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觀念、法律與制度審視

自由：觀念、法律與制度審視

　　“啟蒙就是人從他自己造成的未成年狀態中走出。未成年狀態就是沒有他人的指導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知性。”“為了這種啟蒙，除了自由之外，不需要任何別的東西。而且，所需要的自由是一切能夠被稱作自由的東西中最無害的自由，即在一切事物中公開地使用自己理性的自由。”①康德的這些論斷，一針見血揭示了啟蒙與自由的關系。自由既是啟蒙的必要條件，又是它的基本訴求之一。

　　自由是舶來品。1835年，西方傳教士在廣州創辦的中國第一份中文雜志上寫下這么一段有啟蒙意義的“新聞”：“英吉利國之公會，甚推自主之理……倘國要旺相，必有自主之理。不然，民人無力，百工廢，而士農商工，未知盡力竭力矣。”②這里說的“國之公會”是國會最早的譯名，而“自主”就是自由的意思。1838年，該刊又發表《自主之理》的文章，假托在英8年的華人的書信，進一步闡明有關的道理：

　　“英民說道：我國基為自主之理。愚問其義。云：自主之理者，按例任意而行也……自帝君至于庶人，各品必奠國之律例……設使國主任情偏執，藉勢舞權，庶民恃其律例 ，可以即防范。倘律例不定人之罪，國主也弗能定案判決矣。至于自主之理，與縱情自用迥分別矣……但各國操自主之理，百姓勤務本來，百計經營，上不畏，下不仇……欲守此自主之理，大開言路，任意無礙，各語其意，各著其志。至于國政之法度，可以議論慷慨。若官員錯了，抑官行苛政，酷于猛虎，明然諫責，致申訓誡敬，如此露皮漏肉，破衣露體，不可逞志妄行焉。”③

　　自由神一進入中國，就顯露了她操縱現代社會運行機樞的法相。與法治連體，不是胡作非為的別名。言論自由是其不可或缺的功能，以此監督政府、殲滅腐敗、發抒民意。她的處境決定著國家的命運。她無所不在，既可防止政府不合理的侵犯和限制，又推動“百姓勤務本業 ，百計經營”，從而為富強奠立基礎。她遭厄，則“民人無力，百工廢。”

　　整整六十年以后，這個呼喚自由的啟蒙之聲才出之于中國人之口。④1895年，面對長驅直入的倭寇，深察古老中國的沉疴，體認西方特別是英國富強的奧秘，嚴復打破多年的沉默大聲疾呼：“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強之效者，無目者也。謂不講富強，而中國可以自安；謂不用西洋之術，而富強自可致……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為此。”那么，什么是是西洋富強之術的真諦？清帝國為什么“借法自強”30年而落得一敗涂地？他的答案是：“顧被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則自由不自由異耳！”⑤

　　關于近代中國，人們的記述和評論有如恒河沙數。嚴復寫下的“身貴自由，國貴自主”，⑥關鍵則在“自由不自由異耳”這十五個大字，可謂石破天驚、歷久彌新的箴言。中國要獨立自主，要富強，要現代化，離開“自由”這個關鍵，最終都只能化為南柯一夢。

　　19世紀的中國人爭自由是從經濟領域開始的。官辦、壟斷、苛捐雜稅和貪污使國有企業成了無法填補的虧損黑洞，國困民窮，而這些現象的另一面是公民從事經濟活動的自由被剝奪了 .甲午戰爭后，在內外交困中，當時的政府不能不把經濟自由還給公民。雖然政府及其官員跡近勒索的黑手仍不斷伸來，但辦工商企業總算由批準制改為登記制，私人的自由活動空間擴大了。不過，沒有其他領域的自由，政府和私人的活動不可能納入法治軌道，經濟自由也失去切實的保證。于是，就有了戊戌前后和1901-1911十年新政期間強大的觀念啟蒙，爭取言論自由和相應的立法及爭取政治體制改革的活動。

　　新文化運動是爭自由的一個新階段。面對歷史的成就與挫折，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從觀念和法律與制度等層面對自由進行了全面的審視，留下一筆極為寶貴的思想財富。

　　在觀念層面，他們回答和闡釋了三個根本問題：

　　第一，國家、社會、文化要發展，就必須堅決維護個人的各種自由和權利，特別要反對同好惡異，保護少數人的思想和言論自由。沒有這一條，公民的智慧、才能和創造性無法充分發揮， 國家、社會的發展必然受阻乃至停滯不前。這是反對專制統治的非常重要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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