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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的表達何時無障礙
央視面對面欄目近日報道，河南農民王幸福自2002年11月起，自費秘密調查宜陽縣230起暴力征稅事件，這些暴力征稅事件中有75名群眾被打傷，但無一例是真正抗稅的“釘子戶”。他撰寫的平生第一份調查報告引起了國家稅務總局、河南農監辦的高度重視。縣長對他表示感謝，聘請他為稅收監督員。縣里也針對征收農業稅中的違紀行為調查完畢，對農民的罰款和扣押物品全部返還，處理了一批違紀責任人。筆者注意到，王幸福在完成其關于230起暴力征稅事件的調查報告后，根本就沒有向縣、市有關部門反映，而是直接就寄往了省和中央有關部門。當他出名后，他對所遇到的問題也不屑于向鄉干部反映，而是直接就找縣長。王幸福的這些行為用時髦的話說，其實就是上訪行為，那么，明明可以反映的渠道，王幸福和類似王幸福的農民為什么不反映，而一味要向上反映呢？
這種反映在政治學上講就是一種關于自身利益一種表達和訴求，在現在來看，農民這種表達和訴求，越來越來趨向集中于向高層，這無形中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信號，在地方尤其是級別愈低的地方農民的表達出現了嚴重的障礙。
這種障礙表現為，首先是無法表達，一些地方的政府習慣于舊的思維，喜歡“一言堂”，說過的話、做過的事不容他人說不，因而，千方百計壓制農民的表達，不準農民說；其次是表達無效，當農民向鄉、縣的政府表達時，其實很多政策本身就是這兩級政府制訂的，他們本身就是利益相關的當事人，農民的表達被看成是一種無理對抗的表現而不予理會，當農民向鄉、縣的人大、司法機關表達時，這些司法本身與當地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并自身受到程度不同的控制，農民的表達效果也要大打折扣。正因為農民在很多情形下在地方無法表達、表達無效，因而他們就不愿向地方的國家機關表達，所以我們不難理解他們為什么寧愿花費更大的成本要向上一級政府表達，因為在更上一級政府中，他們能尋求到對表達的尊重和表達的有效。循著這個思路，我們也能理解有些農民為什么要上書媒體和在鬧市上演“跳樓秀”，也許是他們認為在面對國家機關的制度內表達已經無法表達或表達無效時，他們只好尋求這種社會性的表達以求引起國家機關的重視。
因而，我們在研究上訪增多的現象增多的原因時，在提出防止上訪增多的對策時，就不能不考慮農民在地方上出現的表達障礙的問題。如果農民在地方上出現的表達不存在任何問題，他們為什么要舍近求遠到上一級政府表達呢？也正因為如此，我們認為對上訪一味地圍追堵截并不可取，我們還需要花大力氣在表達制度建設上多下功夫，如果地方執行中央政策不成問題或地方政府在執行中央政策出現偏差在地方上有其他機關具有來糾錯功能，農民在地方上的表達沒有了障礙，上訪至少也能較大幅度地減少。
這就首先要求地方各級政府增強貫徹執行中央和上級政府的政策的自覺性，確保中央和上級的政策不在地方打折。同時還要求地方各級政府增強“以民為本”的思想，在關系群眾重大利益的問題上進行聽證，充分聽取群眾的意見，制止矛盾于未然，在發生糾紛與矛盾時，要讓群眾充分表達，并尊重他們的合理表達意見。其次，要增強地方人大和司法機關的獨立性，要讓他們有能力承擔起對政府不當行為糾錯功能，讓農民感受到公正與公平，讓他們有機會表達和感受表達有效果。再次，要暢通地方媒體及其他社會機制給予農民表達的機會，當他們在制度內表達不暢時，還能在制度外得以充分表達。總之，能讓農民在地方上表達和在制度內表達就要盡量滿足他們的愿望，盡可能地減少向上表達與制度外非理性的表達。
通聯：江西省贛州市人民檢察院 楊濤 華東政法學院法律碩士 郵編：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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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的表達何時無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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