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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差序格局”理論的互助聯保組織變遷研究
摘 要：傳統的為解決農戶、小微企業等弱勢群體擔保資源不足而興起的以單一契約約束為主的互助聯保貸款，因違約率持續上升而面臨困境。而契合中國圈層文化，引入契約安排之外的非正式“差序控制”構建的聯保組織，則在有效控制違約風險、支持融資弱勢群體發展等方面表現出良好的適應性。 關鍵詞：差序格局；互助聯保；組織變遷 中圖分類號： F830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2265（2013）08-0055-06 一、引言 互助聯保貸款持續攀升的違約率及停滯不前甚至呈現萎縮趨勢的業務量表明，依據西方契約文化建立的單一連帶責任約束已無法有效解決聯保組織內部的“違約傳染”問題，引入契約約束之外的低成本邊際約束已是當務之急，中國的圈層文化為此提供了便利。山東省泰安市農信社基于中國圈層文化的“差序格局”理論，對傳統互助聯保組織進行了由簡單到復雜、由單一契約約束到多元差序控制的改造，由2000年初的“契約+地域”型簡單聯保，發展為2006年的“契約+地域+行業+第三方組織”的“信用共同體”，2012年又對“信用共同體”模式進行了改革，加入“產業鏈”約束，摒棄外生性“第三方組織”，建立內生性“理事會”組織，最終形成與“差序格局” 社會結構相契合的新型聯保組織。 二、“差序格局”的農業社會關系模式是我國互助聯保機制的內生基礎 “差序格局”是社會學家費孝通在研究中國鄉村結構時提出的與西方“團體格局”相對應的、已被國際社會學界廣泛認可的一個重要社會學理論，即“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為中心，周圍劃出一個圈子”，這個圈子范圍的大小也要依中心的勢力強弱而定。在差序格局中，社會關系是逐漸從個人推出去的，是私人關系的增加，社會范圍是一根根私人聯系所構成的網絡（費孝通，1947）。后來的學者從不同角度對該理論作出了解釋，較典型的如沈毅（2007）結合黃光國（2004）與楊國樞（1993）的研究提出的“工具—混合—情感”模型（見圖1）；羅家德（2007）根據社會網研究中的“弱關系”、“強關系”概念建立了“差序格局”下的個人社會網模型（見圖2）。閻云翔（2006）認為費孝通的“差序格局”不是一個平面的社會關系網，而是一個“立體多維”的結構，“差序”實際由“橫向的彈性的以自我為中心的‘差’”和“縱向的剛性的等級化的‘序’”共同構成。孫立平（1996）也提出，中國社會是“由縱向的庇護主義和橫向的工具性關系模式構成的社會結構”。 互助聯保是對分散的擔保資源做符合銀行信貸制度的整合（李虹，2006）。聯保機制既存在降低貸款信用風險的優點，還內生有誘發系統性風險的缺陷（江能、鄒平和王澤麗，2007）。在近幾年的工作實踐中發現，“農戶聯保”貸款不良率呈上升趨勢，貸款質量下降，在防范信貸風險上暴露出不足（盧迪，2012）。聯保貸款制度在實際運行當中效果不甚理想，究其原因在于，聯保小組的形成、借貸雙方重復博弈機制的形成、信用社對于風險的甄別與控制、法律能否有效發揮懲罰作用等前提條件在當前農村金融市場中并不能夠得到滿足。增強聯保小組內成員間的利益相關性，強化“網絡”因素，則是目前有效解決農戶貸款難與信用社放貸難的最佳選擇。在社會懲罰有效的情況下，聯保制度有利于提高借款人還款積極性，否則，聯保制度對貸款履約激勵機制具有負效應。因此，確保聯保貸款組員之間社會懲罰的有效性、加強聯保貸款客戶篩選工作、提升違約威懾可置信度、增強借款人債權追索能力是提高聯保貸款運行效率的重要手段（江能、鄒平，2009）。 三、互助聯保組織由“契約控制”向“差序控制”的變遷 （一）第一階段（2001—2005年）：傳統聯保的效率遞減，單一契約控制下違約率上升 2000年2月，人民銀行發布《農村信用合作社農戶聯保貸款管理指導意見》，鼓勵沒有直系親屬關系的農戶在自愿基礎上組成聯保小組，農戶聯保貸款的基本原則是“多戶聯保、按期存款、分期還款”，貸款期限原則上不得超過一年，貸款利率適當優惠。