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債務重組準則評析論文

時間：2023-04-28 09:29:40 論文范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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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債務重組準則評析論文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深入發展，資本市場的發展壯大，以及企業生產經營所處法律環境的不斷完善，產生了諸如關聯交易、產權變更、資產重組、債務重組、商品期貨交易以及衍生金融工具的運用和交易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經濟活動。本文擬就當前常見的企業間債務重組業務問題，就我國財政部公布的《企業會計準則——債務重組》（1998年6月公布，2001年修訂），以及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1977年6月發布的第15號財務會計準則公告《債務人和債權人關于困境中債務重組的會計處理》（Accounting by Debtors and Creditors forTroubled Debt Restructuring）中有關定義、公允價值和重組損益報告等內容進行評析。

中美債務重組準則評析論文

　　一、債務重組定義之評析

　　規范企業債務重組的最早的一項準則是美國會計原則委員會意見書第26號-《債務的提前清償》（APB Opinion No.26，“Early Extinguishment ofDebt”）。然而，進入20世紀70年代后，由于惡性通貨膨脹，使許多企業，尤其是房地產行業的償債能力急劇惡化，并最終陷入財務困境和債務危機。與APBOpinion N0.26的規定不同的是，許多債務重組事件是債務到期日或到期后發生，這就迫使替代APB的FASB盡快制定出能指導和規范此類經濟業務的準則。為此，FASB從1975年起，通過發布征求意見稿和召開公眾聽證會的形式，積極向社會各界廣泛征求意見，經過近二年努力，終于發布了上述的第15號公告，并要求從1977年12月31日起實施。此外，FASB在1993年5月頒布、1994年12月15日生效的《財務會計準則公告第114號——債權人關于不良的會計處理》，作為FASB第5號和第15號公告的修訂，也涉及許多債務重組的會計問題。

　　我國的原債務重組準則和修訂后的準則都是規范企業債務重組的業務，但各自對債務重組的定義（適用范圍）卻有所不同。廣義上講，債務重組應包括所有涉及在債務重組日修改債務條件的事項。也就是說，既包括雙方修改付款金額的事項，也包括修改付款時間的事項；既包括債務人處于財務困難情況下的債務重組，也包括債務人非處于財務困難情況下的債務重組。

　　然而，在美國，公告討論稿的大多數被調查者認為，債務重組往往是由于債務人在債務到期時或到期后，因財務困難而引發的；非財務困難情況下的債務重組，因其不重要或很少發生而不值得加以考慮。因此，他們建議將該公告的適用范圍限定在困境中的債務重組。FASB采納了這種建議，在公告的第一段便開門見山地指出：“本公告為債權人、債務人之間‘因財務困難的債務重組’建立財務會計和報告準則”。并在第二段明確指出，此類債務重組的特征是債權人為債務人作出的讓步。讓步的目的是期望最大限度地收回投資（債權）。我國原準則在制定過程中，基本借鑒了美國第15號公告的作法，將債務重組定義為：“在債務人發生財務困難的情況下，債權人按照其與債務人達成的協議或法院的裁定作出讓步的事項”。所不同的是在判定是否作出讓步時，我國沒有采用現值技術，這就使我國債務重組準則的適用范圍比美國第15號公告要窄些。

　　應該說，債務重組準則的頒布實施，對于規范我國企業間債務重組業務的會計核算和相關信息的披露以及相關損益的確認和計量起到積極作用。然而，遺憾的是，在準則實施過程中也出現了不少問題，主要是：某些上市公司利用同母公司之間的關聯方交易借債務重組業務操縱利潤。因此，為了提高會計信息的質量和決策有用性，保護中小投資者利益，新準則對原準則進行了全面的修訂。近年來，由于企業間競爭加劇，債務重組業務時有發生，同時考慮到原債務重組準則適用范圍過窄，因此，新準則將債務重組定義為“債權人按照其與債務人達成協議或法院的裁決同意債務人修改債務條件的事項”，而不再強調債務人的財務是否發生困難，或債權人對債務人是否作出讓步。這就大大擴大了準則的適用范圍。

