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述后現代視野之下的柯林武德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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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后現代視野之下的柯林武德論文

　　1946年，柯林武德的遺作《歷史的觀念》由其學生兼好友、圣安德魯大學道德哲學教授諾克斯編輯出版。柯林武德在其中系統闡述了歷史知識性質小同于自然科學知識的立場。這種立場正是主張歷史知識性質與自然科學知識相同的片爾·亨佩爾在《普遍規律在歷史學中的作用》一文中分析立論的批判對象。這兩種學術立場的分歧掀起了20世紀西方史學理論發展史上有關歷史知識性質問題的爭論，也揭開了分析的歷史哲學發展的序幕。1951年，沃爾什的《歷史哲學一導論》出版，這使我們看到了柯林武德所隸屬的學術譜系—分析的(或批判的)歷史哲學。1973年，海登·懷特的《元史學:l一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象》出版，這標志著認識論歷史哲學的式微和后現代主義歷史哲學的興起。杜森對《歷史的觀念》文本的修訂再版和懷特對柯林武德觀點的繼承和“超越”，使筆者具備了重新審視柯林武德的文本基礎和學術視野) 。

論述后現代視野之下的柯林武德論文

　　《歷史的觀念》現在有兩個編本。一個是諾克斯在1946年編輯出版的版本)川這個版本的主體內容是，柯林武德1936年所作的歷史哲學演講，演講主題是從古希臘到其所處時代的史學史。還有《史學原理》手稿中的部分內容，以及他當時己經發表的論文《歷史學想象》<1935 })和《人性與人類歷史》<1936年)。另一個是杜森于1994年編輯出版的版本。杜森編輯的版本，仍以諾克斯版本的內容為主體，另外增補了二篇文獻，分別是《歷史哲學講稿)) <1926年)，《緒論:某某哲學、特別是歷史哲學的觀念》<1927年和《歷史哲學綱要))<1928年)。這二篇文獻表明了早期柯林武德對歷史哲學的思考，有利于我們認識其歷史哲學的發展脈絡。

　　杜森在增補版《歷史的觀念》的編者導言中，詳細列舉了諾克斯屢次越過其作為編者的職責范圍，擅自改動柯林武德文本的問題，最終篡改乃至懺逆了柯林武德的原意。杜森指出諾克斯編輯方法存在問題的二個方面:

　　第一，諾克斯在根據柯林武德的演講和手稿編輯《歷史的觀念》時，只選用了《史學原理》手稿中二篇論述。諾克斯認為其余部分未達到出版所要求的質量。在牛津大學出版社的檔案調查中，提到1944年3月1日將90頁的《史學原理》手稿寄送給諾克斯。但當1978年柯林武德的手稿

　　被存放到牛津大學圖書館時，《史學原理》手稿并不在其中。《史學原理》手稿此后就“丟失”了，被埋沒在牛津大學出版社的檔案庫中。直到1995年初，兩個案卷保管員比德·福登和詹妮·邁克莫里斯在檢查整理檔案時，才發現《史學原理》手稿。這部分手稿從此引起了柯林武德思想研究者的注意，并被看作研究柯林武德史學理論的核心資料。

　　柯林武德的原意是將《歷史的觀念》和《史學原理》分別獨立成書(他生前，兩書均未完成，也都未出牌。但諾克斯在編輯時，卻將兩書的內容合并到一起，而且還做出了不出版《史學原理》的決定。柯林武德在其寫給考古學家辛普森的一封信中提到《史學原理》是我準備傾注一生時問來完成的著作。如果我能完成這部著作，就沒有什么可抱怨的了。這表明他對《史學原理》的重視。而且，柯林武德在一條筆記中明確委托他的妻子，即使在他未能完成該書的情況卜，也要按照原來的標題出版。諾克斯的上述做法明顯違背了柯林武德意愿。德雷和杜森將《史學原理》手稿和其他歷史哲學著述整理后，在1999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以《史學原理以及其他歷史哲學著述》為名出版。這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諾克斯不當做法的損失。

