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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時期的經濟結構調整及相應的財政政策
一、十五時期經濟結構調整的特點與目標結構調整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基本因素之一。從一定意義上說，經濟發展是通過結構的規律性調整和轉換而實現的。在結構調整中，通過技術進步、產業轉換、體制和組織創新，一方面淘汰落后生產能力，另一方面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從而為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提供動力。結構調整具有顯著的階段性特征，一個新的增長階段的形成，往往伴隨著一次大的經濟結構調整。我國經濟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也清楚地顯示了結構調整和轉換推動經濟發展的規律性。近些年來，在經濟全球化沖擊下，原有分工格局和資源配置方式正在發生歷史性的重要轉變。發達國家在調整，新興工業化家、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軌國家也在調整，盡管調整的內容、難點各不相同。我國經濟經過20多年的高速增長，正處于一個重要轉折時期，或者說，已經到了一個不經過大幅度結構調整經濟將難以獲得進一步增長動力的關鍵時期。
“十五”時期進行的新一輪結構調整，與前兩次大的結構調整相比，在發展階段、體制條件、外部環境等方面都有了顯著不同，因而就有了同以往不同的特點。
首先，是在短缺經濟結束、傳統產業普遍供過于求的背景下進行的“升級型”的調整。供求關系格局的歷史性變化，是在90年代初、中期經濟高速增長后出現的。當然，相對于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水平和依然具有的增長潛力，供過于求、生產過剩是階段性、結構性的。這恰恰構成了進行新一輪結構調整的理由。近幾年來，出現了某些通貨緊縮的趨勢。國家實行了以擴大內需為重點的一系列宏觀經濟政策，對穩定經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要把宏觀經濟的短期波動和經濟增長的中長期動力問題區分開來。發掘我國經濟中蘊含的巨大潛力，使今后較長一個時期國民經濟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關鍵在于新一輪的結構調整，重點在于結構升級。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初的結構調整是“補課型”的，90年代初的調整是“填平補齊型”和“升級型”的結合，那么新一輪的結構調整將主要是“升級型”的。
其次，是在經濟全球化趨勢加快，我國即將加入WTO的背景下進行的“適應型”調整、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國際范圍的生產、采購、銷售、金融和企業組織形式正在發生重要變化，強強合并層出不窮，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日益加快。在這種情況下加入WTO，實質上是按照一套國際社會認可的規則面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利弊如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的應對戰略和策略，取決于國內體制改革和結構調整的狀況。就結構調整而言，其重點是在已有對外開放水平上，依據我國國情，進一步擴大、加深與國際經濟的融合，充分發揮我國現有和潛在的比較優勢，明確哪些行業已具備較強的國際競爭力而應重點發展，哪些行業具有潛在競爭力而應著力培育，哪些行業在可預見的將來難有競爭力而應“積極放棄”，從而進行“有進有退”的結構性調整。從這個角度看，新一輪結構調整應當是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致力于提高我國產業國際競爭力的“適應型”調整。
第三，是在技術進步加速，正在對經濟全局產生革命性影響的背景下進行的致力于技術結構升級的調整。近年來技術創新層出不窮，特別是以互聯網為基礎的信息技術發展，給傳統的交易和生產方式帶來革命性的影響。我國正處在傳統工業化尚未完成的階段，如何不失時機地積極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縮短與發達國家在一些重要領域的技術差距，同時更多地注重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提升其技術含量、附加價值和市場競爭力，如何形成基于企業和市場，同時得到政府合理指導和支持的技術創新與應用機制，都是新一輪調整中必須著力解決的問題，由此帶動的技術結構升級也將成為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內容。
第四，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取得重大進展，改革進入攻堅階段的背景下進行的旨在形成結構調整新機制的調整。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初步形成，但舊體制遺留下來的某些深層矛盾依然存在，經濟轉軌中又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我國經濟結構的不合理，很大程度上根源于這些矛盾和問題。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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