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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兩地創新轉型的差異論文
一、蘇浙創新轉型差異因素影響
區域創新和經濟轉型的因素復雜，既與自然經濟基礎有關，又與社會因素緊密相連。造成蘇浙創新轉型差異，主要與兩省的經濟基礎、引導、創新平臺、R&D投入、人才資源等有關。此外，企業行為、市場、金融等要素也影響到區域的創新轉型。
（一）經濟基礎改革開放以后，江蘇的鄉鎮企業和浙江的民營企業快速崛起，培養了具有地域標識的經濟發展模式即“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形成兩種不同類型的區域發展路徑，為兩省經濟快速發展提供了動力源泉。兩種模式都建立在工業經濟載體之上。江蘇原有的集體經濟實力雄厚，工業企業規模較大；而浙江工業基礎相對薄弱，經濟發展主要依托民間力量成長起來的中小企業。從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量來看，浙江企業數量明顯多于江蘇，但規模較小，總產值僅為江蘇的50%左右；從大型企業數量來看，江蘇遠多于浙江，且單個企業產值較高，平均產值接近浙江的2倍。可以看出，江蘇以規模大型工業為主，浙江則是規模中小企業為主，規模企業實力江蘇優于浙江。此外，外資在兩省工業企業發展中的作用相差較大，江蘇外資工業企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近40%，是我國引進外資最多的省份，而浙江外資工業產值僅為總產值的10%左右。企業的技術創新和轉型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對資金缺乏、融資困難的中小企業來說，投入創新和轉型發展的資金非常有限，而大企業則可以利用規模優勢，投入資金進行研發。在我國研發投資主體依托企業的背景下，企業實力是推動創新轉型的最重要的動力。因而，規模工業實力差異決定了企業研發投資的差異，決定了創新能力的差距，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浙江中小企業面臨困境更為明顯，也體現出經濟基礎的影響。
（二）引導從2000年到2010年底，為引導區域研發創新，江蘇省和相關部門共出臺政策多達110項。既有省域層面的宏觀指導政策，又有微觀層面的資金扶持政策、稅收優惠政策、中介平臺建設政策和人才政策等。此外，宏觀政策得到了地市積極響應，執行高效。如無錫等市實施的“一把手抓科技創新”政策，昆山把科技創新指標納入各部門和區縣黨政班子政績的考核體系等；各級通力合作、齊頭并進，共同推進區域創新和轉型發展。與江蘇相比，浙江省主要是著力完善市場功能，幫扶企業發展。同時，為推進轉型，浙江也出臺了系列政策，并根據浙江企業特點，制定了有利于中小企業發展的經濟、金融、稅收、管理等政策。但是浙江99%的企業屬于“散、小、活”的中小民營企業，的驅動對企業的影響并不顯著；由于缺乏創新，危機之后中小企業發展舉步維艱。可以看出，在引導區域轉型方面，江蘇政策的系統性和執行力均取得顯著成果，使得區域創新轉型能夠在的科學引導下有序發展。由于浙江經濟發展主要依托民間力量，主要以看不見的手在輔助區域發展，導致政策在轉型早期引導性不強，執行力也會受到影響。因此，江蘇的頂層設計對區域轉型發展有一定優勢。
（三）創新平臺創新是轉型的動力，創新平臺構建可以形成協同發展優勢，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江蘇通過建立企業院士工作站、“產學研聯盟”、“校企聯盟”等協同創新平臺，實現高端智力團隊服務于企業創新，加速科技成果轉化和人才培養，增強企業的技術水平（趙敏等，2012）。截至2010年底，全省共有各類研發機構6300個，從事科技活動人員68萬人；兩院院士87人，人數僅次于北京和上海。本土大中型工業企業建有研發機構比例達70%（張曉峰等，2012）。同時，江蘇企業與國內950多家高校院所建立的穩定的合作關系，建設省級以上產學研合作載體1000多個，“校企聯盟”5000多個，通過技術和智力輸入，幫助企業改進技術，共同推動科技創新和經濟社會發展。為推進技術創新，浙江也采取了多種途徑。2003年提出“引進大院名校，共建創新載體”的戰略，目前已引進和共建530家各類創新載體，總投資達到61.29億元。2004年開始在企業和地市建立院士工作站，推動院士專家及其研發團隊與企業開展實質性合作。截至2011年底，浙江已建站164家，其中省級站26家，共引進院士144名，其中省外院士128名，外籍院士2名。此外，還通過校企合作等途徑，增強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由于企業規模等差異，導致江蘇創新平臺利用績效優于浙江。江蘇創新平臺能夠有效凝聚政產學研，形成互利合作和協同創新格局；而浙江的中小企業，在資金、市場環境、企業家行為等因素影響下，創新平臺的綜合效益并未得到全面激發。
