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三農”問題與中國經濟發展關系研究

淺析“三農”問題與中國經濟發展關系研究

摘 要：中國“三農”問題長期存在，最近幾年，人們越來越認識到中國的三農問題會嚴重影響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發展。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使得中國沿海地區的加工制造企業遭受嚴重損失，讓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 　　關鍵詞：三農問題；中國經濟發展；關系；研究 　　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三農”問題關系到國民素質、經濟發展，關系到社會穩定、國家富強。中國的國民經濟發展潛力巨大，且不論的提升，僅從量上考察，中國的重大經濟問題，都依賴于農村、農業、農民問題的突破。 　　一、“三農”問題與擴大內需 　　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大出路是刺激國內需求，即拉動內需。而當前有效需求不足依然是制約中國國民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瓶頸”，有效需求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居民消費需求下降，一太面城市居民消費趨于飽和，另一方面是農村消費市場長期啟而不動，潛在消費需求不能轉化為現實購買行為。因此，采取措施啟動農村消費市場已成為當前實現擴大內需的關鍵一環。要啟動農村消費市場，必須解決“三農”問題，因為“三農”問題是阻礙農村居民消費增長的主要原因。 　　（一）收入是制約農民消費的首要因素 　　中國農村還處于消費水平與收人水平基本同步變化的階段，還沒有進人邊際消費傾向遞減階段。因此，對低收人階層的農民來說，其收人增加，消費支出也會相應增加，收入增長的預期提高，消費傾向也隨之提高。 　　農民純收人增長緩慢導致購買力嚴重下降，并直接影響到農民消費需求的增長。提高農民收人已成為啟動農村消費市場的重要前提。為此，必須多渠道、多途經提高農民收人，包括增加農產品供給和減少農業人數雙管齊下；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繁榮小企業和小城鎮，擴大9億農民的就業空間和收人來源等等。 　　（二）農民負擔過重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農民的支付能力，從而影響了其消費水平的提高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農村改革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解決了農民的溫飽問題，但是農民收人逐漸增加的同時，其負擔也與日俱增，一些地方的亂收費、亂罰款、亂集資和各種攤派現象十分突出，嚴重影響了農村經濟發展和消費增長。因此，必須大力推進農村稅費改革和農村行政機構改革，從治本上杜絕各種增加農民負擔的源頭，擴大農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從而提高農民的購買力，增加農民的消費熱情，擴大農村需求。 　　（三）消費環境不佳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農民消費能力的 　　實現 　　國家正在努力改善農村消費環境，為農民消費水平的提升創造條件。一方面增加財政對農業的投人；另一方面，建立農戶自我資金積累的投資機制。通過改善農村交通、通信條件，既可使農產品及時轉化為商品，增加農民收人，又使得所需的工業品能夠及時組織進來，解決農民賣難買難的問題。針對目前農村消費的熱點是家用電產品，應加快農村電網、電視轉播站等基礎設施建設。 　　二、“三農”問題與國民經濟結構調整 　　（一）入世使解決“三農”問題顯得更為迫切 　　入世對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來說，機遇與挑戰并存。從農業方面看，加人WTO有利于中國優勢農產品的出口和農民部分消費品支出的減少（由于部分進口消費品價格低于國內同類消費品價格），相應增加可支配收人，也有利于有效解決貿易爭端。但同時也在農業經營和非農產業等方面給農民收人帶來挑戰。因此，農民期望像過去那樣通過農業經營增收將很困難。從非農業收入方面分析，目前中國鄉鎮企業的增長速度開始回落，經濟效益下滑，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下降，農民從鄉鎮企業獲得的收人遞減。而另一方面一些發展較快的新興產業面對激烈的國內國際市場競爭對勞動者的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從而使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變得更困難。應對入世后帶來的上述種種問題，根本的途徑是實行戰略性的結構調整。 　　（二）解決“三農”問題與整個國民經濟結構調整本質上是一致的 　　2001年初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農業和農村經濟的戰略性結構調整，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的結果是導致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增多。在目前這個階段如何將這部分剩余勞動力轉移就業，需要研究許多新的課題.要有新思路，要深化改革。 　　（1）要堅持所有制的多樣化，實行多種經營； 　　（2）要堅持技術手段的多層次，不同技術層面的行業可吸納不同素質的勞動力； 　　（3）要大力促進服務業的發展。 　　由此可見，農業的戰略性結構調整，不僅是農業的內部問題，而且牽涉到整個國民經濟的結構調整。