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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率異質性還是多重異質性
作者：李軍劉海云
南方經濟 2015年07期
近年來，中國出口貿易遭遇巨大挫折，憑借國際代工（OEM）而興起的東莞、蘇州大量外向型企業轉移和停產引發了一系列經濟和社會問題，比如經濟增長減速、就業崗位轉移、當地經聯社收不抵支等。為什么在國際市場一直具有強大競爭力的中國出口企業失去競爭力了，是因為其生產率驟然下降了嗎？
確實，中國勞動力成本持續上升，但是并沒有任何影響企業生產率驟然下降的重大事件發生。因此，要解釋一些中國出口企業為何沒有利潤了，生存不下去了，不能僅僅關注企業生產率，而需要更廣闊的視角——需要注意中國全面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的努力。在產業轉型升級背景下，不是單一要素在發生改變，而是影響出口競爭力的多個因素發生了改變。如果多個因素的共同作用，而不是單一的生產率因素，對其競爭力的來源更有解釋力的話，那么當前中國出口企業所面臨的困境則不難解釋了。
新新貿易理論（Melitz，2003；Bernard等，2003；Bernard和Bradford，2004；Helpman and Yeaple，2004；Yeaple，2005；Bernard等，2007；Thia，2011；Manova，2011；Rappoport等，2013；Uy和Zhang，2013）的基本思想——企業異質性是企業是否出口、出口行為和競爭力的來源，從理論上構建了國際貿易理論的微觀基礎，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價值；其經典基礎模型Melitz（2003）是一個高度抽象的理論模型，并通過理論抽象解釋了企業異質性與出口行為的關系。剖析異質性企業模型，本文提出生產率異質性是與其三大前提假設緊密相關的，因此，在新的情境下使用異質性企業模型，首先需要考察三大前提假設的情境適應性，進而采用基礎模型或對其進行修正。
本文將從中國出口貿易變遷的實際出發，識別了中國情境與三大前提假設的不適宜之處，進而對異質性企業基礎模型放松假設，推導出生產率悖論而不是生產率異質性的情境條件，進而提出中國出口企業競爭力來源于多重異質性而不是單一異質性。為證明這一點，本文首先進行文獻回顧，分析為什么Melitz模型應用于中國情境下會出現生產率悖論，也就是說為什么生產率異質性不能有效解釋中國出口企業競爭力；然后，我們將利用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探索多重異質性對出口競爭力的實際影響。
二、文獻回顧
出口企業競爭力與其產業升級問題是緊密聯系在一起。上個世紀70年代“亞洲四小龍”等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經濟起飛，到90年代大多進入了工業化后期，加工貿易的國際競爭力和轉型升級成為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首要問題。以Porter、Kaplinsky、Morris、Humprey、Schmitz、Gereffi和Memedovic等為代表的西方學者在傳統國際經濟學、產業經濟學的基礎上發展了全球價值鏈理論，以解釋發展中國家加工貿易的崛起與轉型升級，這成為上個世紀末相關研究的主導型理論視角（如Gereffi，1999；Kaplinsky and Morris，2001；Gereffi、Humphrey和Sturgeon，2005）。
一些學者認為發展中國家應該基于比較優勢參與全球價值鏈，然后再沿著“工藝升級→產品升級→功能升級→鏈的升級”（Kaplinsky and Morris，2001）的路徑實現轉型升級。在研究初期，一些學者甚至樂觀地認為這種升級可以“自動”實現（Gereffi，1999；Kaplinsky and Morris，2001）。事實上，新加坡、香港、臺灣的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和出口企業競爭力提升卓有成效，而且基本可以用這一理論來解釋。
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化和加工貿易迅速發展，中國經濟的全面轉型升級日益迫切，其中加工貿易產業首當其沖！當國外研究者將視線轉向中國，研究者們卻發現僅有極少數出口企業和產業集群成功轉型升級，而絕大多數企業、甚至全產業被俘獲網絡型全球價值鏈所“俘獲”（Schmitz，2010），陷入低端鎖定的路徑依賴。西方經濟學現有理論難以解釋這一普遍現實。
另一方面，傳統經濟學理論在研究國際貿易問題時常常假設產業內企業是同質的（Homogeneous），但這一假設既不符合現實，又嚴重制約了理論的創新和發展。因為：①企業是異質的，同質假設并不能回應同一產業內企業競爭力差異，不能解釋為什么出口企業轉型升級成功與失敗并存；②隨著產業不斷細分，分工不斷深化，并不存在一致性的企業競爭力提升路徑和產業升級模式，而應是多樣化的發展道路。
