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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意象派的出現和濟慈研文學論文
摘要：擬通過對中、英文學翻譯史上龐德英譯漢語詩和日本“能樂劇”在“意象主義”運動發生過程中的作用，及濟慈作品和關學思想研究中的兩例的分析，從一個側面剖析翻譯文學的價值，即其在國別(民族)文學發展史和外國文學批評史中的價值。
關鍵詞：龐德；國別(民族)文學發展；濟慈；外國文學批評；翻譯文學的價值
翻譯文學作為一種存在于“外國文學與國別(民族)文學之間”的文學存在方式，其價值長期以來未受到足夠的重視。隨著譯介研究的深入，施蟄存先生率先于八十年代末指出了譯作的獨特地位，“最初有人懷疑：翻譯作品也是中國近代文學嗎?當然不是。但我們考慮的是：外國文學的輸人與我國近代文學的發展有密切的關系。保存一點外國文學如何輸入的紀錄，也許更容易透視近代文學發展的軌跡。”但是目前國內對翻譯文學的功用及價值認識仍停滯在只研究譯作本身，遠未系統化、科學化。本文擬通過對中、英文學翻譯史上龐德英譯漢語詩和日本“能樂劇”(Notheatre)，從而直接導致了意象主義運動的發生及濟慈作品和美學思想研究中的兩例的分析，從一個側面剖析翻譯文學的價值，即其在國別(民族)文學發展史和外國文學批評史中的價值問題。
一從龐德研究中的一例看翻譯文學在國別(民族)文學發展史中的價值
龐德是現代派大師，同時也是二十世紀詩歌重要流派“意象派”的領軍人物。這位才華橫溢的現代派大師還是東方詩歌的崇拜者。他的代表作之一《華夏集》(Cathay)中便收錄了他對“從詩300篇、漢樂府到盛唐前后的[17首]中國古典詩歌，”的翻譯與模仿之作；“意象派”代表作《地鐵車站》(InaStationoftheMetro)便是他通過翻譯日本“能樂劇”從而掌握了日本俳句式(haiku)，進而創作出的一首模仿日本俳句式的意象主義詩歌。
“龐德不懂漢語，而且對中國文化的底蘊也知之甚少”，他翻譯所依據的是旅居日本多年研修中國和日本文化的著名東方學者ErnestFenollosa的遺稿。依據這些英文“二手資料”，他進行了類似中國近代著名翻譯家林紓所進行的改譯工作。在這一過程中他對中國古典詩歌進行了“創造性叛逆”，雖在起初受到過諸多非議，但是也就是在這一翻譯過程中他創造出了一種新的濤體——自由體。之后這一詩體風靡一時，為之后的許多詩人和譯者采用。這種新的詩體在很大程度上引領了新的詩風，為他創作鴻篇巨制《詩章》(Cantos)鋪平了道路。
同時，也正是他在對Fenollosa研究東方詩歌及文化的遺稿進行研究和改譯中國古典詩歌的過程中，發現了與西方傳統詩歌大相徑庭的詩歌創作樣式，從而直接導致了意象主義詩歌運動的發生。一方面他發現Fenollosa“對中國象形文字及詩歌創作的分析就是自己正在探索的、通過意象疊加和排列組成意象系列的審美追求。”同時，他又發現日本的“能樂戲劇”蘊含著西方尚未采用的、新的詩歌創作能量，并開始翻譯“能樂劇”。正是在改譯日本詩歌的過程中，他發現俳句式的意象以“排比”與“疊加”的方式“組成了一幅‘單意象’畫面，”成為了其之后轉為領導“旋渦派”(Vorticism)的催化劑。而龐德在創作日后成為意象派代表作的《地鐵車站》一詩時便采用了日本俳句式的這種獨特的聯想與意象疊加方式。
另一方面，根據Fenollosa的譯稿，龐德“翻譯”其中的大量中國古典詩歌，收錄于《華夏集》。此處，翻譯文學又一次發揮了作用：首先，這樣的翻譯創造了新的自由體詩，影響了之后的英美詩歌走向；其次，他這些“改譯”的東方詩歌直接成為了英語詩歌發展史上的里程碑。如其中根據李白的《長干行》和《玉階怨》譯出的“河上商賈之妻：一封家書”(TheRiver—Merchant’SWire：ALetter)和“寶石階梯的苦情”(TheJewelStair’SGrievances)。正如艾略特所說，龐德的這些譯作“將被視為‘20世紀濤歌的杰出作品’，而非某種‘譯詩’龐德以其傳神的翻譯大大豐富了現代英語詩歌的寶庫。”我們完全有理由這樣說，作為英美文學重要流派的意象派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翻譯文學，沒有龐德對翻譯文學的研究、沒有他的翻譯文學創作并從翻譯文學中汲取營養以豐富自身創作的文學實踐意象派便很難出現于英美文學界——至少不會以此種融貫中西的磅礴之勢出現于人類文明史上。 二從濟慈研究中的兩例看翻譯文學在外國文學批評史中的價值
