的基礎。現代國家是租稅國家，國家與公民的基本經濟關系即為稅收關系，稅收牽涉到公民的基本財產權和自由權，憲法是規定租稅國家的稅收方式和使用方法的法律規則。因此稅收應當入憲。稅收入憲既是建設法治國家的需要，也是稅收法定原則的必然要求。我國稅收未能入憲既有經濟因素的制約，也受稅收觀念的影響。稅收入憲應當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進行模式選擇，憲法對稅收規范的內容設計應當采用集中加分散的模式。

　　關鍵詞：修憲 稅收 憲法 入憲

　　2004年3月5日召開的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完成了新一輪的修憲。這次修憲《憲法》作了14處修改，其中經濟方面的內容包括：公民的合法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國家對土地實行征收或征用，并給予補償等。但其中并無稅收方面的內容。稅收關系是國家與社會成員的基本經濟關系，稅收在國家財政收入中占據主要地位，稅收在世界憲政史上曾經發揮了重要作用。可以說，在現代租稅國家，稅收越來越受到制憲者的關注，但稅收在我國憲法中卻倍受冷落。

　　一、稅收入憲的理論根據

　　所謂“稅收入憲”并不意味著我國憲法中沒有稅收方面的規定，而是指憲法中關于稅收的內容不完善需要補充。我國現行憲法中關于稅收方面的規定只有作為公民基本納稅義務的內容，不僅過于簡單而且也有失片面。因此，在我國憲法中增加稅收規范尤為必要。可以說，稅收與憲法的關系不但有深遠的歷史淵源還有堅實的現實基礎。

　　首先，稅收促成憲法的產生，稅收奠定了西方憲政的基礎。

　　稅收是伴隨國家產生而出現的，長久以來人們將國家征收賦稅的行為視為天經地義。但正是人們對國家征稅行為的合理性的質疑，從而主張對國家征稅權力的限制催生了憲政的萌芽。在封建社會的歐洲，采用“國王自理生計”的財政原則，13世紀的英國貴族們對于英王的苛稅重賦及征稅的中恣意枉為忍無可忍，奮起抗議，英王迫于內外壓力不得不與貴族們談判，接受貴族們要求國王在征收稅賦過程中權力的限制要求，于是在英國歷史上成就了著名的《大憲章》。不僅是在英國就是在世界范圍內，《大憲章》也堪稱最早的憲法性文件，此文件奠定了英國作為憲法母國的地位。其中重要內容包括，貴族們對國王征稅的權力行使監督權；未經由貴族代表組成的大會議的同意，國王不得征收兵役免除稅和傳統的封建三捐之外的助捐。[1] 其結果是在英國形成了“國王在封建的體系之外，建立了非封建的收稅系統”。[2]對國王稅收征收權力限制只是民眾對國家權力監督的一種要求，以此為契機，此后以限制國家權力保障公民權利為核心的憲政在西方國家得到的普遍的確認和發展。為了抵抗英國殖民統治者對美洲殖民地的租稅掠奪，在將稅收課征視為憲法問題的爭議中，美國最終形成了“無代議士則不納稅”的原則。此后，在歐洲各國的憲政實踐中，稅收都作為重要內容載入憲法性文件。法國《人權宣言》規定：“為了武裝力量的維持和行政管理的支出，公共賦稅就成為必不可少的；賦稅應在全體公民之間按其能力作平等分攤。”“所有公民都有權親身或由其代表來確定賦稅的必要性，自由地加以認可，注意其用途，決定稅額、稅率、客體、征收方式和時期。”比利時憲法規定：“國家稅必須通過立法才能規定。省、城市、市鎮聯合體和市鎮地方稅，非經各自議會做出決定，不得征收。”日本憲法規定：“新課租稅或變更現行租稅，必須有法律規定或者法律規定的條件為依據” .[3]中國歷史上特殊的文化基礎和制度傳統并未自然演生出憲政，所謂中國的憲政是西學東漸的結果。我國從清末修憲以來，憲法性文件中都曾有過稅收的內容，從清末、北洋政府至國民黨統治時期，憲法性文件中不乏“人民（臣民）有依照法律納稅之義務”的規定并且有強調其合法性的條文。而自新中國建立至今先后制定和修改的憲法性文件中，關于稅收的內容也只不過上述規定而已。從清末第一個憲法文件制定至今已歷經一個世紀，盡管舊中國與新中國的憲法具有本質的區別，但僅就形式而言，關于稅收方面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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