在討論企業為什么出口這一基本問題時，部分學者意識到了同質假設的局限，引入了企業生產率異質性，并成功構建了企業異質性模型（Melitz，2003），并基本證明了引入企業異質性的必要性和合理性（Bernard，Eaton，Jensen和Kortum，2003；Helpman，Melitz和Yeaple，2004；Bernard等，2007；Rappoport等，2013）。這些學者認為，出口企業是異質的（Heterogeneous），企業間的差異（即企業異質性）對于理解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國際貿易活動至關重要，從而開創了新新貿易理論（New-New Trade Theory）。遺憾的是，鮮有異質性模型關注類似中國的發展中國家迅速發展的加工貿易在新的歷史階段競爭力提升和轉型升級的問題。
隨著大量中國出口企業陷入低端鎖定和悲慘增長困境，轉型升級成為各界關注的熱點。國內研究大多循著比較優勢理論和全球價值鏈理論展開，總結借鑒亞洲四小龍轉型升級經驗，提出了產業層面的本土產業集群或本土價值鏈、企業層面的技術創新和品牌等成功因素（劉志彪、張杰，2007；毛蘊詩、吳瑤，2009），提出了政策建議。
但是，假設加工貿易企業“同質”，忽略國際貿易“小國”（亞洲四小龍的加工貿易產業）和“大國”（中國的大多數加工貿易產業）差異，甚至簡單照搬亞洲四小龍20年前的政策，中國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投資已經出現一定程度的“潮涌現象”（林毅夫，2007），這將導致事倍功半。因此，無論從應對中國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現實問題出發，還是緊跟國際學術前沿的理論發展，都需要必須跳出舊的理論框架的約束，并結合中國實際進行理論創新。
國內學者在2008年前后開始跟進新新貿易理論的研究，樊瑛（2008）、洪聯英和羅能生（2008）等介紹了該理論的發展脈絡、經典模型和進展。隨后，一些學者使用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或調查數據進行了實證研究，大多數研究發現中國存在出口企業生產率低于非出口企業的“生產率悖論”（李春頂等，2010；湯二子、劉海洋，2011；范劍勇、馮猛，2013），企業是否出口的影響因素不是單一的生產率（劉志彪和張杰，2009；錢學鋒，2010；李軍、楊學儒，2011；張杰、李勇和劉志彪，2009；余淼杰，2010；高宇，2014）。少量研究循著新新貿易理論視角進一步討論了出口企業產品質量和產業升級（李坤望等，2014；汪建新，2014）。不過，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絕大多數研究對出口企業異質性的關注主要還是生產率異質性、成本結構等，對于企業性質、地域、技術創新等異質性都缺乏足夠關注。
綜上所述，基于同質假設的傳統經濟理論解釋不了全球化時代的出口企業國際市場競爭力問題，更不能回應中國加工貿易同一產業內轉型升級成功與失敗并存的現實。同時，中國加工貿易產業發展的現實問題早已經超出了企業是否出口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如何突破路徑依賴困境，打造國際競爭中的有利地位、培育可持續競爭力的問題。因此，生產率異質性模型雖然具有重大的理論啟迪價值，但這一模型的推論——企業生產率單一異質性已經受到發展中國家現實的挑戰，也不能解釋能出口的企業為什么會陷入低端鎖定的路徑依賴困境，無助于挖掘哪些異質性因素有助于突破路徑依賴、實現轉型升級。因此，在我們重視異質性模型對于解釋出口行為微觀機理的思想啟發價值的同時，也要注意到單一異質性雖然利于建立計量模型，但同時也束縛了向更具有解釋力的理論邁進。鑒于此，本文將借鑒異質企業假設，并進行理論創新探索企業多重異質性對出口企業競爭力的影響，并利用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進行實證檢驗。
三、Melitz模型的情境適用性和多重異質性假設
（一）Melitz模型的適用條件與修訂
Melitz（2003）年發表在《Econometrica》的異質企業動態產業模型是公認的新新國際貿易理論的經典理論分析框架。為揭示國際貿易的微觀機理，經典模型進行了高度抽象，其基本前提假設是：假設企業在了解生產率狀況之后才會做出是否出口的決定（假設Ⅰ），假設出口存在一個大于0的固定成本（假設Ⅱ），假設市場競爭條件為D-S壟斷競爭條件（假設Ⅲ）。
基于以上前提假設，得出了被后續研究廣泛引用的推論“只有較高生產率水平的企業才會選擇出口”（推論i）。
當研究對象轉變為中國企業，可以發現，改革開放后的不同階段，假設Ⅰ、假設Ⅱ或假設Ⅲ分別存在非常嚴重的偏離，需要重新設定假設，自然地，出口企業異質性即為生產率差異這一推論（推論i）也不再成立。
1.假設Ⅰ和假設Ⅱ的適用條件與修訂
Melitz（2003）假設企業在了解生產率狀況之后才會做出是否出口的決定（假設Ⅰ），出口存在一個大于0的固定成本（假設Ⅱ）。這兩個假設對于在先本國創業、在本國市場的競爭中成長壯大，優勝者根據其企業生產率狀況決定是否再走向國際市場的發達國家大多數出口企業而言，是比較合適的，這種簡化不會影響理論的現實解釋力。
