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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礦產資源稅費研究現狀綜述論文
礦產資源對我國經濟發展有著重要影響作用，隨著經濟發展，對礦產資源的需求日益增長，而我國現有的礦產資源儲備總體來說是總數可觀，人均擁有數量卻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近年以來，礦產資源進口的數量不斷增大，對外依賴程度加大。因此，對礦產資源的有效利用開發成為了我們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而礦產稅費制度的合理建立對此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嘗試梳理目前對我國礦產資源稅收制度的研究的情況，尋找我國稅收制度的缺陷，期望對于我國完善礦產資源稅費計價模式有所幫助。
一、 我國資源稅費制度的研究
我國現行的資源稅費計價主要是由一稅四費兩價款以及兩個行政事業型收費[11]組成，目前國內主要爭對資源稅，礦產資源補償費，探礦權價款，采礦權價款進行研究。主要觀點有三種：
第一種觀點：取消補償費和資源稅，代之以權利金。高兵，王麗艷（2006）[1]認為礦產資源補償費和資源稅本質都體現 了國家作為資源所有者的權益，實現了所有者的利益，故可以合并成為一種稅，并且使用國際通行的名稱“權利金”。李鳳，汪安佑（2010）[2]認為由于資源補償費和資源稅本質都是從量計征的，因此都是國家所有權的利益實現形式。與權利金本質相同。譚旭紅等（2006）[3]認為資源稅不屬于礦產資源有償使用范圍，故失去其理論依據和現實基礎，應改為在理論依據上更為合理的權利金。趙文杰（2010）[4]認為資源稅不具備稅收的強制性、固定性和無償性；而資源補償費作為國有資產收益應當納入國家預算，而其實際用途不當，大多用于資源勘查支出，因此并沒有體現礦產資源的國家所有權。因此，資源稅和資源補償費都是名不副實，且二者在稅理上重復，故應將兩者合并成為權利金。這樣可以減少納稅環節，是企業和國家都得到收益。
第二種觀點；將補償費改為權利金，保留資源稅。樊軼俠（2010）[5]認為資源稅的設置目的是調節資源級差收入，而礦產資源補償稅費的設置目的是保證礦產資源所有者的權益，為了避免被誤解為重復征稅，應廢除礦產資源補償費改用國際慣例權利金，資源稅進行保留，并提高資源稅的稅率，以此來促進節約資源，保護環境。陳文東（2006）[6]認為將現有級差地租的成分和絕對地租的成分從資源稅和資源補償稅中剝離出來合并成為權利金，廢除資源補償費，對于資源稅進行重新定位，從原來的級差調節中跳脫，在可持續發展觀念中找到新的定位，著重體現資源開采的外部性成本的補償。歐陽榮啟（2011）[7]提出資源補償費在用途上與礦業權價款出現了沖突，故應廢除，但是礦業權價款在礦業權去的過程中只是部分實現了國家的礦產資源所有者權益另一部分的權益要由資源稅來實現，因此建議保留資源稅。
第三種觀點：保持現有的稅費分離的高珊珊，孫超（2009）[8]認為，按照我國現行的法律條例，資源稅和礦產資源補償費都不屬于亂收費，不應被取消，在相關法律進行修改以前，維持現在的稅費分離更為合適。郭艷紅（2009）[9]認為對采礦權證持有者征收礦產資源補償費，由于其具有絕對地租性質，故可以實現資源的有償開采；而資源稅屬于超額利潤稅，對條件優越礦征收資源稅，可以調節級差收入，有利于礦產資源的優化配置，使采礦者平等競爭。干飛，賈文龍（2007）[10]認為短期內仍會保持稅費并存的制度，因為現存的資源有償使用制度規定了資源開采過程中的利益博弈的規則，同時也制約了其發展演化。汪峰（2007）[11]認為資源稅和補償費的性質、歸屬和作用各不相同，各自改革的方向也不相同，兩者不可偏廢。在準確定義兩者的屬性的基礎上，發揮其應有的功能。
二、 我國稅制中存在的問題研究
現行的礦產資源稅費制度有許多不足。主要爭對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資源稅無法體現調節級差收益的最初目的。資源稅自1994年起實行從量征收，意味著不論企業盈虧一律征收，偏離了“調節級差收入”的初衷（李安東，2011）[12]。現行的從量計稅依據與資源儲量、回采率、資源價格等指標不相關，容易使企業在資源開采過程中“采富棄貧”，造成大量積壓和浪費（張彥平等，2008）[13]。另外，稅額大小不能隨著資源價格的漲落而發生變化，無法反映資源的真正價值，稅幅差只有幾十元，不足以反映不同地區的礦產資源的級差收入（殷愛貞，李林芳，2011）[14]。
第二、礦產資源補償費沒有體現其絕對地租的含義。礦產資源補償稅費使用從價計征，不能完全體現所有者財產權益，公式中的回采率也形同虛設（鹿愛莉，2010）[15]。而補償費的比率整體偏低，僅為1。18%，遠低于國際平均水平。十年來，礦產品價格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補償費率始終未曾發生變化，造成補償費的征收與資源儲備消耗水平、資源利用率水平嚴重脫鉤（宋金華，謝一鳴，2010）[16]。蒲志忠（2008）[17]列舉實際數據來證明了即使將資源稅和資源補償費礦業權有償使用收益都算作礦產