貸款時，按借款額的1%設立小組互助金，存入信用社專戶，聯保小組成員對借款人的借款債務承擔連帶保證責任。該指導意見的出臺，解決了農戶缺乏有效抵押物的問題，農戶加入聯保小組后無需任何抵押物即可申請獲得急需的資金。同時，同一地域內實力相當的農戶互相自愿選擇組建聯保小組，彼此了解，又相互制約，農信社的信息成本和信貸風險也大幅降低。由于具備上述優點，農戶聯保貸款業務在初期獲得快速發展。山東省泰安市農戶聯保貸款在2001年時僅為8493萬元，但到2005年就發展到了29561萬元，增長了248.06%。 但隨著農戶聯保貸款業務的快速發展，違約約束有效性不足的問題逐漸暴露。實際操作中由于借款人、聯保人相互擔保，往往形成“互連保”、“連環保”，結果是“誰都要負責，誰也不負責”，導致責任推諉和風險隱患。此外，當聯保小組成員之間責權差異過大時（如小額資金需求者為大額資金需求者承擔連帶責任），易導致連帶義務不能及時履行甚至不履行的后果。后來則出現了更為嚴重的違約“羊群效應”現象，導致農戶聯保業務量開始萎縮。2007年，泰安市農戶聯保貸款余額萎縮到2001年的64.44%，較2005年的峰值銳減81.48%，較2006年也下降了65.9%。 其他研究者的研究也表明，傳統農戶聯保貸款存在較明顯的擔保機制失效和信貸風險上升的情況。如盧迪（2012）對齊齊哈爾某縣農村信用社的調查發現，在2011年“農戶聯保”貸款余額3億元中，逾期5千萬元，占比達到16.7%。劉文全（2010）的調查顯示，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臨湘市支行自2008年4月23日掛牌成立至2010年5月20日，在長塘地區發放農戶聯保貸款56筆，金額316萬元，形成不良貸款共有25筆，金額110萬元，占整個支行不良貸款筆數和金額的48%和34.8%。余志武（2011）的調查顯示，農行某分行農戶小額不良貸款余額973.56萬元，其中采取多戶聯保方式的農戶小額不良貸款余額970.56萬元，占該分行全部農戶小額不良貸款余額的99.69%。 （二）第二階段（2006—2011年）：創建引入“第三方組織”控制的“信用共同體” 在傳統互助聯保組織遭遇困境的大背景下，到2006年前后，農戶、商戶、中小微企業融資難，金融機構難貸款的“兩難”矛盾日益突出，同時，隨著違約風險上升，互助聯保的聯保成員間、聯保成員與銀行間的信任關系開始出現難以彌合的裂痕，嚴重影響了互助聯保業務的發展。2007年，為修復、加固聯保組織，泰安市農信社引入“第三方組織”創建了“信用共同體”互助聯保新模式。 “信用共同體”包括銀行、企業（商戶、農戶）、協會（合作社），三方共同組成一個穩定的三角結構。對銀行而言，信息取得變為兩條渠道，一是貸款企業（商戶、農戶），二是協會等“第三方組織”。較之傳統的互助聯保模式，信息獲取效率、準確性提高，成本降低。同時，對于聯保成員而言，伴隨組織約束的增強，信貸資金供應的穩定性、便利性也隨之提高了。“第三方組織”在信息溝通、監督協調、平衡利益等方面發揮的作用，使得整個聯保組織更加緊密高效（見圖3）。 由于“信用共同體”新型聯保組織找準了傳統簡單聯保違約風險的癥結，因此在構建形成之初就取得了立竿見影的良好效果。典型的成功案例是“泰山鋼材大市場信用共同體”：2008 年下半年，全國鋼材價格急劇下跌，由2008年7月的6400 元/噸跌至10月的2950元/噸，降幅達60%，導致大量鋼材經銷商倒閉或轉行。但由于“信用共同體”的緊密聯結，江北最大鋼材市場—泰山鋼材大市場經受住價格驟跌的考驗，314戶經銷商沒有一戶倒閉，16家銀行107億貸款無一筆不良，而且在鋼材經營形勢持續惡化的2009年1季度新增1000個就業崗位，銷售量同比增長10%。 但“泰山鋼材大市場信用共同體”的成功主要原因是有一個約束動機強、威信較高的“第三方組織”——泰山鋼材大市場商會，同期構建的其余4個“信用共同體”則由于“第三方組織”權威性不夠、約束動機弱而業績平平，并未達到預期的效果。 （三）第三階段（2012年）：構建引入“差序控制”的“信用聯盟” 2012年初，泰安市農村信用社為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提高涉農貸款、中小微企業貸款投放額度及投放質量，在深入分析“信用共同體”組織模式利弊的基礎上，推出了更加完善的“契約+地域+行業+產業鏈+理事會+會長”的“信用聯盟”新型互助聯保組織。 