對于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而言，作為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輸入國企業，大多數出口企業都并非先有本土市場、再有國際市場，大量企業都是從國際而進入輸入國的跨國公司（FDI）或者生而國際化（global born）的出口企業（李軍和楊學儒，2011）。
對于前者而言，這些跨國公司在進入中國投資生產以前，對國際市場非常熟悉，已經擁有國際市場的品牌、渠道和其他重要資源，相反，這些企業對于發展中國家的本土市場比較陌生，甚至完全不了解，加之市場特性、企業文化的差異對跨國公司的挑戰，跨國公司們將產品銷往國際市場而不是產業輸入國市場完全是自然的選擇，常常是在進行跨國投資時已經決定的，而不是在了解其在產業輸入國的企業生產率水平而決定的——事實上，常常有跨國公司錯誤高估其在產業輸入國能取得的企業生產率，以至于在進入產業輸出國之后遭遇虧損。
對于國際產業轉移輸入國的生而國際化企業而言，其常常是基于全球價值鏈各個環節的差異而識別了國際市場機會而不是國內市場機會而創業，因此其出口決策和生產率并沒有因果關系，而是其他因素，比如擁有國際市場的渠道、能獲取相對更高的產品價格（此時，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的價格是不一致的）、能獲取政府的出口退稅的額外收益以彌補其不足（包括生產率低下）。
總之，當研究對象轉向國際產業轉移的輸入國發展中國家，Melitz（2003）假設企業在了解生產率狀況之后才會做出是否出口的決定（假設Ⅰ），出口存在一個大于0的固定成本（假設Ⅱ）是需要根據發展中國家出口企業所處的不同階段和具有的特性而進行適當的修訂。一般地講，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國際國內市場分割程度較高、出口補貼水平較高，假設Ⅰ、假設Ⅱ與現實背離程度很高，放松假設Ⅰ、假設Ⅱ是合適的。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程度加深，特別是加入WTO之后各個行業普遍性地大幅度降低關稅、出口補貼，國際國內市場越來越趨于統一，如果不考慮路徑依賴的影響①，假設Ⅰ、假設Ⅱ是可以接受的假設；如果考慮到路徑依賴的影響，接受假設Ⅱ依舊與現實存在較大的背離②。對于假設Ⅱ而言，只有對于那些在中國本土市場發展壯大，在出口補貼較低的年代再選擇出口的企業才是比較合適的。
2.假設Ⅲ的適用條件與修訂
Melitz（2003）假設市場競爭條件為D-S壟斷競爭條件（假設Ⅲ），這一假設不僅僅有助于簡化模型推導，其實更是一個對寡頭壟斷的大型跨國企業量身定做的假設。實際上，假設Ⅲ對于發達國家大量的差異化程度較高的中小型出口企業，包括發達國家的生而本土化出口企業③而言也是相對成立的。類似于意大利家具業，由于種種原因，發達國家的出口企業之間大多形成了較高水平的差異化，其在國際市場的競爭較為符合D-S壟斷競爭條件（假設Ⅲ）。
作為國際產業轉移輸入國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出口市場的競爭情況有著較大的差異。在改革開放初期，由于缺乏對國際市場的信息來源，特別是政策性的出口資質的限定，大部分中國企業并不能獲得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機會。對于這些獲得了出口機會的中國企業（包括FDI和本土生而國際化企業）而言，由于中國經濟總體水平較低，這些非常有限的產能對國際市場的影響機會可以忽略不計，因此國際市場競爭基本符合D-S壟斷競爭條件（假設Ⅲ）。換言之，考察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企業出口問題，D-S壟斷競爭條件（假設Ⅲ）的假設是比較適宜的。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化，各個產業，特別是出口相關產業潮涌現象洶涌，改變了國際市場的競爭情況。在理論上，潮涌現象作為中國經濟運行過程中的典型化事實（萬光彩等，2009）逐漸為各界所重視。其中，林毅夫（2007）及其合作者的后續研究對于推進這一問題的理論化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林毅夫（2007）這樣描述潮涌現象：“在投資前，每個企業都確信這個投資項目是個獲利極高的好項目，金融市場也會出現行為金融學所研究的‘羊群行為’，大量的資金投向這些項目，結果導致整個社會的過度投資，出現‘非理性繁榮’。等這些投資項目都完成以后，產能出現嚴重過剩，價格大幅下跌，投資回報遠低于當初的預期，導致大量企業破產……”而在中國大多數涉及出口貿易的行業中，潮涌現象表現得特別明顯，比如玩具業、紡織服裝業、稀土開采與冶煉等等。潮涌現象輕則加劇競爭，重則導致“中國買什么，國際市場就漲什么；中國賣什么，國際市場就跌什么”，是影響中國出口競爭力的重要因素（李軍等，2011）。
