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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及其證明規則的歷史沿革
我們當前執法的前提是查清事實，而查清案件事實的過程就是收集證據并利用其證明案件事實的過程。收集和運用證據證明案件事實也有一套特別規則，相對我們工商執法來講，如果但講法律規定，很簡單，就是《行政處罰法》、《行政訴訟法》上的幾條條款。我今天想跳出咱們單純工商行政執法的小圈子，從古代證據規則的演變、中外證據制度的差異、未來證據規則的發展三個方面，來闡述證據規則從無到有、從原始到成熟的發展歷程，來簡單的說明中西方證據制度的差異，希望能為大家提供一點新的東西，拓寬大家的工作思路，為我們的行政執法服務。一、古代證據規則的發展歷史
先從中國古代訴訟活動中的證據制度說起，我國西周之前的審判制度中，由于是以神判天罰為特點，各種證據的地位可謂無足輕重，我們可以從法的繁體字上分析。法左邊從水，表示法平似水。右上邊是似鹿的字形，是一種異獸獬豸，又叫獨角獸，當時雙方爭訟，族中的長老就把他們帶到獨角獸的跟前，讓他們各自陳述自己的理由，誰說假話，獨角獸就用角觸之，誰就敗訴，因此右下部從去。
到了西周時期，法官已開始強調“聽獄之兩辭”。沒有被告的供詞，一般不能定案。《周禮》中有關當時的法官以“五聽”斷案的論述。“五聽”包括：（一）辭聽（理屈者則言語錯亂）；（二）色聽（理屈者則面紅耳赤）；（三）氣聽（無理則喘息）；（四）耳聽（理屈者則聽不清法官的問話）；（五）目聽（理屈者則雙目昏花，無神）。（注：《周禮。秋官》）其中的“辭聽”即為口供，法官在庭審中可以憑自己的判斷認定證詞，判決案件。“五聽”獄訟，深刻地影響了后世的審判方式，口供亦是自此開始確立其在訴訟中的地位。
秦漢時期，仍舊保留了對口供的一貫重視，為獲取被告的供述，可以不擇手段。建立了合法化，制度化的刑訊制度的，口供制度得到了極大的發展。
到唐代，口供這一證據制度已趨于成熟、完善。但同時也規定，只要證據確鑿，被告人即使不承認所控罪行，也可以斷案，而且還強調“疑罪從輕”。
唐代以后的宋、元、明、清在關于口供的規定上基本與唐代一致，有時甚至有倒退的趨向。如在明朝，為加強專制極權制度，設立了“東西廠”，“錦衣衛”特務機構，刑訊逼供一度惡性化。至明、清時，“疑罪從輕”的傳統也被取消。
除了口供，其他形式證據也有不同程度的發展。例如證人證言問題，從秦代已開始注意詢問證人，獲取證人證言，但對證人證言制度最為詳盡規定開始要首推唐律。唐律中明確規定證人資格問題。“旬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者，因缺乏作證能力，“皆不得令其為證”。（注：《唐律疏漢。斷獄律》）唐律對證人制度的規定還反映出古代訴訟中專橫與擅斷的特點。在審理案件中，不僅可以刑訊被告人，還可刑訊證人。唐代對證人證言的證明力還作出了相應的規定，一般案件“三人以上明證其事，始告定罪”“三人證實，二人證虛。”（注：《唐律疏漢。斷獄律》）可見只有三人以上提供的證言，在法律上才能作為定罪的證據，這種形式主義“眾證定罪”的原則，到明、清時仍沿用不致。
在古代證人證言制度中，還體現出中華法系證據制度的特色之處，那就是與證人證言制度相對的“親親相隱”原則的存在。自漢武帝時確立了儒家的官方統治地位后，受儒家禮教原則的影響，“親親相隱”便從漢代開始成為刑法制度中一基本原則，成為證人證言制度的例外規定。按孔子的觀點，“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也”（注：《訟語。子路》），于是在漢宣帝時正式下詔公布：“從今以后，兒子首謀隱匿父母，妻子隱匿丈夫，孫子隱匿祖父母，均不治罪；而父母隱匿兒子，丈夫隱匿妻子，祖父母隱匿孫子，若屬殊死重罪，都要上請廷尉，區別對待。”（注：《漢書。宣帝紀》）自此，法律允許一定范圍內的親屬之間可以相互隱匿犯罪行為，免去其告發和作證的義務，“親親相隱”原則開始法律化。這種屈法伸禮的原則反映了儒家倫理道德觀念對證據制度的深刻影響。自漢以后，為后代各王朝承襲沿用，并制度化為一法定基本原則，這可以說是中華法系的證據制度中獨有的特色。
對于物證，自秦代起，已有司法機關注重收集兇器，贓物等物證的記載，秦簡《封診式》中就有與物證相關的一記載：甲，乙二人捕獲丙、丁并將他們私鑄的錢幣與器物送交官府（注：《睡虎地秦墓竹簡。封診式。治獄》），作為定罪的物證。唐代對贓物“露驗”的案件，也主張以物證定罪（注：《唐律疏漢》）。在古代的證據制度中，對物證制度記載的史料雖不豐富，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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