　　第二，上述《史學原理》手稿有幸得以保存并出版并未避免其部分章節的丟失。與此相關，諾克斯當初在編輯《歷史的觀念》時，對所引用《史學原理》內容的選擇上，也有可非議之處。他沒有引用《史學原理》中柯林武德論述“行動”、“過程”和“重演思想”這些主題的兩章內容。而這部分手稿現在已經丟失了。如果諾克斯當初在編輯時將這部分內容納入《歷史的觀念》中的話，不僅可以保存這部分文獻，而且對全面認識柯林武德的歷史哲學也具有重要意義。而諾克斯的“剛恒自用”永久遮蔽了這部分文獻展現其價值的機會。

　　第三，諾克斯編輯的“后論”部分，也就是“史學理論”部分所占篇幅過大。因為，從書名上可以看出，“史學史”部分才是《歷史的觀念》的主體。而且構成“后論”的各篇文獻在體例上也不統一，是柯林武德在不同時問寫的具有不同特點的文獻。其中既有演講，也有已經發表的論文，還有一本書的未完稿。

　　柯林武德與諾克斯二人之問的這種師生關系，不禁讓人想到了蘇格拉底與柏拉圖之問的師生關系。因為，現在我們主要通過柏拉圖的描述，來認識蘇格拉底的主張。但柏拉圖將自己筆卜的蘇格拉底當作自己主張的傳聲筒，不免讓人懷疑他要真實描述歷史上的蘇格拉底的誠意。柯林武德與諾克斯之問的關系雖然并未達到這種程度，但性質上是相似的，即諾克斯在文本處理、文獻取舍及內容編排方式等方面，都明顯地體現出自己的意志，甚至因此而違背柯林武德的原意。

　　誠如杜森指出的，諾克斯在編輯過程中確實存在上述問題。但是，我們不能因此懷疑、甚至否認他所做工作的價值。這是因為:首先，二戰后英美哲學家和歷史哲學家對柯林武德的研究，主要依靠諾克斯編輯的《歷史的觀念》。至少在1994年杜森版面世之前，這個版本是人們研究柯林武德所依據的重要文獻。諾克斯版的《歷史的觀念》是無可代替的，可以說，這個編本是柯林武德在二戰后獲得巨大聲譽，對西方歷史哲學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的重要媒介。其次，正如上面指出的，杜森所編輯的增補版《歷史的觀念》，也是以諾克斯版所收錄的文獻為主體。杜森在評價諾克斯的編輯工作時，指出其中的問題，有利于我們更清楚地認識柯林武德的歷史哲學，但也的確有些過分貶低了諾克斯工作的價值。

　　柯林武德生前主要是作為一名羅馬不列顛古代史研究方面的專家，為人所知的。他在這方面出版了《羅馬不列顛》和《羅馬不列顛與英國殖民》兩部專著。1927年以后，他擔任牛津大學羅馬史講座教師。他還進行考古學方面的發掘與研究工作。盡管柯林武德生前在哲學方面發表了比歷史學方面更為豐富和系統的論文和專著，也曾擔任過牛津大學溫弗萊特形而上學哲學教授，但他在當時實在論大行其道的哲學界是一個地道的“學術孤兒”。他的哲學研究并未引起哲學界同行們的注意。這一方面是由于，他主張的問答哲學是反對當時盛行的實在論的。因此盡管他曾一度擔任牛津大學形而上學哲學教授，也未能在當時的哲學界引起共鳴;另一方面則是由于他本人的因素，即他只是進行著述闡發自己的觀點，從來不參加當時舉行的哲學學術會議，不參與哲學同道們的交流和論爭。1946年，諾克斯編輯的《歷史的觀念》問世后，英美學界對柯林武德的研究由此興盛，至今方興未艾，學者們關注的主題包括歷史哲學、政治哲學、考古學等方面。