后續研究中，林毅夫等學者通過“行業中企業數目不確定”闡明了“潮涌現象”與產能過剩的形成機制（林毅夫等，2010），并指出中國與發達國家所處的產業發展階段不同，在發達國家鮮見的潮涌現象在一個以市場經濟為主而處于快速發展階段的發展中國家則可能頻仍出現。那么，發展中國家的宏觀經濟理論則需要一場新的革命（林毅夫，2007）。那么，對于Melitz（2003）模型而言，需要怎么革命呢？革命之后，新的假設重建的方向是什么呢？
由于“對哪一個產業是新的、有前景的產業很容易‘英雄所見略同’”，因此必須放松傳統宏觀經濟理論關于未來產業發展方向與企業投資相互無關，都接受市場價格，而市場價格不受企業投資影響的暗含假設；而需要關注“潮涌現象”引起相關產業產業結構、國際市場價格、技術進步等重要方面的影響，也就是說，國際產業轉移背景下的“潮涌現象”使得企業異質性、產業結構和國家比較優勢一起影響了國際貿易，而不僅僅是國家層面或產業層面的因素在起作用。具體地講，如企業規模、建立年份、資本密集度、所有權、人力資本、組織方式、技術選擇等方面特征的差異成為影響企業在國際市場獲得的價格、市場地位的重要因素，而不再是所有出口企業獲得給定的國際市場價格——進一步地，這里并不存在給定的國際市場價格，它是由國家比較優勢和受“潮涌現象”影響的產業結構，以及企業的異質性共同決定的。
因此，研究中國出口企業競爭力問題時，對于國際市場競爭條件的假設，應該分階段進行處理。在改革開放初期，接受假設Ⅲ是比較適宜的；隨著潮涌現象發展成為中國經濟的典型事實，放松假設Ⅲ是非常必要的。此時，由于不同行業的差異非常大，需要根據每個行業的具體情況，進行適當的修訂。
（二）生產率悖論的模型推導
根據前文的理論分析，我們考察存在顯著的出口補貼、企業關于國際市場的資源顯著優于國際產業轉移輸入國本國內市場時的情境下，中國企業異質性模型的修訂和擴展。根據前文的理論分析，中國企業異質性模型的前提假設需要進行修訂，從而其推論也發生了改變。
Melitz（2003）假設需進行這些修訂：假設企業在了解生產率狀況之后才會做出進入國際市場、國內市場或同時進入國際國內市場的決定（假設Ⅰ），假設出口存在一個小于0的固定成本，而進入國際產業轉移輸入國國內市場（后文簡稱本土市場）存在一個大于0的固定成本，換言之，企業可以選擇國際市場和本土市場兩個市場，兩個市場都有固定貿易成本，而非僅僅考慮進入國際市場，也非僅僅國際市場才有固定貿易成本（假設Ⅳ），假設市場競爭條件為D-S壟斷競爭條件（假設Ⅲ）。
說明：根據前文的理論分析，假設企業在了解生產率狀況之后才會做出是否出口的決定（假設Ⅰ）在這里并非必要，只對一部分行業企業具有適用性。這里，為了揭示生產率異質性與出口的關系而保留了假設Ⅰ。實際上，如果去掉假設Ⅰ，則會發現生產率差異與出口無關，或者說并不直接相關（推論ii），這是比利用后文推導得到的推論iii、推論iv更具有一般性的適宜于改革開放早期情境的推論。后文將本模型簡稱為中國出口企業異質性擴展模型（Ⅰ）。
如果企業僅在國際市場銷售，即專注于出口，
推論iii即意味著中國出口企業存在“出口—生產率悖論”。
（三）出口企業競爭力的多重異質性來源
在承接國際產業轉移過程中，中國出口企業其實可以粗略的分為三類：與外商投資相關的企業（記為F類企業）、生而國際化的企業（記為G類企業）、先有本土市場而后國際化的企業（記為E類企業）。下面分別分析這三類企業異質性與出口的關系。
1.F類出口企業多重異質性
在國際產業轉移中，跨國公司、海外華僑和港澳臺居民（雖然用自然人指稱，但實際上這二者一般在海外或港澳臺也是企業的相關代表，和跨國公司這種法人單位并無不同）等擁有海外市場渠道、生產資料、經營管理經驗等重要資源（Barney，1991）的投資主體，識別到中國改革開放后的創業機會，特別是利用廉價勞動力成本、各種出口補貼、各種外資企業優惠待遇等創業機會，將生產環節遷移到中國大陸或在中國大陸新建生產環節（后者意味著產能擴張），其產品銷售往其原有市場渠道（海外市場），從而形成的F類企業是中國改革開放出口的一大主力（江小涓，2002；王紅領、李稻葵、馮俊新，2006）。顯然，這類企業是否出口與生產率相對本土市場企業的高低并無關系。由于這類企業進入本土市場的成本比之出口更高，因此，其市場選擇的順序是先出口、再本土，那么，即使在實證檢驗中發現其生產率低于本土市場企業（即“出口—生產率悖論”）也毫不奇怪——不過，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本土市場企業生產率水平大多非常低，大多低于F類企業的生產率，雖然二者之間的生產率比較呈現為出口企業高于非企業，似乎是“出口—生產率異質性”的體現，實則與其理論問題毫無關系。總之，F類企業是否出口與生產率無關，生產率并非F類出口企業異質性，而是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2.G類企業多重異質性