資源所有者權益，現行稅費水平都遠不能實現國家資源所有者權益。
第三、現行礦產資源稅費利益關系換亂，理論依據模糊，稅費性質不清晰（馬長海，劉夢巖，2010）[18]。資源稅立稅的理論依據與資源補償稅相重復，并認為資源稅是國家財產性收益，混淆了國家憑借政治權利征稅，憑借財產權利收取資產收益“費”的界限（張應紅，2001）[19]。趙文杰（2010）[4]認為自1994年稅改把資源稅征收范圍擴大到所有礦種，實行普遍征收。這樣，資源稅不只是單純的體現級差收入，而是根據資源所有權取得補償收入。這樣，資源稅的性質發生改變，從原來的單純的級差收入性質變為了具有“資源補償費”性質，與資源補償費在性質和設置目的上趨向于一致，造成稅收的重復。
第四、現行的稅費體制難以解決資源開發補償問題。礦產資源勘探開發過程中，對環境多少都會產生負面影響。政府應當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利用稅收政策保護環境，控制污染（殷愛貞，李林芳，2011）[14]。雖然我國已提出建立并完善有償使用自然資源以及恢復環境的經濟補償機制，但實際操作中往往難以實現。我們需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補償制度體系。（蔣健明，2007）[20]。資源是當代人與后代人是資源的共同所有者，當代人對資源的開采量超過當代人應擁有的份額時應對后代人進行補償（蒲志仲，2010）[21]。
三、改進方法研究
針對現行礦產資源稅費制度中的不足之處，許多學者進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不少改進方案。
（一）、對于現有礦產資源稅費制度進行部分改善的研究
張彥平等（2008）[13]認為應對資源稅的計稅依據進行改革，由原來的按銷售數量或自用量計征改為按照生產數量計征，使開采企業為所開采的所有資源付出代價。許大純（2010）[22]認為對于資源稅上應當由從量征收轉變為從價征收；資源補償稅費上，應適當提高費率并建立礦產資源補償費浮動利率制度。劉次邦，王黎（2010）[23]認為資源稅的計稅依據采用從價計征與從量計征的復合計征法，即對于銷售的礦產從價征收，而對于自用的礦產品采用從量征收。這樣解決了對開采而未銷售或已經開采而未使用的資源缺乏依據無法征稅的問題，也使得稅費可以和市場價格掛鉤。
（二）、對于礦產資源稅費整體進行改革的研究
裘燕燕等（2007）[24]從有償使用制度體系的整體框架出發，對現有的礦產資源有償使用整體體系提出了三套解決方案。蔣健明（2007）[20]建議建立以權利金制度為主體，結合生態保證制度、資源耗竭補償制度的礦產資源稅費制度。促進合理開采和保護環境。晁坤（2012）[25]認為整體性的重建資源稅制度才是最好的方法，他主張建立以權利金為基礎涵蓋優質資源出讓金和礦業權租金的有償使用制度，并設計了兩種過渡性的改革方案幫助新制度“軟著陸”。
目前我國現行的礦產資源制度確實有很多不足之處，理論依據混亂，計稅依據不合理，稅率過低，未能發揮調節級差收益。而我們的學者針對這些情況研究了不少改善方案，有的提出局部的改善建議，有的則主張重新建立資源稅費計價體系。而筆者認為局部的改進只是暫時的，過渡性的。長遠來說，重新建立稅費計價體系會更有利于國家和企業。國外在這方面有著豐富的經驗和理論，我們可以通過學習外國先進的經驗，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制定出一套符合我國國情，具有可行性的稅基計價模式。同時，要注意結合增值稅和所得稅，避免給企業造成過多的稅收負擔，降低企業的競爭力。
參考文獻：
[1]高兵，王麗艷。礦產資源的稅費制度初探[J]。資源與產業，2006（8）：107—108
[2]李鳳，汪安佑。資源開發的經濟補償機制研究[J]。中國礦業，2010（2）：22—25
[3]譚旭紅，譚明軍，劉德路。關于我國礦場資源稅費體系改革的思考[J]。煤炭經濟研究，2006（6）：34—36
[4]趙文杰。論我國礦產資源稅費制度的改革[J]。集體經濟，2010（9）：89—90
[5]樊軼俠。對我國礦產資源課稅制度改革的建議[J]。涉外稅務，2010（11）：13—16
[6]陳文東。論礦產資源稅費改革[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06（4）：11—16
[7]歐陽榮啟。我國礦產資源稅費制度研究及政策建設[J]。現代經濟信息，2011（1）：9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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