　　二、公允價值應用之評析

　　當前，西方發達國家在會計界和財務界都普遍提出采用公允價值計量的問題。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在其第32號準則《金融工具：披露和列報》中將“公允價值”定義為：“在一次公平的交易中，熟悉情況、自愿的雙方交換一項資產或清償一項債務所使用的金額”。鑒于人類進入信息社會的今天，面對日新月異的科技進步，面對諸如知識經濟、人力資本、金融衍生工具等紛繁復雜的經濟現象和經濟活動，只有公允價值才能較為客觀地反映會計主體在一定的時點（或時期）各項會計要素的實際價值，為正確評價或預測企業當前或未來的財務狀況、盈利能力以至企業內在價值，提供相關而有用的信息。正因為如此，我國在制定原債務重組準則時，參照國際會計準則的定義，首次在會計準則中提出用公允價值進行計量，如原準則要求債務人在債務重組時確認非現金資產和股權時采用公允價值；并要求以公允價值作為該資產的入賬價值。應該說，在會計計量中引入公允價值，既是我國會計理論與實務改革的一大進步，也是提高我國會計信息決策相關性的重大舉措，同時也表明我國會計準則同國際會計準則接軌的進程中又跨出了重要一步。但遺憾的是，由于我國市場經濟尚處于起步階段，各類資產及其類似資產的市價信息有時難以獲得；此外，考慮到目前會計職業隊伍的業務素質和專業能力，以及可靠估計資產所能產生的未來現金流量和選擇適當貼現率方面的困難，因此，采用現值尚不現實。正是考慮到目前我國公允價值很難取得，如果濫用公允價值，反而會引起會計信息更大的失真。因此，修訂后的債務重組準則盡量回避使用公允價值，而代之以廣泛采用賬面價值。只在第十條作為多項非現金資產入賬價值的分配標準時使用公允價值。

　　但是，如果說，債務人是出于轉讓的非現金資產和股權的公允價值難以確定，而采用其賬面價值以確保會計信息的可靠性，是不得已而為之，尚有情可原；但要求債權人以重組債權的賬面價值作為受讓非現金資產和股權的入賬價值，這無論是從會計理論角度，還是從邏輯上都很難作出合理的解釋。因為，會計要素應當在符合：定義、可計量性、相關性、可靠性四條標準以及符合成本效益和重要性原則的前提下加以確認。因此，從給企業帶來經濟利益的角度看，上述債權人以重組債權的賬面價值確認受讓非現金資產和股權的入賬價值，是不符合資產的定義的。再從會計要素計量的角度看，計量問題是財務會計的核心問題，它是由計量單位和計量屬性決定的，上述以重組債權的賬面價值作為受讓非現金資產和股權的入賬價值，不符合任何一種會計計量屬性，因為債務重組不同于非貨幣性交易，在重組過程中，雙方并不一定遵循等價交換原則，也就是說重組債權的賬面價值，既不代表交換產出價值（exchangeoutput value），也不代表交換投入價值（exchangeinput value）。因此，以其作為受讓非現金資產和股權的入賬價值極為不妥。

　　當然，準則的制定必然有一定的根據。首先，是會計對稱性（accounting symmetry）問題，即在債務重組業務中，債權人同債務人應用同樣原則，債務人不確認轉讓非現金資產和股權的公允價值，債權人也就不能以公允價值作為受讓非現金資產和股權的入賬價值。其次，新老準則在其對債務重組的定義中，都強調債務重組是債權人按照與債務人達成協議或法院裁定同意修改債務條件（作出讓步）的事項，即債權人在重組業務中起主導地位，因此，按照財務會計理論中經濟后果說（e c o n o m i cconsequences），如果要求債權人以受讓非現金資產的公允價值作為其入賬價值，而將重組債權的賬面價值與受讓非現金資產的公允價值的差額立即確認為損失，很可能因其降低重組期間會計利潤，而傷害債權人管理當局經濟利潤，如減少預計紅利或違反債務契約，而遭到其強烈不滿，并最終導致債務重組協議無法達成。

　　由此可見，公允價值計量仍是我國會計改革的方向和最終目標。

　　三、重組損益的確認、計量與報告之評析

　　在美國制定債務重組準則時關于重組損益的確認與計量大體有以下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在某些情況下確認轉讓財產的公允價值將付出昂貴的代價，容易受會計師主觀判斷的影響，另外，在損益表上確認同一項重組債務的財產轉讓損益和債務重組損益的意義不大。因此，他們主張重組債務的賬面價值與受讓非現金資產的賬面價值之差額全部確認為重組損益。另一種觀點認為，以公允價值計量轉讓非現金資產的價值，對于評價和傳遞關于企業的有用信息是至關重要的。例如，在債務重組中轉讓的某些資產（如房地產），其公允價值往往高于賬面價值；而另一些資產（如應收款項）的公允價值往往低于其賬面價值，所以，只有采用公允價值，才能在債務重組業務中將企業持有某些資產的升值或貶值的有用信息充分地反映出來，間接向市場傳遞關于公司資產質量的有用信息。因此，他們主張，將轉讓非現金資產的公允價值與賬面價值之差確認為財產轉讓損益，將重組債權的賬面價值與轉讓非現金資產的公允價值確認為債務重組損益。美國FASB接受了后一種觀點。要求債務人與債權人用轉讓（受讓）非現金資產的公允價值確認重組過程中的利得或損失。