1. 組織結構的重要改進：摒棄外生性、扁平化、軟約束的“第三方組織”，建立內生性、等級化、剛性約束的理事會組織。“信用聯盟”與之前“信用共同體”在組織結構上的主要區別：（1）橫向彈性的、親疏遠近的“差”：在原地域、行業控制之外，又增加了產業鏈控制。（2）縱向剛性的、等級化的“序”：與“信用共同體”借助外生性、扁平化、軟約束的“第三方組織”（行業協會、合作社）不同，“信用聯盟”的理事會機構、會長等完全內生于聯保組織，且通過制度設計建立起等級化、剛性約束的固定管理組織（見圖4）。 在縱向的、等級化的“序”結構中： （1）會員大會是聯盟最高權力機構，每年至少召開一次。主要職責是審定和修改聯盟章程，選舉和罷免聯盟理事會成員，審議聯盟理事會的工作報告、各項議案和財務報告及其他重大事宜。 （2）理事會是會員大會的執行機構，由3—5名理事組成。其中，獨立理事1名，由信用社信貸專管員擔任，其他理事經信用社提名、由全體會員采取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選舉產生，經全體會員2/3（含）以上通過方為有效。理事會至少每半年召開一次會議。理事會的主要職責是：執行會員大會的決議、選舉和罷免聯盟會長、籌備召開會員大會、向會員大會提交工作報告和財務報告、決定會員的吸收和除名、制定內部管理制度、嚴把會員準入關、認真審議入會會員提交的有關資料的真實性、確保會員符合準入條件及其他重大事宜。 （3）聯盟會長由全體理事選舉產生。主要職責是：認真研究行業發展動向，捕捉市場信息，提出發展規劃，召集和主持聯盟理事會會議，研究解決聯盟所存在的問題，審批通過吸收新會員，對不講誠信和違約會員做出處理意見和決定，代表聯盟簽署有關重要文件，積極協助、配合農村信用社清收會員出現的不良貸款，處理其他日常事務。 2. 運作機制的改進：摒棄貸款投放、違約懲戒的均衡化原則，代之以風險與激勵相容的差別化、等級化“差序控制”。“信用聯盟”按照“會員自律、風險共擔、余額控制、周轉使用”的原則，給予會員“利率優惠、貸款優先”等優惠政策。泰安市農村信用社規定：在信用社指導下，由“信用聯盟”對會員進行信用評定。凡信用評定A級（含）以上聯盟的會員貸款利率至少較同信用等級的非會員少上浮10%，并根據聯盟評級結果實行差別利率管理，聯盟會員貸款利率最高可較同信用等級的非會員少上浮20%。此外，對聯盟會長、理事的貸款利率在此基礎上再進行相應優惠。同時，普通會員按照貸款風險互助保證金比例為授信額度的3%（含）以上，聯盟會長的繳存比例較普通會員再提高2%，且不得低于5000元，其他理事的繳存比例較普通會員提高1%。 出現違約或形成不良貸款需要扣劃保證金時，按照借款人、擔保人、會長、理事會成員的順序進行扣劃，不足部分再同比扣減其他成員的保證金。農信社可根據實際，設立保證金扣劃延緩期，對超過延緩期仍然不能償還或落實可靠還款來源的，經農信社批準后扣劃保證金清償貸款本息，以此督促會員之間相互監督。 3. 初步成效：銀行與聯保成員雙方交易效率、收益提高，風險、成本下降。截至2013年3月末，泰安市已組建山東省肥城市濟河堂農民信用聯盟、東平西金山村農戶信用聯盟、南趙村農戶信用聯盟等8個農民信用聯盟，授信4054萬元，貸款余額2376.4萬元；組建泰山光彩大市場商戶信用聯盟、新泰金生堂家居市場商戶信用聯盟等4個專業市場商戶信用聯盟，授信8420萬元，貸款余額6430萬元；組建肥城市土工新型材料中小企業信用聯盟，授信21500萬元，貸款余額16500萬元。由于“信用聯盟”組織結構、機制設計合理，使貸款投放效率大大提高，違約風險大幅下降，至今未發生一筆不良貸款，新型聯保組織在支持農戶、中小微企業等發展的同時，也為農信社培育了可長期依賴的優質客戶群體，真正實現了多贏。 四、簡要評估 （一）泰安市互助聯保組織變遷的突出特點 1. 依賴于復雜社會關系網絡的非正式約束逐漸強化。縱觀泰安市互助聯保組織的變遷過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組織內非正式約束逐漸增多、增強。