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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媒體與我國司法的關系
新聞出版自由是表達自由的一部分，在現代社會，它也是表達自由的最重要的形式。交流自由除了通過通訊、談話進行討論、辯論外，更經常、更廣泛的是借助傳播媒介來實現。司法獨立與表達自由都是正義的社會不可缺少的部分。一方面傳媒對司法程序的報道滿足了公眾的知情權，是傳遞司法信息的一種方法；另一方面某些報道又可能對法官、陪審員和證人及公眾造成影響，因而媒體與司法的關系是一種復雜的關系。而外國媒體與國內司法則是一種更加復雜的關系。
新聞自由無國界是國際公約的要求
根據《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條：“一、人人有權持有主張，不受干涉。二、人人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尋求、接受和傳遞各種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論國界，也不論口頭的、書寫的、印刷的、采取藝術形式的、或通過他所選擇的任何其它媒介。”可見言論自由是“不論國界”的，即該公約事實上確立了“記者無國界”、“新聞無國界”、“言論自由無國界”原則。我國只是于 1998年簽署《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至今沒有由人大批準加入，但是這一公約可以作為國際準則指導立法和司法。
《公約》特別規定，在行使這些自由時，“不論國界，也不論口頭的、書寫的、印刷的、采取藝術形式的、或通過他所選擇的任何其他媒介。”“其他媒介”應包括電腦網絡，這是當代最迅速、最有效的傳播媒介。新聞自由、出版自由就是運用傳播媒介實現的交流自由。作為美國政府制度基石的美國《憲法》，如果不附加旨在維護個人自由的十條修正案，即《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是不會在1791年獲得美國最早13個州的批準的。而修正案中的第一條便確定了媒體的言論自由權，這決非偶然。憲法《第一條修正案》 （First Amendment）中有一段規定：“國會不得制定有關下列事項的法律：……縮減（abridge）[i]言論自由或新聞出版自由， ……。”在起草《憲法》與《權利法案》的開國先賢們看來，文字讀物——通常是報紙和小冊子——屬于公開發表思想言論的媒體。因此，《第一條修正案》中使用了“新聞出版”這個概念。因此，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提到的freedom of the press 是指表達自由，現在freedom of the press 往往僅指“出版自由”，而表達自由則用freedom of the expression來表示。[ii]
表達自由的基礎是公眾的知情權。公眾有自由表達自由的信息給別人，也有權利從別人那里得到信息。公眾為了知道他要監督的機構和個人的情況，自由的媒體就是必須的。正如歐洲人權法院所說：“公眾有權得到信息和思想，而媒體則應當充當公眾的看門狗。” [iii] 政務公開和信息自由是聯合國確立的一條世界共同準則。第一屆聯合國大會通過的S9（1）號決議鄭重聲明：信息自由是一項基本人權，是構成檢驗聯合國為之奮斗的其它基本自由的試金石。因此當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將政務公開、信息自由寫進了憲法。
我國法律對外國媒體與我國司法關系的規定
我國憲法同樣也規定了言論、出版自由權和人民對國家機關的監督權。憲法第35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其中的言論、出版權就可以具體表現為媒體對司法的監督權。憲法第 41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但是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 公民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的批評、建議、申訴、控告、檢舉權同樣可以通過媒體監督這樣一種形式來實現。
但是，當司法權力與上述公民言論自由權利發生矛盾的時候，司法機關可以對媒體作哪些限制，正式的法律沒有明文、祥細的具體規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正式司法解釋中，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在1999年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嚴格執行公開審判制度的若干規定》（法發〔1999〕3號，以下簡稱《若干規定》）第10、11條間接涉及了媒體對于庭審的旁聽與采訪報道的問題，該《若干規定》第10條規定：“依法公開審理案件，公民可以旁聽，但精神病人、醉酒的人和未經人民法院批準的未成年人除外。根據法庭場所和參加旁聽人數等情況，旁聽人需要持旁聽證進入法庭的，旁聽證由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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