在中國改革開放、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過程中，一些本土創業者借助其獨特資源（諸如海外親朋、海外學習經歷）和對中國本土國情的了解，充分利用中國的比較優勢，直接創辦“生而國際化”企業（楊學儒等，2008），參與到全球價值鏈中。客觀地，中國政府政策長期的出口創匯導向更是強化了這一類創業行為。對于這類出口企業而言，由于其常常僅僅是全球價值鏈的一個環節，不得不依賴于全球價值鏈而運轉（李軍、楊學儒，2011），脫離全球價值鏈的“銷售”成本變得極其高昂。這類出口企業創辦早期，常常是訂單式生產，進入國際市場的成本是相對較低的，價格一般較高，而進入中國本土市場的成本相對較高，假設（Ⅱ）并不適合。隨著中國經濟發展，G類企業潮涌現象頻仍，國際市場價格大幅下降，企業出口利潤變得微薄，G類企業常常開始在本土市場和國際市場之間權衡，Melitz（2003）意義上的出口決策出現了，即出口決策滿足假設（Ⅰ）。然而，由于G類企業缺乏本土市場的基礎，其進入中國本土市場的成本和此時進入國際市場的成本都不可忽略，放松假設（Ⅱ）的假設（Ⅳ）是比較合適的，此時，應適用于中國出口企業異質性模型（Ⅱ）。所以，前一個階段的G類企業，生產率與是否出口無關，而第二階段，生產率與出口相關，但并非必然是生產率高的企業選擇出口，而生產率低的企業選擇本土市場，孰高孰低取決于本土市場和國際市場的成本關系。換言之，G類企業生產率并不必然是出口企業的異質性，在第二階段是其中之一，但并非唯一影響因素。
3.E類企業多重異質性
E類企業實際上是西方文獻討論最多的所謂逐步國際化企業。E類企業經歷了激烈的國內市場競爭，在了解其生產率之后做出是否進入出口市場的假設，是Melitz（2003）意義上的出口決策，滿足假設（Ⅰ）。但是，E類企業的出口決策和前兩類企業的決策一樣受到中國長期的鼓勵出口、實際高出口補貼的政策因素的影響，這使得Melitz（2003）模型關于相對本土市場而言，進入國際市場存在一個大于0的固定成本的假設（假設Ⅱ）并不像發達國家情境那么適宜。自然，選擇出口與否的企業生產率高低與推論（i）也常常存在一些偏差。實際上，這類企業的出口決策也滿足中國出口企業異質性模型（Ⅱ），即生產率是影響出口與否的重要因素，但并非唯一。
總結這三類典型出口企業，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基本結論：生產率并非出口企業唯一異質性，實際上，存在多重異質性影響企業是否出口、影響著出口企業國際競爭力。換言之，出口企業競爭力來源并非單一的生產率異質性，而是多重異質性。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口企業所處的情境條件發生了顯著的改變，決定企業是否出口的異質性因素也發生了顯著的改變。在改革開放早期，F類出口企業是中國出口企業的主力。在當時鼓勵出口的政策氛圍和當時落后的基礎設施條件下，內地還是沿海企業，外資還是中資企業，中央企業還是地方企業，國有還是私營企業，大型抑或小型企業，這些企業異質性因素是當時決定是否出口、是否能出口的決定性因素。自然，此時決定是否出口的企業異質性因素主要是企業性質、企業區位、企業級別、企業規模等。另外，由于國家關于不同行業的政策存在較大差異，自然地，這些企業異質性因素的影響在不同行業存在較大的差異。
隨著大量G類企業參與到全球價值鏈，特別是G類企業潮涌現象突出之后，G類企業在重新選擇出口市場還是本土市場時發生了分化，一些企業繼續出口，一些企業成功轉到本土市場或兩個市場兼顧。此時，決定這種轉變（也即是否出口，抑或只二者兼顧）的影響因素主要是企業規模、企業品牌（市場號召力）、創新能力、人力資本、生產率等因素。
在E類企業決定是否出口的過程中，企業區位、企業規模、企業品牌（市場號召力）、創新能力、人力資本、生產率等都在起作用。當然，對于不同行業而言，主導型的決定性因素可能有所不同。
綜上，為便于實證研究，我們可以將中國出口企業的多重異質性初步概括為：企業區位、企業年齡、企業規模、創新、品牌、企業性質、企業級別、資本結構、人力資本、成長率、生產率等多重異質性上。
四、實證研究
（一）生產率悖論實證檢驗
1.樣本情況
本研究采用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1998—2007）作為數據來源，該數據庫收錄了年銷售額在50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所有工業企業的企業層面數據。由于本文研究制造業的出口貿易問題，因此我們選取其中行業代碼為13～43的30個細分制造業行業的企業層面的數據（如表1所示），這些數據包括企業的概況、工業總產值、出口交貨值、其他企業層面異質性等直接或間接數據，樣本容量非常巨大。樣本量最少的細分行業為煙草制造業，樣本企業數為2560；樣本量最大的細分行業為非金屬礦物制品業，樣本企業數為166209家；30個行業樣本企業數合計達到1911041家，對于本研究問題具有非常好的代表性。在將數據運用于正式分析之前，我們做了全面的數據檢查和異常值剔除工作。
為比較出口與非出口企業生產率差異，我們根據其出口交貨值與工業生產總值（當年價格）的比值將企業區分為多種類型。
首先，設定出口額占比EM為出口交貨值/工業生產總值（當年價格）。
計算公式如下：EM=出口交貨值/工業生產總值（當年價格）。
然后，根據EM值的大小，按照以下方式設置5個0-1變量，從而得到多種類型的企業。計算公式如下：
IE：是否有出口 EM＞0，IE=1，否則IE=0；
