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面對學術評價現實的改進嘗試教育論文

試析面對學術評價現實的改進嘗試教育論文

　　論文摘要：一段時間以來，我國高校管理中的“學術研究評價問題”，一直是輿論研究的熱點。最近，教育部下發了《關于進一步改進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意見》，要求各高校要進一步改進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評價，反對各種簡單化的科研排名，維護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嚴肅性。本刊積極推動高校管理中的“學術研究評價”尤其是對于“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改進，試從理論與現實關照的層面，組織國內對此專題有一定研究成果的知名學者開展筆談，力求從學術研究者、高校教師、學術期刊編者3個不同的視角，探索改進“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理論與實踐路徑，希望能引起大家的共鳴，也歡迎不同意見在這里交鋒。

　　論文關鍵詞：學術評價；CSSCI來源期刊目錄；期刊評價

　　2012年1月，南京大學社科研究評價中心將新版2012—2013年“CSSCI來源期刊目錄”在該中心網站予以公示，同時還發表了《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指導委員會第九次會議紀要》（以下簡稱《紀要》），該紀要闡明了本次來源期刊評選的原則、辦法及今后改進的方向。如同每一次來源期刊的公布一樣，此次新版來源期刊的公示，也已引起了社科學術期刊界的關注。當然，期刊界首先關注的是新版來源期刊目錄的變化，即哪些期刊入選了，排名如何，又有哪些期刊落選了，結果自然是幾家歡喜幾家愁。但在筆者看來，更值得關注和討論的應該是此次源刊評選中遵循的原則和在該原則指導下的新做法以及今后可能出現的新動向，因為規則、程序和方法與評選結果的科學與公正直接相關。

　　我們知道，在近年來關于學術評價的熱議中，來源期刊與核心期刊始終是焦點，對此可謂眾說紛紜，嚴厲批評者有之，正面肯定者亦有之。“總的來說，國內有關‘核心期刊’爭論的文章逐年增多，顯示出學術界諸多學者、期刊編輯對核心期刊在中國的發展及其功能拓展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剖析，對核心期刊的功能以及加強我國學術評價的科學性、合理性、公正性，提出了許多建設性意見。”但是，“以上的爭論和論述大多是從不同的立場、觀點和角度出發，對核心期刊社會應用方面的描述和分析”，故爭來爭去，頗不得要領，而從評選的原則出發，有可能為站在不同立場均不免感情用事而呈現出紛亂的爭論從源頭上作一清理。當然，要對CSSCI來源期刊或核心期刊評選原則作一全面分析和評價不是本文這樣一篇筆談性質的短文所能解決的問題，本文僅以《紀要》所闡述的2012—2013年CSSCI來源期刊的評選原則為個案，作一簡單分析。

　　一

　　在作具體分析之前，有必要先討論CSSCI來源期刊及CSSCI評價數據庫在學術評價現實中實際所起的作用和面臨的問題，從而方可看出新的原則或做法是否具有針對性和改進意義。

　　盡管“CSSCI來源期刊目錄”的制作者從來都不認為其工作的首要目的是期刊質量評價：“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hineseSocialSciencesCitationIndex）是由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開發研制的引文數據庫，用來檢索中文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論文收錄和被引用情況。”[注：參見《“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簡介》，南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http://cssci.nju.edu.cn/。在該篇簡介中，列舉了CSSCI的多項功能，但與評價直接相關的只限于“提供多種定量數據”。]從理論上來說，其主要目的也的確不在評價而在于為學術研究提供索引工具，評選來源期刊只是其工作的第一道程序，但既然評選了期刊，這個來源期刊目錄也就間接地具有了評價功能，而這個功能在期刊評價實踐中已遠超過了它理論上的主要功能。無論原因如何這是個不爭的事實，不容回避。因此，入選“來源期刊”并盡可能排名靠前，遂成為能為期刊帶來實際利益的現實目標。學術期刊界乃至學術界直接將這一作用形象地概括為“指揮棒”，似乎不無道理。

　　“來源期刊”的另一個作用是成為學術評價的基本標準或準入標準，筆者稱之為“門檻”。一個最新的典型例子是，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于2011年底發布了《國家社科基金重點資助期刊第一批（試點）申報公告》，宣布首批將資助80種期刊，同時，也規定了申報期刊必須符合的一系列頗為嚴格的條件，其中硬性的條件就是：“同時入選《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2010—2011年）來源期刊目錄》（南京大學）、《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2008年版）》（北京大學）和《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要覽（2008年版）》（中國社科院）”。這是國家社科基金首次直接惠及社科期刊，對社科期刊來說，這樣的資助并非純經濟意義，入選還意味著獲得官方首肯，其意義更為重要。此次評選雖不屬評獎，但重要性更甚于評獎，因此，申報必定踴躍，而設定這樣的基本標準或“門檻”的好處是可以大大節約評選成本。