（四）R&D經費投入無論是總規模、人均支出還是占GDP的比重，江蘇投入均高于浙江。高投入帶來高產出，推進了江蘇科技創新，加速了區域發展轉型，使得江蘇省在工業轉型、企業創新等具有優勢。同時，研發資金來源中，規模企業投入多，對江蘇來說，規模企業優勢則有效保障了研發投入的增長。
（五）人力資源與科研產出人力資源和科研產出也影響到兩省的創新轉型。從規模上看，江蘇常住人口達到7898.8萬人，比浙江多2435.8萬人。從質量上看，江蘇每萬人口中在校大學生數一直低于江蘇。此外，江蘇大中型企業和高校從事研發人員的規模也多于浙江，使得企業和高校的科研產出明顯高于浙江。通過2001年到2011年的兩省申請受理的發明專利數量來看，2005年之前，兩省之間差距較小，2006年之后，江蘇發明專利的受理數量呈現快速增長，2011年底江蘇發明的申請專利受理數是浙江的3.4倍。因此，江蘇的創新轉型的軟環境要明顯優于浙江。
二、蘇浙轉型啟示
通過上述分析，發現江蘇與浙江在區域經濟轉型升級上存在一定差異，尤其是在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方面。產生這種結果，既與的驅動有關，又與區域的整體經濟社會背景等緊密相連。
（一）在轉型發展中作用重大江蘇主要運用“扶持之手”和“看不見的手”積極推動經濟轉型，而浙江則更多是采用“看不見的手”，發揮市場職能促動經濟轉型。從經濟轉型結果來看，江蘇取得的效果更加明顯，充分反映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過程中，體制機制、現代企業制度、市場運行等不夠完善，在區域經濟轉型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現階段我國推進“創新驅動、轉型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時由于技術成果應用的公共性，財政投入也非常重要。然而，經濟轉型的實質是“經濟自由化”到“去化”的過程，從長遠發展來看，必須放棄經濟干預，以“看不見的手”服務經濟發展，激發市場的生機和活力。
（二）市場因素決定轉型主體合作關系在經濟轉型發展中，、企業和科研機構等是推動經濟轉型的重要主體，即引導、企業主導和科研機構等參與模式。在不同主體參加轉型過程中，利益共享是驅動合作的重要動力，尤以企業和科研機構等表現明顯。兩省的-企業-科研機構之間平臺基本相似，如院士工作站、產學研聯盟等。從分析可以看出，許多措施浙江走在江蘇前面，但企業的贏利模式決定了企業選擇，浙江的中小民營企業更加注重當下利益，參與轉型的熱情不高，致使科研機構等中介組織參與轉型緩慢；而江蘇大型企業居多，更加注重企業的長遠發展，在政策的強力推動下，企業與科研機構等合作轉型，效果更好。因而，在各主體的利益博弈過程中，江蘇的、企業和科研機構等在驅動轉型過程中取得的效果比較好。
（三）企業規模對轉型升級影響深遠規模經濟對轉型的優勢明顯，浙江以中小企業為主，而江蘇以大型工業企業為主，在創新轉型中江蘇省優勢更為明顯；這與熊彼特的創新理論相一致，大企業要比中小企業更具有創新能力，企業做大了才更有利于創新（Schumpeter，1934）。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浙江的民營企業倒閉較多，主要因素是企業的產品市場、技術水平直接決定了企業命運，在沒有技術創新和資本支撐下，倒閉是企業發展的必然結果。因此，在人才和資本限制的情況下，中小企業的技術創新難度更大，“無形之手”和“扶持之手”的綜合實施將對區域經濟轉型發展至關重要，尤其是在危機之后，必須給予中小企業政策、資金和技術等方面的扶持。
（四）企業內外科研機構對區域發展轉型的貢獻差異巨大目前，從兩省的數據來看，企業的轉型升級主要依托企業自身的研發創新，而企業外部科研機構的創新支持相對較小，縣級以上部門科研機構的研究經費投入遠大于專利轉化的合同金額，凸顯外部科研機構的研發成果與企業實際需求之間的巨大差異。因此，要提升科研成果的產業轉化率，必須發揮市場優選機制，形成良好的產學研機制和平臺，促使外部科研機構與企業的深度融合，這既是驅動經濟轉型的重要動力，又是當前和未來必須突破的重要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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