IU：是否出口主導 EM＞0.8，IU=1，否則IU=0：
EU：是否內銷主導 EM＜0.2，EU=1，否則EU=0：
GE：是否純出口 EM=1，GE=1，否則GE=0；
GI：是否純內銷 EM=0，GI=1，否則GI=0。
本文統計了1998—2007各年各行業各種出口類型企業的數目和分布情況。為節省篇幅，這里只列出4個中國出口最具有代表性的細分行業農副食品加工業（Hydm=13）、紡織服裝、鞋、帽制造業（Hydm=18）、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Hydm=40）和工藝品及其他制造業（Hydm=42）。檢驗結果表明，1998—2007年中國企業出口狀態，只有國際市場、只有本土市場、以國際市場為主、以本土市場為主、本土市場和國際市場并重的情況在不同行業的情況有著較大的差別，但普遍或多多少的存在。
從所有行業④的情況來看，中國制造業大部分行業還是純內銷企業為主，出口企業所占比例相對較低，不過，部分細分行業卻是一直以出口為主，甚至不少出口企業純粹只做出口，而不做本土市場。另一方面，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化，企業發展，是否出口也在發生變化。比如，農副食品加工業（Hydm=13）是一個典型的內銷為主的行業，1998—2007年出口企業的比重維持在15%左右，約75%的企業只在國內市場銷售；進一步地，出口交貨值占工業總產值比重在80%以上的企業僅為行業企業的約5%，而純粹只做出口的企業僅占行業企業數目的2%。紡織服裝、鞋、帽制造業（Hydm=18）和工藝品及其他制造業（Hydm=42）則是中國典型的出口行業，兩個行業基本上都有超過50%的企業從事出口，而且這兩個行業出口交貨值占工業總產值比重在80%以上的企業、純粹只做出口的企業僅占行業企業數目數目都比較高，紡織服裝、鞋、帽制造業（Hydm=18）出口交貨值占工業總產值比重在80%以上的企業在35%左右，純粹只做出口的企業在20%，工藝品及其他制造業（Hydm=42）出口交貨值占工業總產值比重在80%以上的企業2002年前在15%左右，而之后多年達到48%，純粹只做出口的企業在2002年前在7%左右，而之后多年達到20%。而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Hydm=40）出口企業在行業中的比重在不斷增大，1998—2000年，該行業基本上是純內銷企業為主，約75%的企業不做出口，而到了2005—2007年，出口企業占了半壁江山，約占50%，以出口為主的企業（出口交貨值占工業總產值比重在80%以上）也達到約25%。
是否有出口（IE）、是否出口主導（IU）、是否內銷主導（EU）、是否純出口（GE）、是否純內銷（GI）這五種類型企業的統計結果表明，中國制造企業的出口情況相當復雜，各個細分行業相差較大，對其細分進行分析是避免謬誤的有力工具，是非常必要的；基于整體分析的任何結論都必須經過細分行業的檢驗才真正可靠。
2.生產率悖論檢驗結果
估算生產率主要有兩種方法：參數和非參數方法。參數方法要求測算生產函數的具體形式，在此基礎上，再進行生產率的估算。參數方法最常用的是索洛余值法。這種方法能夠克服隨機因素對生產率估算的不利影響，但是只有在樣本容量非常大的時候，這種估算方法才比較有效；另一方面，這種估算方法的有效性還依賴于模型設定的準確性，模型設定偏差將導致結果存在偏差。非參數估計估算方法并不依賴于特定的生產函數形式，可以避免模型設定引起的偏差，而且并不要求較大的樣本容量，在樣本較少時是較為適宜的方法。不過，非參數方法對于隨機因素的影響無法識別，而且在樣本量較大的時候導致計算工作量非常巨大，從而使得估算生產率的成本非常高。
基于數據庫樣本容量的情況，本文借鑒Griliches和Mairesse（1990）、Head和Ries（2003）和李春頂等（2010）的研究方法，采用索洛余值法計算近似全要素生產率（Approximate TFP，后文簡ATFP），其計算公式為：
ATFP=lnQ/L-s*lnK/L
并借鑒Griliches和Mairesse（1990）和李春頂等（2010）等的研究將s取為1/3。即計算公式為：
ATFP=lnQ/L-1/3*lnK/L
進一步地，為了避免s取值1/3可能引起的誤差，本文計算了勞動生產率（LTFP）以加以檢驗。勞動生產率的計算公式如下：
LTFP=lnQ/L
其中，產出Q選用工業增加值（當年價格）作為當年的工業增加值（李春頂等，2010），而沒用選用工業總產值（基年價格），并利用工業品出產價格指數（以1985年為基年，PPI=100）進行平減。資本投入K選取固定資產凈值年平均余額，并利用工業品出產價格指數（以1985年為基年，PPI=100）進行平減。勞動投入L選取全部從業人員平均數。其中，在數據庫中沒有工業增加值的2001年數據中，用公式“工業增加值=產值現行價-中間投入+應交增值稅”計算出工業增加值。
在計算出各行業的生產率后，我們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分細分行業檢驗出口與非出口企業生產率差異。為節省篇幅，這里僅報告了將企業分成有出口和無出口企業兩類進行的獨立樣本T檢驗結果，檢驗結果匯總在表2。
