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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法律實現私力救濟的社會控制
摘要： 私力救濟對糾紛解決的作用不可忽視，但其本身又存在諸多弊端，故國家試圖通過法律部分地實現對私力救濟的社會控制，本文舉例從民法、刑法、訴訟法、國家法等角度對此進行論述。關鍵字： 私力救濟 社會控制 法律
糾紛解決機制可分為私力救濟、公力救濟和社會型救濟。私力救濟，指當事人認定權利遭受侵害，在沒有第三者以中立名義介入糾紛解決的情形下，不通過國家機關和法定程序，而依靠自身或私人力量，實現權利，解決糾紛，包括強制和交涉。公力救濟，指國家機關依權利人請求運用公權力對被侵害權利實施救濟，包括司法救濟和行政救濟。社會型救濟包括調解、仲裁和部分ADR.[1]在絕大多數法學家的視野中，私力救濟是一種落后、不文明、應抑制和拋棄的糾紛解決方式。它是“最原始、最簡單的民事糾紛的處理機制，這與生產力低下、文明程度不高的人類早期社會密切聯系�！盵2]“因私力救濟，易生流弊，弱者無從實行，強者每易仗勢欺人，影響社會秩序。故國家愈進步，私力救濟的范圍愈益縮小。至于現代法律遂以禁止私力救濟為原則，私力救濟往往在民法上構成侵權行為，在刑事上成為犯罪行為�！盵3]
但私力救濟對糾紛解決又有重要作用。它與人類社會相伴而生，在國家和法院出現前，人們完全依靠私力救濟解決糾紛。古代社會以私力救濟為常態，人類學和歷史學對此提供了大量證據。私力救濟也廣泛存在于現代社會。且不論交涉這種和平的私力救濟形式，即便使用強力的私力救濟，在現代社會的國際關系、下層民眾、青年人、囚犯中也極為盛行。[4]英國1997-1998年一項實證研究表明，個人面對較重大（non-trivial）的可司法事項只有20%訴諸各種法律程序，盡管社會公眾將法院視為最重要的救濟途徑，但對審判公正缺乏充分信心。[5]美國亦有類似特征，[6]私力救濟可謂人們面對糾紛的典型反應。[7]被廣泛認同為訴訟爆炸的英美皆如此，何況以厭訟文化自居的中國，也不用說日本的訴訟利用率[8]了。事實上，現代社會絕大部分可司法糾紛是通過非司法方式解決的，其中私力救濟的作用不可忽視。更何況能納入司法機制的社會沖突相當有限，許多糾紛為法院拒之門外。而且，私力救濟在一些情形下對權利保障還比公力救濟更直接、便利、更具實效性、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更易吸收不滿和更貼近人性。
私力救濟的兩面性影響到國家對待私力救濟的態度：國家一方面利用其糾紛解決功能，另一方面又要抑制其缺陷。歸納起來，國家的態度大致有四種：一是保持沉默，既不許可亦不禁止，但事后可能提出異議或實行制裁。二是完全禁止私力救濟，這種制度安排難以落實，禁止只不過可能增加私力救濟的成本，同時也導致社會成本高昂、以及法律實踐與表達的嚴重脫節。三是原則上禁止私力救濟，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四是面對私力救濟客觀存在的現實，以承認私力救濟為原則，但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設計鼓勵、許可、默認、禁止私力救濟的類型、范圍、標準和條件等�，F代大陸法國家多采取第三種，而普通法國家多選擇第四種模式。[9]
二國家對私力救濟不論采取何種態度，都面臨通過法律疏導和實現私力救濟的社會控制之任務。所謂社會控制，指社會利用各種手段對社會成員實施約束使其遵守社會規范，建立和維持社會秩序的過程。[10]本文將社會控制分為：（1）公力對私力的控制。即國家對私力救濟的控制，主要通過設定私力救濟的要件、程序、責任等來實現，可分為積極控制（規定許可私力救濟的情形）和消極控制（規定禁止實施的情形），強制性控制（利用法律、政策等強制手段）和非強制性控制（利用社會輿論、風俗習慣、道德、宗教、信念等非強制手段），正式控制和非正式控制。隨公權力日益強大，法律介入越來越多私人領域，許多私力救濟為法律禁止，有的則納入了法律框架，成為法定的私力救濟。（2）私力對私力的控制。即私人之間的相互控制，在公權力較弱的社會中，秩序維持主要靠私人的相互制約；而即便在公權力強化的社會，國家也沒有必要或可能包攬一切，讓社會部分地通過私人自治實現相互制約是更高明的治理術。（3）私力對公力的控制。對公權力除以公力本身控制外，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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