較簡單的農戶聯保組織以契約約束為主，輔之以同“地域”的“熟人關系”制約，從近10年的實踐看，這種簡單的以正式約束為主的聯保貸款的違約率持續上升，且訴訟難度大、擔保人責任難追究。隨后創建的“信用共同體”又引入了“行業”與“第三方組織”的非正式約束，但約束力取決于“第三方組織”的權威性及其責任心。最近創建的“信用聯盟”則不僅在“信用共同體”基礎上引入了“產業鏈”約束，而且在聯保組織內正式建立了等級化的管理組織，并且以差別化激勵機制（差別化的額度、利率優惠，差別化的保證金繳納比例等）調動管理人、聯保成員守信積極性，組織結構更加完善，組織制度更加合理。隨著非正式約束的增強，非正式約束對難以有效懲戒違約行為的正式約束形成替代，正式約束轉變為預備約束，成為非正式約束失靈的補充（見圖5）。 2. 組織結構向傳統文化的“差序格局”逐漸演化。簡單的農戶聯保組織模式是扁平化的，組織內成員的關系除了連帶責任外，額外的控制就只有熟人關系。但這種控制是相當脆弱的，特別是當有成員惡意違約時，“違約傳染”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信用共同體模式為控制和防范違約的“羊群效應”，引入了充當聯系人和監督者雙重角色的第三方組織，組織結構開始出現“層”的設計，但仍然相對簡單。“信用聯盟”的組織設計則最終回歸到中國傳統社會的“差序格局”結構，在橫向形成親疏遠近所決定的“圈子”，縱向則通過會員投票選舉構造了分級控制的“等級化的層”。 對這一演化過程的分析可以看出，組織變遷對傳統文化、社會結構有著深刻的路徑依賴。諾斯（2005）的意識形態理論指出，即使兩個社會面臨相同的相對價格變動并且建立起大致相同的初始制度，這兩個社會仍然會在隨后的變遷過程中，因文化傳統和價值觀上的差別而走上不同的道路，演化出相距甚遠的制度安排。格雷夫（Greif，1994）在諾斯的基礎上，指出人們不同的文化信念會導致不同的社會組織結構的形成，從而衍生出不同的制度安排。因此，我國經濟組織的變遷，總是由單一契約約束的簡單結構開始，向復雜的社會關系網絡結構發展，與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組織演化方向是相逆的。 （二）“信用聯盟”違約控制機制分析 1. 避免機會主義行為。在“差序格局”的聯保組織內，信息流動不僅存在一個縱橫交織、立體多維的復雜網絡，而且信息內容的范圍非常寬泛，既包含經濟信息，又包含社會信息，某些情況下甚至包括組織成員的私密信息。這樣一個組織，極大地提高了組織成員隱瞞信息的成本，同樣也有力地限制了不如實披露信息的機會主義行為。 2. 重復博弈機制的建立。著名的“囚徒困境”說明，在一次博弈過程中，人們不僅不會為了組織的利益而有所奉獻，相反會不遺余力地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因此，一定程度上，合作的時間與交易次數成為個人采取機會主義行為的誘因。而“差序格局”的聯保組織則通過模擬中國鄉村社會結構，建立起一個穩定的、長期合作的結構，在這樣一個結構下，如果一個成員違反既定規則，那么對他的懲戒在橫截面維度上，不僅來自經濟領域，而且來自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時間維度上，不僅來自短期的違約懲戒，還來自未來社會、經濟活動的“擠出”。因此，這種持續、全方位的社會化控制，將有助于組織成員間建立起牢固的重復博弈機制。 3. 懲戒機制的自我強化。在“差序格局”的信用聯盟中，貸款保證金的繳存比例是不相同的，組織管理人員繳存比例相對普通成員要高。當有組織成員違約或形成不良貸款時，按照正式的契約安排需要扣劃保證金，順序依次為借款人、擔保人、會長、理事會成員，不足部分再扣減其他成員的保證金。因此，一方面，一個成員違規，全體成員受罰；另一方面，組織成員依層級地位的不同而受罰程度有差別，地位高的承擔更大責任，也因而對維護規則有更強的動機。在這樣一個差別化、全覆蓋的懲戒機制下，所有非違約成員均會表現出代替銀行去執行懲罰任務的動機，懲戒的自我強化機制因而形成。 （三）未來互助聯保組織創新應考慮的問題 泰安市互助聯保組織的變遷顯示，這種向“差序格局”的變遷存在對我國社會文化傳統的路徑依賴。