　　對于來源期刊的“指揮棒”作用，學術界和期刊界的評價基本是負面的；而其在評選中的“門檻”作用在筆者看來是有意義的，但學術界和期刊界對此也存在頗多非議。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兩方面的原因：其一，“來源期刊”評選中存在的問題；其二，管理部門和學術界缺乏對“來源期刊”的正確理解而導致的錯誤使用。因此，“來源期刊”制作者所面臨的緊迫問題在于：

　　第一，如何克服自身的問題。這里說的是主觀以外的問題。

　　首先是如何科學合理地對期刊進行分類。由于評價機構主要由文獻情報學的專家組成，他們無力對各學科進行內容評價，只能靠采集期刊的外在形式數據進行評價，數據采集與處理的合理與否就成為關鍵。目前，CSSCI來源期刊是按一級學科進行分類，同時將無法按學科分類的綜合性期刊和綜合性高校學報各列為單獨的一類。既有研究已清楚表明，不同學科甚至同一一級學科下的二級學科之間因引文習慣不同而導致的引文數據差別多至數倍乃至十多倍，看似同類期刊，由于學科側重點不同，數據差別未見得就是影響力或者質量差別。因此，數據精確到小數點后4位以上的排序，卻未必公正。

　　其次是如何做好動態調整。所謂動態調整就是每過一定的周期（2年）重新評選和發布一次新版時，來源期刊有出有進，位次也有變化，對各學科類別期刊的分配數也會有調整。作為連續出版物的期刊，始終處于動態變化之中，這一變化又與主辦者和學術環境的變化有關，故周期性調整源刊和發布數據是必需的。但這樣的動態發布使大多期刊不敢掉以輕心，來源期刊評選對期刊的“指揮棒”作用被不斷強化。因此，確立科學、合理和公開的調整原則對于淡化“指揮棒”作用，不干擾期刊的正常運作和出版就顯得十分重要。

　　再次是如何處理好來源期刊目錄與評價數據庫的關系。評選“來源期刊”并不是CSSCI的終極目的，而只是CSSCI數據庫制作的基礎，這個數據源一旦確定，未來兩年CSSCI的各種數據將采自這些期刊，故數據庫的制作才是其最終目的。“來源期刊”由于能生成一個反映期刊最新動態的數據庫，遂為進一步的評價提供了基礎，而且對學術研究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學術評價現實中，來源期刊目錄早已喧賓奪主，其“指揮棒”和“門檻”作用可謂被發揮得淋漓盡致，而數據庫卻成為被遺忘的寶藏。人們只知有期刊榜而不知或不用數據庫已成了令CSSCI最為尷尬的現象。

　　最后是如何杜絕數據造假。數據造假現象與“來源期刊”的評選及使用方法直接相關。由于只看重數據支撐的排行榜而忽略了數據本身的真實含義，這就給數據造假提供了無限的誘惑和廣闊的空間。造假的方法可謂五花八門，主要有二：一是期刊間的“有意識的定向引用”；二是同單位學者間的“互惠引用”，目的只有一個：擠進榜單并盡可能排前。如果放任這種行為，公正自然不復存在。

　　第二，如何糾正人們對“來源期刊”的誤解和誤用。解決這個問題并不那么簡單和容易，因為過去這樣的誤解和誤用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源于評價機構的有意誤導，畢竟手握“指揮棒”的感覺還是很好的，所以還需要評價機構從自身做起。

　　二

　　在明白了CSSCI來源期刊評選和運用中面臨的具體問題后，我們再來看《紀要》所闡述的“來源期刊遴選的四項原則，即分類評價原則、動態原則、定性和定量相結合原則、公平公開和公正原則”。如果抽象地看這四原則，并沒有新鮮的東西，但此次評選對這四原則的認識和解釋以及落實原則的方法還是透出了新意。以下逐一分析。