　　通過上述對比分析，我們了解了《歷史的觀念》兩個版本的關系及各自的優長。諾克斯所編輯的版本，主要在于其學術史意義，即柯林武德史學理論所受到的持續關注及由此帶動的“二戰”后分析的歷史哲學的發展。杜森的編本在內容上增補了三篇柯林武德早期的歷史哲學文獻，在文本處理上，態度更加謹慎，盡量保持文本的原貌。 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些西方歷史哲學家在結構主義特別是后結構主義語言理論的影響卜，將歷史語言作為研究重心，逐漸實現了歷史哲學的“語言學轉向”。一些后現代主義歷史哲學家(這里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將海登·懷特、安克斯密特等后現代主義歷史哲學家作為一個群體論述對象，并不意味著筆者將其各自的理論體系視為同質的。相反，不同后現代主義歷史哲學家之問理論的異質性，才是這個學術群體的特色。但這也不能抹煞“異中之同”的存在，如他們都關注歷史寫作層面的問題，分析立論的角度大都包含歷史語言、歷史想象、歷史敘述等方面。這種“求同存異”恰恰也是本文行文能夠得以展開論述的學術前提。)，如海登·懷特、安克斯密特等，從歷史學的話語分析入手，強調歷史學的文學、美學特性。他們認為，歷史學關注的，現在已不是如實描述歷史，而是如何用語言描述歷史。

　　海登·懷特認為，歷史學家的語言不是透明的，我們是通過語言所暗示的角度來理解過去的。在海登·懷特等后現代主義歷史哲學家的理論構景中，歷史學效用的地位是優于歷史真理的。他們認為，既然在人類試圖認識自我的過程中，歷史敘述不能達到純然客觀，那么為了當前的目的，我們應用歷史與應用小說或詩歌就沒有區別了。因而，一些后現代主義者主張只保留歷史學“講故事”的功用，否認通過歷史研究可以獲得歷史真理。他們將歷史著作看作一個文本，單純從語言運用和情節構建模式角度去分析它、解構它。歷史學在他們這里不存在以何種地位存在的問題，而是根本沒有存在的必要了。歷史學似乎“終結”了。

　　后現代主義者質疑歷史認識的可靠性與可能性，突出歷史研究中隱喻、情節建構等文學性因素，隱匿理性、真實等科學性因素，將歷史寫作與文學寫作等同起來。后現代主義者認為歷史知識沒有獨立性可言，否認歷史認識的客觀性。柯林武德的理性主義立場成為后現代主義者攻擊的對象。在歷史認識可靠性問題上，柯林武德要求歷史學家在研究中要進行理解、解釋和想象，建構一種既尊重歷史事實，又不抹殺或回避自身主觀性的歷史認識。在可能性問題上，柯林武德問答邏輯所表述的歷史過程觀，保證了具有“不在場”特性的歷史認識在無限的問答循環中延續。在這場超時空對話中，柯林武德史學理論提示著我們西方史學理論研究領域士氣正盛的后字號顯學的局限與過激之處。

　　后現代主義者否定歷史學家的語言(能指)與歷史學家所研究的世界存在指涉關系，認為語言并不指涉存在，是具有自身獨立意義與構成方式的符號體系。在歷史敘述的語言并不指涉歷史實在的意義上，歷史學研究的真實性、客觀性與歷史知識的合法性就無法得到保證了。歷史認識也就是人類所不能期望的功業了。與此相對，柯林武德的史學理論觀念經常被當代學者援引，用以回應后現代主義結構論立場。“人類是語言的動物。通過語言，事物被賦予意義。這些象征性符號(語言)指涉世界，但語言和世界屬于不同的種類。在不同的社會構想、不同文化中，人們說著/說過不同的語言:過去是個陌生的領域，那里的人們言說方式是不同的。v,q}53除了語言觀的層面外，柯林武德在文學與史學關系問題上的理論闡述與后現代主義者的立場也是針鋒相對的。在后現代主義學術背景卜，文學以強勁的勢頭侵襲著歷史學的領地，挑戰著歷史學知識的獨特性與合法性地位。西方學者將這一現狀稱為“文學的復仇”。

　　柯林武德闡釋的歷史學想象是建構性的，歷史學家對其研究對象的描繪，無論那個對象是一系列事件還是一種過去的事態，顯現出一個想象構建網絡。這個網絡在由歷史學家的權威資料所提供的某些固定的點之問伸展。如果這些固定點的數量足夠多，并且通常通過先驗想象謹慎地搭建點與點之問的線索，整個描繪就不斷地由這些資料證明。這從來不憑借全然主觀的怪想。這種描繪與其表象的實在失去聯系的風險很小。v,3,P4P這表明歷史學想象在柯林武德看來是以構建關于歷史的真實故事為旨歸的。而在后現代主義者看來，這種歷史學想象與文學想象是無異的，其中缺乏歷史真實性的“質感”。