但非正式控制的增強并非沒有邊界，而且緊密型非正式組織也存在一些缺陷，這些問題在未來的互助聯保創新中應予以考慮。 1、組織的成本邊界、資源邊界問題。首先是成本邊界，泰安市互助聯保組織的變遷中，對農信社而言，增加的非正式約束的代價（或邊際成本）為穩定的信貸保障、優惠的利率。這個邊際成本是有邊界的，隨著非正式約束的增加，內部市場價格必然逐漸向外部市場交易價格收斂，當兩種價格接近或相等時，組織的非正式約束就到達無法繼續增強的臨界點。其次是資源邊界，包括短期內可以預期的可用信貸資金、互助聯保組織成員數量（組織規模）、組織層級等。目前，泰安市農信社根據經驗建立起擁有210名會員的“誠信通”農戶信用聯盟8個、擁有46名會員的專業市場商戶信用聯盟4個、擁有5名會員的中小企業信用聯盟1個。這些組織的規模、層級均有所不同，下一步的組織創新應深入總結這些組織的運作成效，關注過大的組織是否存在“搭便車”的行為，小規模組織是否潛在“共謀”的隱患，以便對資源進行科學配置，以實現組織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 2. 非均衡激勵產生的既得利益階層問題。在“差序格局”的“信用聯盟”中，為激勵、調動聯保組織內管理層的積極性，農信社對管理層的理事、會長均給予較普通成員更大的利率、金額優惠，這在短期而言應當是富有成效的，但從長期來看，有可能在聯保組織內部催生一個既得利益階層，由此帶來的潛在風險有：（1）共謀風險，即管理層為謀取不正當利益而結盟。這種通過結盟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至少包含兩種情況：第一，犧牲組織利益，即通過有意控制、扭曲組織成員信息而掠奪成員的信貸資源；第二，犧牲銀行利益，通過控制、扭曲組織內部信息從銀行獲取超出其償還能力的信貸資源。（2）阻礙改革。這些既得利益者對任何不符合其自身利益的組織革新都產生極強的敵意，而這又與銀行持續改進聯保組織從而控制違約，獲得長期、穩定、廣泛的優質客戶的目標是相悖的。在“信用聯盟”新型組織中，農信社可能已預見到未來既得利益階層可能帶來的問題，因而在理事會中安排信貸員任“獨立董事”，參與理事會的一切活動，這一組織安排是否能起到應有的作用，還有待實踐的檢驗。 五、結論 通過上述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可以看出，泰安市互助聯保組織的創新性變遷特別是“差序格局”聯保組織的構建，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簡單聯保組織違約率上升的問題，滿足了層級較低的農戶、中小微企業的金融需求，培育了穩定的優質客戶，實現了銀企（農戶）的雙贏發展，為互助聯保組織多元化提供了一條新的發展思路。當然，同所有“自組織”一樣，在外部資源約束及內部激勵效率遞減交互作用之下，“差序格局”的互助聯保組織的內外部均衡最終會到達臨界點，此時，新的變遷時機就成熟了。據此，可以得到這樣三條基本結論： 第一，互助聯保組織的變遷呈現兩個特點：一是非正式約束逐漸增強；二是組織結構向“差序格局”演化。 第二，“差序格局”的聯保組織能夠帶來額外的收益：如克服機會主義行為、懲戒機制的自我強化等。 第三，未來互助聯保組織的發展有可能遇到邊際成本和資源邊界的制約以及非均衡激勵產生的既得利益階層等問題。 參考文獻： [1]彭江波.以互助聯保為基礎構建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J].金融研究，2008，（2）. [2]陳剛. 互助聯保介入模式下信貸交易效率的實證分析[J].金融發展研究，2008，（9）. [3]曲吉光.互助聯保的內生邏輯：榮成案例[J].金融發展研究，2010，（5）. [4]邊磊.中小企業內生性互助聯保融資模式的實踐：巨野案例[J].金融發展研究，2011，（3）. （責任編輯 耿 欣；校對 XQ，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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