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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監庭的定位與審監法官的職責
一、關于審監庭的定位問題?(一)審監庭是專門適用再審程序審理案件的法院職能部門
我國三大訴訟法所確定的審判監督程序,明確規定法院、檢察院及當事人在法定條件下,對法院業已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可以提出再審之訴,也就是說,國家法律賦予了法院內部主體及外部主體即檢察院、當事人對裁決的既判力有提出質疑及要求重新確認其效力的權利。由于我國憲法所確立的政治體制是人大監督下的“一府兩院”制,人大及其人大常委會對法院的監督屬于憲法賦予的權利。因此,在存在檢察院、當事人能對裁判既判力可提出再審之訴的這兩種外部監督主體的同時,法院裁判的既判力更多的還面臨著來自人大及其人大常委會的法定監督之沖擊。由于人大及其人大常委會是由諸多的代表或委員組成的,于是僅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會對生效裁判的個案提出監督這方面,在實踐中就數不勝數。而且,在現實的社會政治生活中,在經濟利益及權力支配的驅動下,黨委、政府、政協、政法機關及一些有權的社會組織或媒體,包括其領導者在內,也憑借著體制或所處的社會地位之優勢,直接或間接地向法院的裁判權行使著其認為應當行使的所謂監督權。這樣,中國法院所面臨的外部監督主體-有很多還是法定性的監督主體,較之于世界各國法院來說,其數量之多及其不確定性應該說是絕無僅有的。這種泛主體性的多方位的外部監督,在司法實務中導致了諸多不良的后果,如出現主體不限,時間無限,次數無限,審級無限,理由或條件無限等問題。實踐證明這種無限監督的作法是相當有害的,表現為:一方面,司法不公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外部干預司法,導致司法權威下降的現象更為突出,并使人們在事實及法律上不能正確地對待司法價值;相反,社會與公眾對法院的裁判卻越來越不信任。雖然這里面有法院及法官自身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作為社會的每一個個體,在評價司法公正時,往往都有自己的個性化的公正標準。從自己的角度出發,都認為自己的觀點是正確的,而不考慮司法的規律性和特殊性,僅立足于自身的角度認為案件處理有誤,進而再推理裁判不公,甚至推導出司法腐敗。”由于監督主體和方式的多元化,加上法院外部的監督主體對監督事項沒有最終的認定權、處理權,不同的主體有不同的素質和理念,各自從不同的角度,代表不同的利益和觀點來評判生效裁判,這樣,就往往產生不同的看法,發生爭議,造成久監不決,最終導致“削弱了裁判的權威性”。
面對著如此廣泛的無序的甚至是有害的外部監督,作為社會公正的代表者、維護者-法院,它將采取何種對應的措施與方法,做到既能正確處理與對待外部監督,從而維護司法應有的獨立性,又能做到籍此糾正內部確實存在的不當裁判,進而維護司法的公正與權威呢﹖誠然,就解決每一個個案存在的問題來講,法院各個審判部門如刑庭、民庭、行政庭、知識產權庭等業務庭是完全有能力對這些生效的但受人質疑的裁判進行再審的,但是,司法素來是要求中立,摒棄近親的,這是任何監督主體也懂得的原則與常識。因此,如果把再審案件交給原來的業務庭審理的話,則又往往容易犯近親及先入為主的錯誤與忌諱。于是,為維護司法的公正,樹立司法的權威,同時也是為捍衛司法的獨立,并糾正不當的裁判,專門成立一個適用再審程序來審理被提起的監督案件就不僅成為一種必要,而且是十分緊迫的,實踐證明也是完全可取與可行的。理由是:我國三大訴訟法均明確規定了審判監督程序,這一程序雖然在設計上不盡科學,有許多方面還不符合現代法治理念與作法,但它畢竟是一個獨立的訴訟救濟程序,應當具有相對獨立的司法價值。同時,也正是因為有了這么一個再審程序,才引起了如此多的外部監督,客觀上動搖了裁判既判力的穩定性。因此,從解鈴還是系鈴人這一認識角度出發,依其程序設立一個專司審判監督職責的業務監督機構來解決內外監督過程中存在的無序、越軌等問題,應該說是具有現實和法律意義的。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的審判監督庭以及在此之前全國各級法院成立的告訴申訴庭正是人民法院本身為適應內外監督的形勢需要而按照三大訴訟法的要求所設立的糾錯機制,其目的在于規范內外監督,維護司法的獨立與公正及權威。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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