實證結果顯示，“出口—生產率異質性”、“出口—生產率悖論”在不同行業中或多或少的存在。這表明，出口企業競爭力來源不僅是生產率，在某些細分行業、某些出口階段甚至不是生產率。
3.多重異質性變量選取與測量
根據前文分析，除生產率之外的多重異質性包括企業區位、企業年齡、企業規模、創新、品牌、企業性質、企業級別、資本結構、人力資本、成長率等。
企業區位，本研究將中國制造業企業區位分為是否沿海地區企業，按照遼寧、河北、天津、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福建、臺灣、廣東、廣西、海南視為沿海企業，取1，否則為0，設立0-1類型變量CO。
企業年齡，Eyear=年份-企業成立時間（年份）。
企業規模，本研究選擇主營業務收入，并對其取自然對數（以消除潛在異方差影響）作為企業規模的工具變量，記為lnIC，為連續變量。
創新，本文采用新產品產值占比lnP、研發費用占比R&D兩個指標。lnP新產品產值占比=新產品產值/工業總產值（當年價格）；R&D研發費用占比=研究開發費/主營業務收入。
品牌，品牌反映市場號召力，是出口企業重要的異質性，一般可以用廣告費占比和無形資產來測量。本文采用廣告費占比來反映企業對品牌建設的重視程度、采用無形資產來衡量企業實際建立起來的品牌價值大小。指標使用時，廣告費占比AdP為廣告費占主營業務收入的比重，無形資產做取自然對數處理（以消除潛在異方差影響），記為lnIt。
企業性質，這里主要選取是否國有企業NF，是否外商投資企業FF，是取1，否則為0，是兩個0-1類型變量。根據代碼對應表，將登記注冊類型變量轉換成以下變量：NF是否國有企業，代碼=110、141、151為1，否則0；FF是否外商投資企業（所有外資、港澳臺參與的都算），代碼=300、310、320、330、340為1，否則0。
企業級別，考慮到出口資質獲取對企業級別限制的差異，這里選取兩個類型變量指標，是否中央直屬企業CL、是否地方企業LL，是為1，否則0。
資本結構，考慮企業資本構成中外商資本所占的比重。本文選取兩個指標，一個是凈外商資本比重FPnet、一個是總外商資本比重FPall。
人力資本，中國工業數據庫涉及人力資本測量的指標有三類：員工學歷和職稱、工資總額、員工教育費支出。學歷和職稱僅在極少的年份有報告，數據缺失，不能反映總體情況；員工教育費支出的數據也有不少缺失，可以作為候補指標；通過工資總額除以員工人數，可以得到人均工資，這能很好的反映人力資本的平均存量，包括了學歷、職稱、技能和經驗等因素在內。本文選取平均工資AW和職工教育費lnedu取自然對數的值作為人力資本的測量。成長率，選擇收入成長率IP和雇員成長率EP。
進一步地，我們中國制造業各行業企業的多重異質性進行了描述性統計，并分出口和非出口企業進行了顯著性差異比較。檢驗結果表明中國有無出口企業在企業區位、企業年齡、企業規模、創新、品牌、企業性質、企業級別、資本結構、人力資本、成長率等的差異是顯著的。這表明，中國制造業出口企業多重異質性確實是穩定存在的。總的來看，出口企業高于非出口企業顯著異質性有企業區位、企業年齡、企業規模、創新、品牌、企業級別、資本結構、人力資本，而出口企業成長率、利潤率低于非出口企業，而企業性質方面，不同行業之間有一定差異。另一方面，從不同細分行業來看，在企業區位、企業年齡、企業規模、創新、品牌、企業性質、企業級別、資本結構、人力資本、成長率等多重異質性上的差異并不明顯。
4.出口競爭力來源回歸模型
接下來，我們通過分步回歸方法檢驗中國制造業各細分行業生產率異質性和本文提出的多重異質性與出口行為的關系，以檢驗多重異質性相對于生產率異質性而言是否是必要的，對于解釋出口行為而言是否是有效的。
分步回歸的實證檢驗模型如下：
（1）檢驗生產率異質性、其他多重異質性對是否出口的影響。
第一步，構建概率回歸模型
第二步，在概率回歸模型中加入其他多重異質性
第四步，做只包含生產率之外的多重異質性的概率回歸模型
第五步，檢驗是否大于0。如果大于0，則表明生產率之外的多重異質性在中國情境下對企業是否出口的解釋能力比生產率異質性更有效。
（2）檢驗生產率異質性、其他多重異質性對出口占比，也就是出口多少的影響。
第一步，構建線性回歸模型
第二步，在線性回歸模型中加入其他多重異質性
第四步，做只包含生產率之外的多重異質性的線性回歸模型
第五步，檢驗和是否大于0。如果大于0，則表明生產率之外的多重異質性在中國情境下對企業是否出口的解釋能力比生產率異質性更有效。
5.回歸分析結果
在進行回歸分析之前，我們對其進行了Husman檢驗以選擇恰當的模型。為節省篇幅，這里選取報告四個代表性行業13、18、40和42的回歸結果，如表3～5所示。
回歸分析結果表明，（1）生產率異質性并非中國制造業大多數細分行業企業是否出口的唯一異質性，一些行業細分行業（如行業13）企業生產率正向影響是否出口（也就是說生產率高的企業選擇出口），這和Melitz（2003）模型的預測一致；更多行業的情況（如行業18、40、42）并不符合Melitz（2003）模型的預測，企業生產率負向影響企業出口（也就是說生產率低的企業反而選擇出口）。（2）企業區位、企業年齡、企業規模、創新、品牌、企業性質、企業級別、資本結構、人力資本、成長率等多重異質性不僅和生產率異質性一樣對企業是否選擇出口具有解釋力，而且其解釋力勝過生產率單一異質性，說明在中國情境下多重異質性比生產率單一異質性更適宜。（3）企業區位、企業年齡、企業規模、創新、品牌、企業性質、企業級別、資本結構、人力資本、成長率等多重異質性不僅對企業選擇是否出口具有解釋力，而且對于企業出口多少，即在本土市場和國際市場的比重，也具有解釋力，這也是其優于企業生產率單一異質性之處。