　　關于重組損益的報告問題，有三種觀點：一是將其包含在當期損益表中；二是作為遞延項目列示于資產負債表中；三是作為繳入資本列入所有者權益項目。美國FASB在制定準則時，考慮到重組過程中的財產轉讓損益和債務重組損益，對信息使用者有信息含量，因此，贊成第一種觀點，即在損益表中分別列示財產轉讓收益和債務重組損益。同時，為了保護投資者利益，要求債務人在報表附注中披露如下信息：（1）累計債務重組收益及相關所得稅金額；（2）本期因債務重組而確認的累計財產轉讓損益；（3）每股累計稅后債務重組收益。我國在制定債務重組準則（原準則）時，全面借鑒了美國作法，即要求債務人、債權人用轉讓（受讓）非現金資產的公允價值確認重組過程中的利得或損失，并將此利得或損失包括在當期損益計算中。這充分體現了我國準則制定者在準則制定過程中，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初衷。

　　然而，在實施中我們確實遇到了不少困難。同美國相比，中國的經濟環境在很多方面有不同。

　　首先，兩國所有制形式不同，美國基本上是以私有制經濟為主體，大多數重組企業間，均為真正的獨立的經濟實體，彼此之間產權極為明晰。因此，債權人按照其與債務人達成的協議或法院裁決同意與債務人進行債務重組多為市場化行為，最終目的是最大限度收回債權，以確保自身的經濟利益最大化。因此，債務重組過程，債權人對債務人所作出的讓步是經過反復思考，討價還價而最終作出的最低限度的讓步。而我國目前以公有制經濟占主體，上市公司大多是國有企業經股份制改制后上市，很多債務重組業務發生在母子公司或其他關聯方企業之間，由于產權關系不明晰，造成許多國有企業在同其上市子公司債務重組過程中慷國家之慨，無原則地作出讓步，“幫助”上市子公司“提升”利潤，以達到配股及格線，或是摘掉ST、PT的帽子。因此，如果允許企業通過債務重組業務確認收益（財產轉讓收益和債務重組收益），無疑是為企業通過重組業務操縱利潤、左右市場提供了方便之門。

　　其次，兩國資本市場發育程度不同，美國資本市場經歷百年歷史，經過不斷的監管與規范，資本市場已發育得相當成熟。據美國資本市場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已接近半強式效率。也就是美國大多數投資者能夠憑借自身的財務知識或是借助財務分析師的幫助和多年投資理財方向的經驗，能夠對企業來自不同方面的收益和收益的可持續性及質量作出理性的評價，并依此作出正確的決策。我國資本市場從建立至今只有短短十余年歷史，雖然得到迅猛發展，但仍處于起步階段，是否達到弱式效率尚有疑問。也就是說，我國中小投資者尚不能自覺分辨公司陳報利潤的來源和質量，而是機械地對其數量作出反應。這樣，上市公司就有可能通過債務重組業務來操縱利潤進而達到操控市場的目的。這樣，如果允許債務重組業務確認收益，勢必會誤導不諳財務知識和報表分析的中小投資者。

　　最后，眾所周知，美國是各類信息系統十分先進的發達國家，便捷的信息系統為其以合理成本取得各類資產公允價值提供了可能，也就為企業債務重組時正確運用公允價值合理區別財產轉讓收益和債務重組收益提供了可能。然而，我國目前各類資產的價格信息系統尚不完備，這為我國企業債務重組時采集公允價值和正確運用公允價值合理區分財產轉讓收益和債務重組收益帶來了困難，并易受主觀判斷的影響。

　　綜上所述，盡管債務重組業務中利用公允價值確認財產轉讓收益和債務重組收益存在信息含量，然而權衡利弊，在我國的債務重組中采用公允價值確認收益的時機并未成熟。因此，新準則中回避了公允價值計量，而代之以轉讓非現金資產的賬面價值計量，并禁止在重組業務中確認收益，而將重組債務的賬面價值同轉讓非現金資產的賬面價值之差額確認為資本公積或營業外支出，這充分體現了準則制定者限制企業利用債務重組操縱利潤，保護中小投資者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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