　　首先，關于分類評價原則。《紀要》重申“期刊的科學、合理分類是做好來源期刊遴選工作的基礎”。那么，如何進行分類呢？《紀要》明確了“以論文內容來確定期刊學科的歸類方法”。這一具體方法的提出，使科學分類的原則有了一條貫徹的路徑。盡管從CSSCI來源期刊第一版開始就實行了分類的原則，但如何分類外人卻不得而知。若憑直覺判斷，似乎更多是從刊名入手，比如上海財經大學有兩份刊物入選，《財經研究》被歸入“經濟類”，而《上海財經大學學報》則被歸入“綜合性學報”類。其實，從刊載的論文來看，這兩個刊物并沒有類別上的重大差別，前者固然專門刊載經濟研究論文，而后者也以刊載經濟研究論文為主。本次評選由于明確了“以論文內容來確定期刊學科的歸類方法”，《上海財經大學學報》遂被歸入“經濟類”，這樣的歸類顯然更符合同類才有比較價值的原理。如前所述，即使同一一級學科下不同的二級學科在引文數據上也有著重大差異，因此，在一級學科下，如果單純依據引文數據選刊和排序顯然對某些二級學科期刊有利或不利，造成了某些具有較多二級學科專業期刊的期刊類別明顯有失偏頗，比如前幾版“語言類”期刊就出現了這樣的典型癥狀。此次對語言類期刊采取了在二級學科基礎上的分組，就較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 當然，期刊分類問題遠不止這些，綜合期刊（包括綜合性學報）的分類問題就更為棘手。由于綜合性期刊大多學科門類齊全，無法整體歸入某一學科類別，似乎現在這樣單獨列類很科學，實則不然，門類齊全即意味著沒有一個清晰的邊界，隨意性極強，更易受“指揮棒”的導引，或者說更易迎合“指揮棒”的偏好。本著趨利避害的原則，“冷僻學科的論文，較少帶來引文率，因而容易遭遇期刊的冷眼，而經濟學、管理學因其熱門，容易獲得關注，引用率高，因此在學術期刊出版中顯著地占據優勢地位，這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學術期刊的發展生態，干擾了學術研究的正常發展”[注：葉繼元、袁曦臨：《引文數據庫來源期刊（核心期刊）評選的得失與出路》，《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事實上，在來源期刊位居前列的綜合性期刊（學報）中，偏經濟管理學科的不在少數。正因為如此，與CSSCI相仿的臺灣TSSCI將綜合性大學學報一概排除在來源期刊之外。但是，由于歷史和體制的原因，綜合性期刊在我國大陸學術期刊中三分天下有其二，CSSCI是無法將其舍棄的。因此，如何將“以論文內容來確定期刊學科的歸類方法”落實到綜合性期刊，還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可以肯定的是，并非無法解決，按學科分解綜合性期刊所刊載的論文，將其分別歸入各自的學科類別就是一個可以嘗試的方案。

　　其次，關于動態調整的原則。《紀要》強調：“來源期刊定期實行動態調整的必要性，堅持科學、合理地確定CSSCI來源期刊數量，決定今后將根據教育部‘繁榮計劃’中關于‘推動學術期刊專業化’的要求，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根據學術期刊總量和活躍學術人口的增減狀況，對各學科來源期刊的數量，按照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總量20%的比例進行動態調整，并逐步增加專業學術文獻的收錄量，增強CSSCI學科覆蓋的完整性。”這里透露了兩個信息：第一，來源期刊的數量不僅將根據期刊總量，而且要結合各學科活躍學術人口的數量進行調整，這樣可以處理好各學科間的平衡；第二，將逐步增加專業期刊的比例，這將推動綜合性期刊的專業化轉型。

　　再次，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原則。在定量評價近年來遭到各種批評之后，著名的專業評價機構都接受了定量評價須與定性評價相結合的原則，《紀要》就表示要“進一步完善以定量數據為基礎、同行專家評價為重要補充的評價機制”。但怎樣結合才能達到科學和合理的效果，卻鮮有得到公認的成功范例。其原因比較復雜，主要原因之一是定性專家與定量專家定位不清、分工不明、目的含糊，成效不彰也就在所難免了。限于篇幅，本文不展開討論，僅就此次CSSCI來源期刊評選中的“兩結合”作一簡單分析。此次評選的確采取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措施：比如CSSCI在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支持下增加了多位知名學科專家參加指導委員會的工作；再如“中心采取了設立網上評審專家平臺、互聯網征集同行專家意見、語言學網上專家評審試點等措施，積極聽取同行專家包括大批中青年專家學者的意見，努力避免期刊遴選的重大遺漏或選擇不當”。由于將定性評價的作用限定在“避免重大遺漏或選擇不當”，相對說來，定性評價的作用就比較容易顯現，特別是對于定性專家理當熟悉的專業期刊，由于學科專家的積極參與，重大遺漏或選擇不當的情況當不致發生。這樣的定性評價作用雖然有限，但目的、定位和分工卻是明確的，因此有積極意義。可惜此次評選只在個別學科采取了這樣的方法，好在《紀要》已表示，“今后將在繼續試點的基礎上，在多個學科逐步推進專家評審工作”。