五、結論與討論
（一）基本結論
本文基于新興的新新貿易理論和中國現實，通過對新新貿易理論的前提假設分析，發現新新貿易理論是建立在國際產業轉移輸出國（發達國家）情境、先本土市場后國際市場而逐步國際化的跨國公司為研究對象的基礎上的，自然地，新新貿易理論的中國化受到中國情境與其原假設情境差異的影響。然后，本文結合國際產業轉移理論、全球價值鏈理論和反映中國情境典型事實的潮涌現象理論，探討了在新新貿易理論中國化過程中放松假設，發展適宜于中國情境的新新貿易理論。在研究中，本文指出，中國化的新新貿易理論應該是多重異質性基礎上的異質企業模型，而不是西方文獻的單一異質性。在此基礎上，本文放松了新新貿易理論經典模型Melitz（2003）模型的前提假設，推導了生產率悖論的產生機理。在此基礎上，本文探索性提出多重異質性是中國出口企業競爭力（是否出口、出口多少）的來源，并結合改革開放以來不同階段的代表性出口企業進行了分析，指出了主要的多重異質性因素。本文研究發現，中國制造業各細分行業在出口問題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在按照行業代碼13～43（沒有38）進行細分的基礎上進行了實證檢驗。本文首先檢驗了Melitz（2003）經典模型在中國情境的適用性問題。Melitz模型指出，生產率差異是企業選擇出口與否的異質性因素，生產率高的企業選擇出口，而生產率低的企業不出口。實證檢驗表明，在多個年份、多個行業普遍性地出現了“出口—生產率異質性”和“出口—生產率悖論”（李春頂等，2010）并存的情況，即出口企業生產率高于非出口企業、出口企業生產率低于非出口企業并存。這一實證結果也表明，生產率差異不是中國企業“出口—異質性”因素的全部，至少不是唯一重要的異質性。
本文接下來檢驗了中國出口企業多重異質性，發現，企業區位、企業年齡、企業規模、創新、品牌、企業性質、企業級別、資本結構、人力資本、企業成長率、企業生產率等多重異質性是中國企業是否出口的決定性因素。進一步地，實證檢驗發現，企業區位、企業年齡、企業規模、創新、品牌、企業性質、企業級別、資本結構、人力資本、成長率等多重異質性不僅對企業選擇是否出口具有解釋力，而且對于企業出口多少，即在本土市場和國際市場的比重，也具有解釋力，這也是其優于企業生產率單一異質性之處。多重異質性的解釋力勝過生產率單一異質性，說明在中國情境下多重異質性比生產率單一異質性更適宜。
（二）討論
本研究從理論機理和實證層面證實了生產率單一異質性的不足，并進而對多重異質性進行了探索。由于相關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仍有很多尚未涉及或不夠深入的內容，值得展開進一步的持續的研究。
首先，改革開放后中國出口企業競爭力的變遷是一個跨越了30多個年度的長期變遷過程，我們的分析描述了這個過程中影響中國出口競爭力變遷的一些重要因素。限于學識和相關研究的進展，可能有重要的影響因素被忽略了。這一方面需要更加深入的理論分析高屋建瓴，另一方面需要大量的案例分析以揭示更多重要細節。
其次，實證研究的限制。目前，能較好地用于分析中國出口企業競爭力變遷的微觀數據僅有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該數據庫的最早數據是1998年。因此，本文不能通過統計分析以了解改革開放前20年中國出口企業競爭力來源的變遷情況。數據的限制使得本文的實證結論在推廣到改革開放后更長的歷史區間時需要謹慎考察其適用性。
感謝審稿人的意見，文責自負。
①路徑依賴理論認為前期的行為選擇會產生路徑依賴，從而影響后期的選擇。對于出口企業而言，如果多年都是完全從事出口，路徑依賴，而不是其它因素可能直接導致其繼續從事出口。同時，路徑依賴也增加了其轉向其它選擇的成本。
②換言之，假設出口存在一個小于0的固定成本，或者說邊際成本，反而是比較貼近加入WTO之前中國出口的長期現實的。
③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意大利的家具業。意大利的家具業產業集群大多都是出口企業，而且規模一般也不大，但是由于企業之間高度差異化，在國際家具市場上，意大利出口企業之間鮮有直接的價格競爭，多是定位分明的差異化競爭，其競爭情況類似于壟斷競爭，而非完全競爭。
④為行文流暢和篇幅限制，本文沒有報告全部數據分析表格，感興趣的讀者可向第一作者索取。
作者介紹：李軍，廣東工業大學經濟與貿易學院，汕頭大學粵臺企業合作研究院，E-mail：junzihust@163.com（廣州 510520）；劉海云，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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