濟慈作為英國浪漫主義代表人物之一，長期以來備受英美批評界重視，中國自八十年代以后也掀起了濟慈研究的高潮。筆者在梳理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的過程中，發現其中有兩例關于濟慈的批評成果與濟慈作品和書信的翻譯密切相關。
當二十一廿紀濟慈研究重點從他的K詩轉移到他的短詩上時，《秋頌》(ToAutumn)連同其它五首頌體詩成為了備受關注的研究焦點。二十世紀上半葉對《秋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在濟慈詩藝成長過程中的作片，以及在反映詩人詩學觀點中的作用兩個方面。國內研究重點也主要集中在該詩的市美特色上，王佐良先在其九十年代初問世的《英國詩史》中指出該詩所表現的是“豐足，是從收獲后的田野散步所得的溫暖感。”但同時期國外的研究重點已悄悄轉移到了對其詩作中政治因素的研究。VincentNewey在其《濟慈的國民》(“Keats’SNa—tion”)一文中分析了“合謀”(conspiring)一詞的作用，認為該詞影射了發生在濟慈作該詩不久前1819年8月16目英國曼徹斯特圣彼得廣場上的“彼得盧慘案”(Peter—looMassacre)，指出該詞“暗示該詩對政治危機是有所回應與修正的，而非從現實世界的美學‘逃避’。”這對傳統批評認為的濟慈詩作體現了“非歷史性的濟慈”無疑是一次有理有據的創造性背叛，從而完成了濟慈研究從審美到政治的研究范式的轉型。
“conspire”在英語中有多種解釋，其中一意取自其“拉丁語詞源的‘共同呼吸’衍生出的‘協力’和‘共同促成’之意義”。另一主要意便是常見的“密謀”之意。李小均在其《審美歷史生態——從<秋頌>管窺濟慈詩歌研究的范式轉型》一文中列舉了關于該詞的兩種不同翻譯版本，一個是查良錚的“你們籌劃用累累的果實，／掛滿茅檐下的葡萄藤蔓”，而朱炯強和姚暨榮的譯文是“你們密謀用累累的珠果／綴滿茅檐下的葡萄藤蔓”。在這次濟慈研究轉型中“conspiring”一詞至關重要，而通過翻譯文學不同譯本的對比，該詞的語義差異會更清晰地展現出來，這就給我們提供了一種利用翻譯文學以促進外國文學批評的新途徑：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設想：如若我國學者能在該詩不同版本的翻譯中發現并重視這一差別，這次濟慈研究的轉型很有可能發生在中華大地有五千年悠久歷史的文化土壤中。當然文學批評受諸多因素的制約，筆者在此并非要以偏概全、削足適履，通過此例我們應該看到的是，重視和發掘翻譯文學對外國文學批評助益匪淺。
“NegativeCapability”是濟慈在其書信中提出的具有深遠影響的一個美學概念，國內研究者對此概念給予了高度關注。在筆者搜集的近年有關資料中，有近十篇對此概念專門或分列專節進行討論。其中劉新民在《對NegativeCapability及其漢譯的思考》一文中專門就其漢譯和涵義給予了討論。該文提到該概念的漢譯主要有如下幾種：周鈺良先生對此有兩譯“天然感受力”和“反面感受力”；梁實秋先生在其所編《英國文學史》第三卷將其譯為“否定的能力”；袁可嘉先生在《<濟慈書信選>后記》中將其譯為“消極的才能”；此外筆者還收集到如下譯文：丁宏為在其參編的《歐洲文學史》第二卷中將其譯為“消極能力”，王聽若在其譯作《濟慈書信選》中將其譯為“消極感受力”，羅選民主編的《英美文學賞析教程散文詩歌》亦采取此種譯法，王佐良先生在其《英國詩史》中采取了周鈺良先生的譯法“反面感受力”。劉新民結合濟慈對該概念的論述對諸多譯法的合理程度進行了深入探討，最后取negative一詞的“否定”一意，將該概念譯為“自我否定力”。通過對該核心概念漢譯的探討，作者不僅提出了該詞的全新翻譯方式，更重要的是使批評界對該概念的認識得到了深化，這無疑對濟慈的美學思想研究具有不可忽視的貢獻。
綜上所述，翻譯文學不僅可以起到對原作的介紹、傳播和普及作用，獨具特色的翻譯文學作品本身就具有極大的價值。一方面，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翻譯文學所提供的養料足以催生出新的文學樣式。另一方面，重視不同版本的翻譯文學的研究，對外國文學批評的發展亦大有裨益。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翻譯文學貯藏著充足的養分，努力發掘翻譯文學這塊富饒土地的潛在價值，對促進文學的全面發展和繁榮具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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