　　最后，關于公平、公正和公開的原則。對于主要依據數據來確定來源期刊的CSSCI來說，“三公”的關鍵是數據公開，只有公開了數據，一切人為的干擾，特別是數據造假，才就難有藏身之處，才能有公平和公正可言。由于CSSCI的數據十分龐大，即使全面及時地公開所有數據[注：數據公開的第一步是基礎引文數據的開放查詢，這一點CSSCI已經實現，期刊可以通過引文數據庫檢索期刊的被引用情況和計算影響因子，因此，所謂評價中心有意“照顧”某些期刊的情況是不大可能發生的。]，一般人要讀懂它們也殊為不易，既要具有一定的文獻情報學專業知識，還要花費大量時間，因此，數據公布的方式十分重要，直接關系到“三公”原則能否真正落實。《紀要》表示，“中心將在CSSCI引文數據開放查詢的基礎上，積極探索CSSCI統計數據的定期發布形式，完善CSSCI統計數據在學術研究、期刊評價等方面的基礎作用。”我們在CSSCI的網頁上已可以看到比來源期刊排行更有參考意義的某些統計數據，新版來源期刊目錄公示時則“在綜合社科和高校學報兩個大類增加了多指標排序的發布形式”。所謂“多指標排序”，即除了原始數據排序外，還對容易產生人為干擾的指標(如機構自引、集中引用等）予以修正后重新排序，這樣，從多指標排序的差異中可以比較容易地發現哪些期刊在這些指標上出現了“異常”（當然僅憑位次差異就斷言某刊造假是不科學的，還需要對差異數據作具體分析）。這樣的嘗試雖不能解決所有因人為干擾和數據造假而產生的不公，但對干擾和造假者無疑是個震懾，因為《紀要》還表示：“對涉嫌違規的來源期刊要在發現并核實后立即停止收錄”。

　　三

　　以上我們討論了2012—2013年CSSCI來源期刊評選時，南京大學社科研究評價中心及其指導委員會對評選原則的新解釋以及在此次評選中的具體運用。總的說來，從中可以看到，他們已意識到了CSSCI所必須面對的問題，在聽取了各方意見和建議后，積極采取措施予以應對，從這個角度來說，新版來源期刊目錄還是有所進步的，盡管在許多方面進步還僅僅是開始。

　　《紀要》還有一個重要內容，即提出了CSSCI今后改進的方向，其中有幾點值得關注。

　　首先，《紀要》表示，“在條件成熟時進行CSSCI數據的定期發布，努力探索數據及其發布方式的多元化。”如前所述，能否及時發布以及如何發布CSSCI評價數據直接關系到公平、公正和公開的問題，如何能讓公眾特別是管理部門從對排行榜的熱衷轉移到對具體數據及其背后所喻示的學術研究進展情況的興趣和理解，將是CSSCI制作者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

　　其次，《紀要》承諾，繼續執行有關“不收錄‘一刊兩版（多版）’等不符合出版管理規范期刊”的規定，對涉嫌違規的來源期刊要在發現并核實后立即停止收錄。希望中心對期刊學術規范尤其是期刊引證規律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確保引文數據的客觀性和可靠性。量化評價的優勢在于其“客觀性”，數據的真實性可以說是CSSCI的立身、立命之本，沒有杜絕數據造假的過硬措施，CSSCI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條件，因此，如何通過評選方法的改進來達到杜絕數據造假的效果，將是對CSSCI數據庫制作者智慧的考驗。

　　最后，《紀要》表示，“要大力宣傳教育部《關于進一步改進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意見》，倡議高校科研管理部門科學對待和合理使用CSSCI，加強CSSCI的功能及其來源期刊遴選規則的宣傳和解釋，努力化解學術界對引文評價及CSSCI的誤解，創造有利于CSSCI健康發展的良好氛圍，同時積極引導學術期刊向更加規范、更高質量的方向發展。”造成過去對CSSCI誤讀、誤用的原因當然不能全部歸結為CSSCI自身，但CSSCI制作者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筆者看來，宣傳和解釋固然重要，但加強對CSSCI在學術評價方面適用性的研究也許更為重要。不同的學科，比如人文領域的傳統學科和社會科學諸學科，CSSCI用于評價時的適用程度可以說是完全不同的，闡明CSSCI在不同學科評價中的不同作用，特別是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應，更是消除對CSSCI誤讀、誤用必不可少的措施。

　　希望CSSCI制作者真的能采取有效措施對各種誤解予以“化解”，高校領導及各級管理者能理性看待、正確應用“CSSCI”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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