　　歷史過程的理性或人類歷史活動的目的性，仍是柯林武德在分析歷史學想象時堅持的基本立場:“一般認為歷史事件的解釋，首要甚至只是歸因于有目的的人類行動。因而在一定的社會狀況卜，一般的做法是從一個人或多個人追求的目的去分析歷史變化過程;然后在隨后事態之卜，再次分析歷史當事人計劃要做的事情，等等。歷史學被理解為由可理解的人類活動構成的一個線性序列，追溯這些活動過程被看作對過去的真正構建。這確實表明，歷史學家的工作像一個故事講述者，因為構建‘故事’的范式強調歷史當事人的選擇，強調隨著這些選擇而發生的事態變化。后期柯林武德認為，“歷史學研究是憑借歷史學想象構建的一個真實的故事”，盡管堅持歷史學研究的求真本性，但柯林武德將歷史敘述看作故事，表明他注意到了歷史認識中的不確定因素。

　　在《歷史的觀念》中，這種對歷史認識不確定性的認識并沒有使柯林武德陷于不可知論。相反，這種不確定性成為歷史研究具有勃勃生機的根由。這是因為柯林武德理解的“確定性”不是關于過去本身的確定性，而是對具體問題提出具體答案的證據的確定性。這些問題是歷史學家明確闡述并且拷問證據得來的。川歷史學證據是確定的，但歷史學家分析歷史學證據的理論體系、價值觀念和時代立場是不斷變動的、“不確定的”。由于要回答的學術問題和要解決的時代問題不同，不同時代的史學家運用相同的史料會得出不同的歷史知識。歷史認識的不確定性由此也轉化為歷史研究的“正能量”。每個時代都需要重寫自己的歷史，新的世界需要新的史學，也是柯林武德史學理論體系的應有之義。

　　實證主義者遵循一種機械的、照鏡子式的認識論，要求研究者完全擺脫價值束縛，在價值觀念上嚴守中立。他們所理解的客觀性是排斥價值判斷的。與此相對，柯林武德認為確定歷史事實的過程，也是歷史學家對事實進行價值判斷的過程，價值判斷是歷史認識客觀性的構成要素而非對立面。后現代主義者質疑甚至否定歷史認識的客觀，認為歷史研究不過是一種與文學寫作無異的寫作方式。當前新文化史、微觀史的興盛就是這種史學理念實踐效果的表征。在客觀性問題上，柯林武德史學理論的建構論立場為我們理性評價實證主義者的重構觀與后現代主義者的解構觀提供了有益借鑒。這些差異使柯林武德與實證主義者、后現代主義者的“對話”成為可能，也是必要的。

　　柯林武德抨擊了實證主義者幼稚的重構觀。“這個爭論中的第三個問題源于固執的經驗主義者持有的信念，歷史學是一種建立在對事實客觀建構之上的實踐，我們由此接近真實的歷史。這是英國歷史哲學家柯林武德所謂的‘幼稚的實在論’。9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史學界由傳統史學到新史學的過渡與轉型，從史學研究實踐的層面印證了柯林武德的理論立場。與傳統實證主義者的“如實直書”主張相比，學者們認識到柯林武德理論中昭示的相對主義立場與建構主義觀念反而更加契合史學研究的實際。柯林武德與卡爾·亨佩爾之問的分歧與爭論推動了“二戰”后西方歷史哲學研究的發展。歷史認識客觀性問題，就是雙方爭論的一個核心問題。但無論是柯林武德還是亨佩爾，都不再堅持歷史研究中那種純而又純的、排斥價值判斷的客觀性立場，認為客觀性是有其時空與語境限制的。爭論雙方的這種趨同為西方歷史哲學的后現代主義轉型作了鋪墊。

　　這種狀況使柯林武德與后現代主義者之問在歷史認識客觀性的問題上存在交集。但是，柯林武德規定了歷史認識客觀性的“限度”，畢竟為歷史認知的客觀性保留了空問，這使其與全面解構歷史認識客觀性的后現代主義者區分開來。“相對主義史學家之問的共同聯系是，他們不僅假設自己處于一種與證據的問答對話中，而且假設自己就是干涉主義者。所有人以不同方式認識到，只有通過歷史學家的解釋策略得到解釋時，過去才成為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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