也就說，現階段“三農”問題不過是整個國民經濟結構不合理的一個縮影，“三農”問題的解決必須通過調整整個國民經濟產業結構來實現。 　　在中國目前的國民經濟結構中，無論產出結構，還是就業結構都不盡合理，而且就業結構轉換的速度也滯后于產出結構轉換的速度。在這十年里，第一產業就業人數依然占很大比重，第二產業吸收的就業人數變化不大，而第三產業卻有很大的增長。不難看出，上述關于三次產業的產出結構和就業結構的數字存在著某種不相一致的問題。中國國民經濟結構不盡合理，急需進行調整和優化，尤其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為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創造條件，以實現農民增收的目的.最終解決“三農”問題。 　　三、“三農”問魔與中國城市化、農村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 　　（一）解決“三農”問題將為加速中國城市化進程創造條件 　　根據國際經驗，工業化與城市化是同步推進的，而中國城市化水平卻嚴重滯后于工業化水平，也滯后于世界平均水平，這對中國的發展很不利。中國城市化滯后的原因主要是： 　　（1）建國初實行以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將城市定位為生產城市，制約了城市規模的擴大和城市人口的增加，阻礙了城市化的進程； 　　（2）是長期以來的城鄉分割和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 　　（3）是農村特殊的工業化道路，即發展鄉鎮企業“務工不進城”對城市化進程會發生一定的阻潛作用； 　　（4）是對城市化認識上的偏差。比如認為工業化可以不走城市化的道路，城市化是資本主義特有的現象等，無形中也成為中國城市化的侄桔。 　　解決“三農”間題和解決中國城市化間題有著高度的相關性。不論是近期還是長遠，解決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增加農民收人的根本出路在于增加非農就業，而增加非農就業的主要途徑是加快城市化進程，把更多的農民變為非農民。 　　（二）解決“三農”問題的過程也是實現農村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的過程。 　　長期以來，中國實行城市搞工業、農村搞農業這樣一種單一的經濟發展政策，其效果很不理想。一方面，工業化不可能單靠少數城市人來推動；另一方面，農業是個弱產業，面臨三大風險—自然風險、市場風險（產品賣難）、技術風險（農業技術投資回報率不穩定），入世后，三大風險尤為嚴峻。因此，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單靠農業自身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須走農村經濟工業化的道路，使供應、生產、加工、銷售形成一體化經營，農村工業化同時也是解決“三農”問題的一個重要途徑。 　　首先，農村工業化是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的吸收器。農村工業企業一開始就抓住中國城市工業中相對薄弱的環節和方面，立足于門檻較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因此，有較大的勞動力吸納能力；其次，從長遠看，農村工業化是增加農民收人，縮小城鄉差別的根本途徑。農民增收緩慢，城鄉居民收人差距大，固然有犧牲農民利益來換取城市工業發展的歷史原因，更重要的是由于工業部門勞動生產率比農業部門高，從而導致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的存在。勞動生產率提高是促進農民增收，使農民由貧變富的關鍵。而農村工業化正是提高農業部門勞動生產率的最佳選擇。再次，農村工業化是實現鄉村城鎮化的基礎。我們所說的農村工業化主要就是指小城鎮日益工業化，這樣，可為鄉村城鎮化提供基礎和依托。歸根到底，農村工業化有利于推進農業現代化的進程。中國農業現代化的制約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是農民的素質低；二是資金缺乏。而農村工業化將可以解除這兩個制約因素，實現農業的產業化和集約化經營，促進農業機械化和農業科技的推廣應用，從而實現農業現代化。 　　四、“三農”問題解決與西部大開發及中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關系重大 　　（一）“三農”問題的解決與否還會牽涉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成敗。西部大開發首先是西部廣大農村的大開發，而不能只是幾個城市的大開發。東西部的差距主要體現在農村，在西部大開發戰略中，應當把解決西部地區“三農”問題作為大開發的戰略重點之一。 　　（二）解決“三農”問題對中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也將產生深遠的影響。有觀點認為，“三農”問題主要來自農業外部，涉及中國深層的政治經濟體制問題，是一個系統工程，不能畢其工于一役。追根索源，“三農”問題的解決，農民增收、減負的根本保障在于中國經濟、社會、政治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三農”問題是一個急需解決又需通盤考慮、審慎解決的問題。 　　綜上所述，新形勢下解決“三農”問題，無論對農業本身發展，還是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無論對目前的經濟結構調整、政治經濟體制改革、應對入世帶來的挑戰，還是對關系中國長遠發展的城市化、現代化進程及西部大開發戰略都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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