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供情結”與“刑訊逼供”

“口供情結”與“刑訊逼供”

　　司法人員在辦案中偏愛口供，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雖然我國刑訴法明確規定不得輕信口供，還規定判案不要求必須有被告人的供述，但是在實踐中，偵查人員沒有口供不結案，檢察人員沒有口供不起訴，審判人員沒有口供不判案等情況確實屢見不鮮。大家都知道口供不可靠，辦案時過分依賴口供很容易出問題，但是又都千方百計去獲取口供。似乎手中沒有口供，心里就覺得不踏實。離不開，忘不了，說不要，又舍不掉。這就是“口供情結”。

　　司法人員對口供的偏愛有深遠的歷史淵源。當人類所掌握的司法證明手段還不夠發達的時候，辦案人員自然認為犯罪人或被告人的口供最有證明價值。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曾經把被告人的口供作為定案的必要證據。例如，中世紀歐洲國家的法律就明文規定被告人口供是“最完整的證據”，是“證據之王”。

　　中國古代也有“斷罪必取輸服供詞”和“無供不錄案”等訴訟原則。

　　以口供為“證據之王”的訴訟制度必然導致刑訊逼供的泛濫。且不說貪官污吏常假借刑訊來草菅人命，就連包公等“青天大老爺”也把刑訊視為“看家手段”，動不動就“大刑伺候”，聲稱“不用大刑，焉得實供”。即使到了現代文明社會，刑訊逼供仍然屢禁不止，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外國。誠然，刑訊逼供的原因很多，但筆者認為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司法人員對口供的偏愛，即“口供情結”。

　　刑訊逼供很容易造成冤假錯案，這是無庸贅述的。早在17世紀的法國，有人就曾經深刻地指出：刑訊是一種絕好的發明。

　　它一方面可以使一個意志薄弱的無辜者被判有罪，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一個意志堅強的有罪者被判無罪。其實，犯罪分子也在總結和交流經驗。面對司法人員對口供的偏愛，有人編了一副對聯：上聯是“坦白從寬，牢底坐穿”；下聯是“抗拒從嚴，回家過年”；橫批是“打死我也不說”。這就從反面說明了“

　　口供情結“的弊端。

　　要改變這種現狀，我們首先要糾正一些錯誤觀念，如片面追求實體公正而忽視程序公正，認為無論手段如何，只要結論正確就萬事大吉；又如片面強調打擊犯罪和追求執法效率，忽視執法活動的公正性和文明性，忽視對當事人正當權利的保障等。其次，我們也要轉變辦案觀念。人類的司法活動已經進入了科學證據時代，我們必須從以人證為主的辦案思路轉向以物證為主的辦案思路，要提高主動利用科學證據和科技手段的辦案意識。最后，我們也要努力提高執法人員的專業素質和科學辦案意識，要提高執法手段的科技含量。有了科學辦案的意識和手段，司法人員的“口供情結”就容易化解了，司法實踐中的刑訊逼供也就容易禁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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