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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高技術產業集聚及其空間溢出效應研究論文
摘要：文章根據1997年~2010年中國高技術產業的產值數據，計算了分行業的EG指數和Moran指數，以考察中國高技術產業空間集聚的行業特性。研究發現：其一，航空航天器制造業為高度集聚，醫藥類和電子信息類的高技術行業分別為中、低度集聚，這種行業差異主要由政策、技術、資金等多種市場進入壁壘綜合導致；其二，航空航天器制造業布局為負空間自相關，說明高產值區域的集聚經濟效應尚未明顯地向外圍地區擴散，其它高技術行業布局均為正空間自相關，說明高產值區域在空間上呈現彼此鄰近的片狀分布。
關鍵詞：高技術產業；空間集聚；空間自相關；EG指數；Moran指數
一、 引言
本文主要圍繞空間集聚程度以及空間溢出效應等方面來考察中國高技術產業集聚的行業特性以及造成這種行業特性的主要原因。具體地，采用EG指數測度空間集聚程度，以規避傳統指標未充分考慮企業規模、技術溢出等因素的缺陷；采用Moran指數檢驗產業布局的空間自相關性，以彌補傳統指標和EG指數難以體現產業集聚發生地點及其空間關聯性的不足。
二、 中國高技術產業空間集聚的演變態勢
1 指標選取。
目前，用于測度產業空間集聚程度且發展較為成熟的指標為EG指數（Ellison & Glaeser，1997）。假設某一經濟體被劃分為m個區域，在這些區域內分布著行業i的n個企業，則行業i的EG指數（γi）為：
其中，xj為區域j所有行業的總產值（或總就業人數）占全國所有行業的總產值（或總就業人數）的比重，sij為行業i在區域j的總產值（或總就業人數）占該行業全國總產值（或總就業人數）的比重，zik為企業k的產值（或就業人數）占行業i的全國總產值（或總就業人數）的比重，Gi、Hi分別為行業i的空間基尼系數和赫芬達爾指數。此外，γi<0代表行業i的空間布局呈分散化趨勢，γi>0代表行業i的空間布局呈集聚化趨勢。Ellison和Glaeser（1997）還指出，若γi<0。02，行業i為低度集聚；若0。02≤γi<0。05，行業i為中度集聚；若γi>0。05，行業i為高度集聚。參照此標準的建立方法，張明倩（2007）基于中國制造業數據進一步提出了適合于評價國內產業集聚程度的標準：若γi<0。026，行業i為低度集聚；若0。026≤γi<0。098，行業i為中度集聚；若γi>0。098，行業i為高度集聚。由于缺乏單個企業的詳細數據，本文假設屬于同一規模類型的企業具有相同的產值（或就業人數），調整后的赫芬達爾指數為：
其中，sil、sim和sis分別為大、中、小型企業的產值（或就業人數）占行業i的全國總產值（或總就業人數）的比重，nil、nim和nis分別為這三類企業的個數。按照《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的界定，高技術產業包括醫藥制造業、航空航天器制造業、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電子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業、醫療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業等五個行業。本文所涉及區域為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時間跨度為1997年~2010年�？紤]到中國的就業數據會受國有企業勞動力過剩以及地區勞動生產率差異的干擾，本文在計算EG指數時采用產值數據。
2。實證分析。
本文利用《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的當年價總產值，得出分行業的EG指數（見表1）。
從表1看出，其一，五個高技術行業的歷年EG指數均為正，說明它們的空間布局在1997年~2010年都呈現集聚化趨勢。參考張明倩（2007）的標準，航空航天器制造業為高度集聚；醫藥制造業除了2005年的EG指數略高于0。098以外，在其它年份為中度集聚；醫療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業為中度集聚；電子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業除了在1997年~1998年、2000年~2002年為中度集聚以外，在其它年份為低度集聚；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為低度集聚。本文認為，市場進入壁壘通過影響企業的生產決策和區位選擇，能夠對產業布局的地理集中化程度產生影響，故市場進入壁壘高低是解釋行業集聚程度差異的一個重要方面。航空航天器制造業具有高技術、高資金的特點，加之涉及國家安全，其市場準入門檻也較高，若不具有發展基礎就很難進入這一領域。因此，一旦某一（些）區域依托初始優勢成為帶動該行業發展的增長極，這一（些）區域的初始優勢就容易在體制、技術和資金等壁壘的影響下進入“自我加強”的累積循環，從而使行業長期處于“強集聚”狀態。1997年~2010年，陜西、西南（四川、貴州）和東北（黑龍江、遼寧）始終占據中國國防工業體系重要地位，這些區域占全國總產值的平均比重為19。4%、17。5%和22。6%。相反，其它高技術行業的資金、技術、體制性壁壘相對較低，企業進入市場較為容易，從而使各行業呈現一定的“弱集聚”態勢。其二，航空航天器制造業、醫藥制造業的EG指數呈現倒U型變化，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的EG指數呈現U型變化，電子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業、醫療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業的EG指數呈現不規則變化。本文發現，Gi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與γi同方向變化，對γi的變化貢獻度為92。2%①。因此，γi的變化正反映了行業i空間布局非均衡性的變化。以航空航天器制造業為例，在1997年~2004年，東北（黑龍江、遼寧）、陜西、西南（四川、貴州）等重點區域的產值占全國總產值的比重分別由18。6%、17。0%、16。0%上升到23。7%、24。7%、20。2%，從而使γi由0。123 5逐年上升到0。248 8。進入2005年以后，航空航天器制造業的發展戰略逐漸由“以軍為主”向“軍民結合”轉變，飛機制造及修理行業的外資規模不斷擴大，綜合導致產業布局朝著更為多極化的方向演變，形成了“以東北（黑龍江、遼寧）、陜西、西南（四川、貴州）為第一層級，環渤海（北京、天津）、長三角（上海、江蘇）、江西為第二層級”的格局，從而使γi由0。242 9下降到0。187 6。在此復合式格局中，第一層級的競爭優勢主要體現在航空產品的研發和生產上，其中，陜西集聚了西飛、陜飛、西航等重點企業，西南集聚了成飛、成發和貴航等重點企業，東北則集聚了沈飛、哈飛等重點企業；在第二層級中，環渤海，特別是天津濱海新區在組裝大型飛機業務方面具有優勢，長三角，特別是上海在飛機維修業務方面具有優勢，江西在生產直升機方面具有優勢。由此看出，其EG指數在近幾年有所下降不代表航空航天器制造業進入了過度集聚，進而引發空間分散化的階段，而是反映了航空航天器制造業正在形成各具特色的地方專業化，進而有利于區域分工格局的合理演進。
三、 中國高技術產業空間布局的自相關性
1。 指標選取。
目前，用于檢測產業空間自相關性的常見指標為Moran指數。假設某一經濟體被劃分為m個區域，某行業的Moran指數為：
2。 實證分析。
本文利用《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的當年價總產值，構造基于鄰接關系的Queen標準空間權重矩陣，得出分行業的全域Moran指數（見表2）。
從表2看出，航空航天器制造業、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電子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業的Moran指數在大多數年份具有5%或10%的顯著性水平，醫藥制造業、醫療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業的Moran指數具有1%的顯著性水平，說明中國高技術產業布局存在一定的空間自相關。具體而言，航空航天器制造業的Moran指數為負，說明其空間布局為負自相關，具有相反產值規模（分別高于和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區域在空間上鄰近，即高產值區域呈現相互分離的點狀分布。這種空間自相關特征意味著，航空航天器制造業集聚還不具有明顯的空間溢出效應，當前的少數集聚區尚未顯現出強有力的輻射帶動作用。其它高技術行業的Moran指數為正，說明其空間布局為正自相關，具有相似產值規模（同時高于或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區域在空間上鄰近，即高產值區域呈現彼此鄰近的片狀分布。此外，醫療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業、醫藥制造業的Moran指數明顯大于電子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業、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的Moran指數，說明醫藥類行業的區域關聯性相對更強，進而從空間自相關的角度印證了前文關于“醫療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業、醫藥制造業為中度集聚，電子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業、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為低度集聚”的結論。
四、 結論與啟示
本文的主要結論及其啟示可歸納如下：
從產業集聚程度看，航空航天器制造業為高度集聚，醫藥制造業、醫療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業為中度集聚，電子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業、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為低度集聚。這種行業差異是由體制、技術、資金等多種市場進入壁壘綜合導致。航空航天器制造業涉及國防安全，對技術和資金的要求也很高，故市場進入壁壘較高。一旦某一（些）區域依托初始優勢成為帶動該行業發展的增長極，這一（些）區域的初始優勢就容易在高市場進入壁壘影響下進入“自我加強”的累積循環，使行業空間布局呈現高度非均衡性。由于關乎國民健康，加之國內醫藥產品的生產設備大都依賴進口，新藥研發歷時長、風險高、資金需求大，醫藥類高技術行業在政策、技術和資金等方面的市場進入壁壘較高。相反，中國在全球電子信息產業鏈中仍位于組裝加工環節，加之《電子信息產業振興與調整規劃》的落實，電子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業、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的技術和體制性壁壘相對較低，使產業空間布局的非均衡性有所緩解。綜上所述，市場進入壁壘通過影響企業的生產決策和區位選擇，能夠對產業的組織結構和空間布局發揮作用，進而影響產業集聚程度的高低。
從產業布局結構看，航空航天器制造業形成了“以東北（黑龍江、遼寧）、陜西、西南（四川、貴州）為第一層級，環渤海（北京、天津）、長三角（上海、江蘇）、江西為第二層級”的復合式格局，不同區域依托自身優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專業化。第一層級的區域主要在航空產品的研發和生產上具有競爭優勢，第二層級的區域則在大飛機組裝及維修上具有競爭優勢。本文計算發現，這些區域還不具有強勁的輻射帶動作用，航空航天器制造業布局的“中心—外圍”結構仍居于主導地位，產業增長極區域對其周邊區域的擴散效應尚未顯現。相反，其它高技術行業的空間布局表現出顯著的正自相關，說明區域產業關聯模式以“高—高”型和“低—低”型為主，即高產值區域在空間上表現為彼此鄰近的片狀分布，進而表明這些行業的集聚經濟已表現出一定的空間擴散效應。具體而言，東部沿海發達地區依然處于領先地位，西北、西南和東北地區則相對滯后，從而使醫藥類、電子類的高技術行業領域表現出“東強西弱”的發展勢能差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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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梁曉艷，李志剛，湯書昆，趙林捷。我國高技術產業的空間集聚現象研究——基于省際高技術產業產值的空間計量分析。科學學研究，2007，25（3）：453—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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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張明倩。中國產業集聚現象統計模型及應用研究。北京：中國標準出版社，2007。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研究”（項目號：07AJY017）；南開大學文科科研創新基金項目“中國先進制造業發展戰略與創新機制研究”（項目號：NKC0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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